可笑的文人风骨！梁漱溟公然顶撞毛主席，晚年却又为何后悔不迭？

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也是一位可叹的文人。

1953年9月8日，在全国政协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总理做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彼时的新中国，即将迎来建国3周年，在此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新中国实现了建章立制的重要使命，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重任，打赢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奇迹，为圆满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任务，开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周总理的报告是在新旧历史交汇期，对未来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擘画。

因此，集思广益、倾听各界人士的声音尤为重要。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竟然出现了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巨大风波。

9月11日下午，毛主席、周总理重托作长篇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发言期间，突然语出惊人。

根据《梁漱溟问答录》的记载，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指出：

过去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却转移到城市，导致乡村逐渐空虚。近几年来情况尤其严重，工人生活提高很快，乡村农民却依然很苦，但城市又拒绝农民进城。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此言一出，立刻在会上引发轩然大波，尤其是“九天九地”之说，令毛主席极为不悦。

随后在9月12日的即席讲话中，毛主席进行了不点名批评，指出：

“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是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的，不容破坏的。”

毛主席的批评令梁漱溟非常不满，于是深感被误会的梁漱溟写信给毛主席解释，两人在13日晚上进行了20分钟的会谈，但误会未能澄清，两人会面不欢而散。

从14日开始，批评梁漱溟的声音越来越多，梁漱溟在16号登台发言，一再强调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批评毛主席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但这样的表态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反作用。

17日，批评梁漱溟的情况更多，有代表甚至批评梁漱溟是“用笔杀人的伪君子”，深感被误会的梁漱溟越发不服气。

18日，梁漱溟要求在会上发言，尽管做了充分准备，梁漱溟也讲了很多，但依然未能达到化解误会的目的，与会代表对梁漱溟的批评已然铺天盖地。

毛主席指出，梁漱溟冒充农民代表，说他是反对建设总路线的人。

眼见火药味越来越浓，梁漱溟倔劲上头，对着毛主席说：

“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你毛主席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回：

“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再说：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没有这个雅量，您将失掉我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再回：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对：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怒回：

“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两人的唇枪舌战，震惊全场，很多代表忍无可忍，强烈要求梁漱溟不要胡言乱语，立刻“滚下台去！”

但梁漱溟坚持要求继续把话说完。

毛主席语气逐渐冷静，心平气和地说：

“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讲要点好不好？”

梁漱溟答：

“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度大哗，毛主席几次允许梁漱溟“再讲十分钟”，但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最后毛主席提出举手表决，以投票结果决定是否同意让梁漱溟继续讲下去。

尽管毛主席举手同意，但大多数与会代表则强烈反对，最终梁漱溟在一片谴责声中被轰下发言台，从此闭门不出，也再未和毛主席见过面。

尽管毛主席在事后指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并最终给予了“”虽有‘反动’，但是不是反革命，可以批判，但是要给‘出路’”的评价，对梁漱溟的一切待遇照旧，但梁漱溟却从此彻底淡出了政治舞台。

而梁漱溟晚年的反思，也为当年的争论写下了最好的注解。

1983年，90岁高龄的梁漱溟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对当年自己“无知无畏”的行为惭愧至极。

说到动情处，泣不成声的梁漱溟哽咽地说：

“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话。这件事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手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

根据张昌华《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的书中记述，1987年，94岁高龄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向毛泽东“要雅量”而酿成“廷争面折”僵局的论争时再度反思：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一个倔强的老人能做到如此反思，殊为不易，这无疑是梁漱溟先生的可贵之处，但实事求是地说，“宁折不弯”的所谓风骨，遮挡了梁漱溟的眼光和思想，使其直到与世长辞，也未能彻底领域到毛主席的智慧，更体会不到毛主席的一片苦心。

俗话说“性格即命运”，梁漱溟的“倔”，和他的“年少有为”密切相关。

虽然梁漱溟幼年体弱，生活自理能力也远比同龄人更晚，但早已被预见活不到长大的梁漱溟长大后竟然很少生病，而且学习天赋惊人，是周围人眼中的神童。

1913年，梁漱溟发表《社会主义粹言》，1916年发表《究元决疑论》。由于名声在外，这位初中学历的人才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印度哲学概论”也成为北大门庭若市的课程。

在北大任教期间，梁漱溟与同到北大任教的杨昌济成为忘年交，而彼时青年时期的毛主席作为杨昌济在湖南师范的学生，此时正暂居在杨家勤工俭学，由于经常给梁漱溟开门，两人有了一面之缘。

由于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自杀，梁漱溟一度消沉，甚至想过自杀和出家，虽然最终都未能成行，但也让梁漱溟“大彻大悟”，从此梁漱溟不再单一地研究文化、历史、佛学或哲学，而是将所学与国家及社会的命运结合起来，完成了从“入世”到“出仕”的蜕变。

在那个文盲率高达90%以上的旧中国，学富五车是梁漱溟最大的底气，但梁漱溟作为学问高深的文人，也深感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于是在1924年，梁漱溟从北京大学辞职，开始在大江南北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先在广东，又在河南，但在动荡的时局下，梁漱溟村治试验屡屡夭折。

