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欧中真正的风险是“去风险化”

自今年上半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华后，近几个月来，欧盟高层开启了一系列访华之行，涉及气候、数字、经贸、环境、能源、外交等诸多领域。然而近段时间，欧盟开启了对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反补贴调查，并正在考虑对中国风电行业进行调查，中欧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未得到明显缓和。

对于当前的中欧关系，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葛莱登·帕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虽然欧中交往有所增加，但欧中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改善，仍存在很多令人担忧的层面，需要各方采取更多的行动。

10月23日，帕平在北京出席了由全球化智库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会议期间，来自中国、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近100位知名智库专家就全球秩序、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探讨。

帕平在会议间隙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在谈到欧盟近期一再强调的对华“去风险”政策时，帕平表示，“去风险”才是欧中关系真正的风险。“欧中应该进行合作，并且应该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开展合作。”他进一步指出，民调显示欧洲普通民众都希望看到欧洲和中国有更多经济交流与合作，欧盟领导人应该看到这一点，并认识到和中国关系破裂只会让欧洲付出更大的代价。

事实上，帕平认为，欧盟方面需要更加谨慎，以免欧中关系因美国向欧洲施压而进一步恶化。他强调，欧洲需要尽可能地尝试制定自己的道路，需要与中国增加对话与交流，避免产生误解。“与中国进行密切的经济交流符合欧洲的利益。”他说。

坚持“去风险化”难以推进欧中合作

新京报：今年以来，欧盟高层领导人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你怎么看待这些访问，这是否意味着中欧关系正在改善？

帕平：我认为当前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仍没有得到足够的改善。在我看来，中国和我们这些支持欧中建立牢固关系的人确实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现在，这些都还只停留在口头层面。

我认为，欧中关系很多层面都有令人担忧的迹象。我们需要更加谨慎行事，以免欧中关系因美国对欧洲施压而恶化。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情况，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正越来越大。

但我认为，与中国进行非常密切的经济交流符合欧洲的利益，这也是为何匈牙利总是对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强烈表态。但从欧洲内部来看的话，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新京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本月访华时曾表示，尽管欧中之间存在分歧，双方仍有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但他也再次提到了“去风险”。你怎么看这一表态？

帕平：我对博雷利先生表示敬意，但实际上这么说的欧盟官员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仍然将“脱钩”“去风险”作为主要的对华理念。所以他们现在的说法是，降低风险是目标，但仍然可以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

但匈牙利方面的观点是，真正的风险是“去风险化”，这是我们外交部长说的话。我们的观点是，应该进行合作，并且应该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开展合作。

其实最重要的是理念。如果欧洲的理念是“去风险化”，那么欧中之间就不会有太多合作，这些平台将消失，双方的理解点会减少，双方对对方的投资机会也会减少。但如果欧洲的理念是互联互通、如果欧洲能够恢复自身实力并自信起来，那么双边投资机会会增加、文化交流会增加、技术合作会增加。

新京报：很多人都说匈牙利是“最西边的东方国家”和“最东边的西方国家”。那你认为匈牙利是否可以成为改善中欧关系的积极力量？

帕平：因为匈牙利的地理位置和东西方共有的文化元素，我们相信匈牙利是一个重要国家。我们希望成为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交汇点，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是了。如果西方人愿意接受这一点，那么匈牙利推动交流的机会会增加。

我认为，匈牙利能同时理解西方思维方式和东方思维方式。它确实是欧洲的一部分，但它也是一个经济非常开放的国家。因此，有很多中国投资的工厂、交通枢纽、铁路正在建设中。匈牙利在推动东西方贸易方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希望未来这种机会会增加。

欧洲民众希望与中国有更多经济合作

新京报：我了解到，你此次访问中国先后到访了上海、北京两座城市，也和许多中方的学者展开了对话交流。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吗？

帕平：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8年，今年5月第二次，中间时隔25年。因此，我对中国的整体发展、基础设施质量、城市发展、交通等感到很惊讶。我这次访问了上海和北京两座不同的城市，一个是金融中心，一个是首都，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我认为从政治、商业和学术的角度看问题非常重要，这次访问我觉得成果非常丰富。我也非常期待以后去其他中国城市访问。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在中欧关系陷入困境之时，学者、智库之间的交流在推动中欧之间加深了解方面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帕平：智库、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是整个欧中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进行这些交流，双方很容易造成误解。所以无论是在匈牙利、其他欧洲国家还是在中国，这些智库现在履行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我们可以自由地交换观点，这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为决策提供支持。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们损失了很多交流的机会，现在这些关系正在重建。

新京报：欧洲普通民众的对华情绪是如何的？

帕平：匈牙利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欧洲普通民众的态度是，希望看到欧洲与中国有更多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因此，欧洲应该尽可能地尝试制定自己的道路，而这需要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首先需要倾听人民的意见，然后认识到不可能打破和中国的关系，因为欧洲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欧洲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包括更高的能源成本，以及全球经济不稳定带来的影响等。不幸的是，由于对美国存在很强的军事依赖，一些欧洲人不愿意探索和中国的关系。但随着局势变化，我想会有更多的欧洲人再次关注这个问题。

欧盟需要走向战略自主

新京报：在你看来，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冰冻期的背景下，欧盟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态度？中国、美国、欧盟应该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帕平：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多考虑地缘政治影响，而应该考虑不同类型的权力，包括军事权力，但也有经济权力、文化权力、跨国问题等。很明显，欧盟目前的军事权力非常小，但它是一个拥有数亿人口和深厚人才知识储备的巨大经济体。对于欧盟来说，它需要朝着“战略自主”的方向前进，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但从整个世界层面来看，我们不应该将世界视为一系列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这方面美国、中国目前是主要影响因素。但实际上，权力还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发挥影响，包括经济、文化等。也就是说，世界正在向多极化转变，需要以更加多元、双赢的视角看待世界。

新京报：当前中美关系难以回暖，中欧之间也仍存在矛盾。你认为未来世界会被划分为全球南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两个阵营吗？

帕平：我认为这取决于主要大国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它们的权力心态是什么。我认为，如果美国仅仅将自己视为安全大国，只是其盟友的军事保障者，它的势力范围将会不断缩小。而中国并没有真正试图在军事规模上参与全球竞争，它并不是在世界各地施加军事影响力，而是在建设基础设施并创造经济机会。

如果世界被分为两个阵营，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全球发挥作用，而美国这一方主要是军事性的，那么这个阵营会变得越来越小，西方世界的其他成员与外界进行更多经济联系的紧迫性将会增加。但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