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两年 1

1952年，云峰小学，我一年级会考夺冠。按家乡风俗，同伴们要抓住“头名”灌辣椒。班主任宣布完成绩，我见势不妙，撒脚外跑，几位好事者穷追不舍。在一尊大石包上，我不慎踩到青苔，摔了个四脚朝天，躺着不能动弹。追赶者见状，转身蹓掉。我虽免遭灌辣椒，可后脑勺留下了一个大青包，后悔不如认罚也。
就在放暑假时，我家出现很大变故。
我母亲江裕美，上过几天私塾，识几个字，又因是支持土改、参与成渝铁路建设的积极分子，被县委组织部调去参加“肃反”工作（因工作保密，近两年与家庭断绝联系）；父亲也被调到乡政府任驻村干部。我和弟妹四人，离开苟洲坝老糟房，借养在天台村小屋基外婆家，我转学到天台小学上二年级，直到54年重返苟洲坝。
天台小学在远离小屋基四里开外的江家祠堂——今天在微信地图上可找到的地标“石柱堂”。
这是我深感难熬的两年。
弟妹尚幼，最小的刁四才两岁多，连屋檐下很窄的阳沟都跨不过去。晚上，我们同外婆、堂兄六人挤在一间小卧室的两张床上，无论冬夏，铺的都是那张竹编的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