最终，梁漱溟在颠沛流离中落脚山东，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推行“村治试验”，建立了著名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乡村建设派”。

1937年山东省沦陷后，梁漱溟的社会实践被迫中止，《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后，梁漱溟随后担任了国防参议员。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危急关头，梁漱溟千里迢迢到延安与毛主席两次会面，对抗日战争的结局以及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了详细的交流。

作为曾支持康梁维新、追随过孙中山且有农村治理实践的人，梁漱溟对国家命运倾向于社会改良，这与我党的主张背道而驰，但毛主席依然耐心倾听，其胸怀天下的眼界和胸襟，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埋下了梁漱溟反对蒋介石，拥护我党的重要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民盟代表的梁漱溟积极奔走与国共之间，展现出了为建立新中国而不懈努力的热忱。1946年梁漱溟再度造访延安，就中国的命运问题与毛主席等领导人进行深谈。虽然分歧依然巨大，但毛主席重在倾听，本次会面也没有出现争吵。

然而，梁漱溟依然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解放战争期间，面对蒋介石的龌龊伎俩，尤其是暗杀第三方人士的罪恶行径，梁漱溟虽有大无畏之勇，却无救国救民之能。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让梁漱溟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但从第一次窑洞会面的争论引申的“道路之争”，依然横亘在梁漱溟的心里，最终引发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正面交锋。

因为前半生的所学所感，尤其是山东6年村治试验的得失，让梁漱溟更加坚定了中国希望在乡村，乡村振兴在教育的思想。

平心而论，这样的言论并无不妥，毕竟直到今天，“三农”问题依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但问题是，教育真的能够起到振兴乡村的作用吗？历史发展证明这是真正的一厢情愿，而梁漱溟以教育推动乡村道德水平的提升，进而以道德撬动整个农村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乡村乃至国家的工业化，则更是不着边际的天方夜谭。

很多人高度肯定梁漱溟的深入基层并为民请命的精神，并盛赞梁漱溟忧国忧民。毕竟主动放弃优渥的生活深入底层乡村摸爬滚打需要莫大勇气，放弃阶级身份为底层农民振臂高呼也是无畏担当。

但问题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不切实际的热忱，如同开水浇树，带来的结果就只有灾难。

而除了兴国方式欠妥，梁漱溟的另一个缺陷在于，作为老师，梁漱溟也是不合格的。

梁漱溟的治村思想，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口号，试图以“政教合一”的思想，推动“社会学校化，学校社会化”，将乡村打造成一个道德秩序井然的学校。

但问题是，没有经济基础的教育根本就是无根之水，梁漱溟的高昂热情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磨殆尽。更尴尬的是，除了内部难以自洽。梁漱溟面对外部军阀混战的兵荒马乱根本无计可施，毕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梁漱溟不可能指望那些走马轮换的大头兵被他的儒家仁政彻底感化。

所以，没有社会阶层的“以旧换新”，梁漱溟的文教运动收效甚微，其积极奔走的身影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批判。

在静夜史看来，梁漱溟最大的缺陷，不在于儒家仁政兴国的理想主义，而在于虽然身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前行，但灵魂却始终蹒跚不前。所以他的认识，尤其是对乡村的认识，存在着巨大偏差，所谓理想主义，本质上就是幼稚。

在优秀影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岳父田墨轩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角色，作为学富五车的文人，他和李云龙多次发生激烈矛盾，尤其是关于党派。田墨轩认为，一个国家的各个党派可以坐下来共商国是，根本没必要“同室操戈”打打杀杀。

由于影视剧处理手法的偏好，真正占理的李云龙反而显得粗鲁蛮横，无形中给田墨轩增加了更多同情分。

而田墨轩作为民国时期走来的知识分子，与梁漱溟并无二致。他们认知上的最大缺陷，在于看不到阶级的存在，不承认阶级矛盾的剧烈斗争，这一点在1938年梁漱溟与毛主席的探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就引出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如果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存在，那么国家和民族各是什么？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人民横向分为阶级，纵向分为民族，这意味着阶级和民族相辅相成，本质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角度。那么如果阶级不存在，民族何以立身？而如果民族不存在，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又是什么本质？说直白点，梁漱溟的忧国忧民，到底忧的是什么样的国家？

所以，梁漱溟认识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对反对派的穷凶极恶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如此，梁漱溟还看不到国际形势的风云激荡，对工业化积累的必要步骤鼠目寸光，对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难以接受，对工农联盟缺乏信任。所以，这个自认为很懂乡村的大儒，和毛主席产生了难以调和的争论。

梁漱溟应该深知，早在1927年，毛主席在经过长期的实地调研，就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经典著作。作为梁漱溟的同龄人，毛主席对乡村本质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最终也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

所以，梁漱溟晚年的反思并不彻底，所谓“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也充满着孤傲和不服。但再多的坚持和不甘，也阻挡不了梁漱溟们的最终落幕。

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历史将之改辙”的预言，也在打脸中彻底没入尘埃。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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