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两年 2

供给制时期，我舅舅每月按时到乡政府领取我四兄妹的口粮，虽粗茶淡饭，“饥”尚能对付；“寒”下边再说。
难忍的是，长时间对父爱母爱的渴求，这是人之常情啊！
最难熬的是严冬。晴天，我光脚丫跑，雨天，穿着“鞋zhao”（土语，农家自制底部带铁钉的雨靴，我至不知这“zhao”在汉语中是什么字）一步一脚印去学校。
四壁透风的教室里，不少同学和我一样，冻得身颤抖，鼻涕流。我的同桌好友魏文臣，常拎火笼（乡下竹编的一种烤火取暖用具）到学校，不时让我伸过脚去烤一烤，偶获温意。下课铃响，大家跑出去紧靠墙壁排成排，从两头使劲往中间挤，用我们儿时称为“挤油渣儿”的招数，相互取暖。参与者多为男孩，亦不乏女生。
太冷了！连续两个冬天，我的脚后跟都长冻疮化浓，留下两块疮疤至今。
整个冬天，没洗过澡，没换过内衣。天暖脱衣看，虱子、虱卵无数，我用“火屎儿”（土语，烧红的木炭）去烫，只听啪啪炸响。
这两年，无论谁遭病痛，从未看过医生，全都是老外婆土法对付，硬扛过去。记得我发高烧时，外婆刮锅烟灰敷我的肚脐眼；吃积食了肚子巨烈疼痛，则让我趴在床上，搂肚子抖三下，再提背梁筋三下，往复数次……别说，这些招数还真的管用，要不我们怎么能顺利地熬过这两年。
1954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即将到来，我父亲受命回苟洲坝主持工作，母亲亦返乡出任石门区供销社人事股长。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终于回到了老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