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皖中

模糊皖中

和皖南、皖北相比，皖中平原可以说是面目最模糊的一块，甚至之前很少有皖中这个说法。
历史上往往以长江为界，把安徽分成皖南、皖北。1952年合肥取代安庆成了安徽省会以后，合肥及周边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省会总要有个说法，皖中才慢慢提得多了起来。
无名不代表不重要。在天下分裂时，如三国两晋、南北朝分立、五代十国，这片大别山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都是偏安南方王朝的西北大门，甚至成为南北博弈的胜负手，乃至于诞生了一个专属战略词语叫作“守江必守淮”。三国魏、吴便在此对峙。由于合肥长期在魏国手中，对东吴国都建业（今南京）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威胁，魏、吴双方多次交战，不少名将都殒命于此。
今天的安徽，皖中天然是条拉锯战线，一省之内打得战火连天。从这个角度看，皖南人和皖北人互相看不顺眼简直是天经地义。有个笑话这样讲：一个皖南人和一个皖北人在一起，几乎没有共同话题，但当提起合肥时就有了共同话题。
如果说南京作为省会有些微妙，那么合肥作为省会多少有些尴尬。尽管合肥这些年来发展飞速，但安徽人民对合肥还是意见颇多：
合肥合肥，合而肥之。
安徽人甚至给合肥取了个外号——霸都，即霸占一省资源为己用之意。说句公道话，合肥的城市首位度在全国来看也不见得真有多高，关键是镇不住场子。
虽然今天的合肥是省会，但在清朝近三百年间，安徽省的中心一直在安庆。那时候的合肥（古庐州）仅仅是个小县城。20世纪中期，国民政府把省会由安庆迁到合肥，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无论是安庆还是芜湖都在长江边上，合肥则相对居中。作为战时中心，合肥迅速发展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发展经济角度考虑，安徽省几次提出动议，要把省会从合肥迁往安庆或芜湖，但这个方案最终还是被毛泽东否决。正所谓“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面临着严重边患，如果台湾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反攻大陆，长江流域极易失守，无论是安庆还是芜湖，都有陷落的危险，而合肥在安徽中部，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是战时省会的最佳选择。
时过境迁，合肥的战时使命早已完成，但陆路交通的崛起让合肥再度占据优势。而且，合肥位于安徽省的几何中心；安庆偏于西南一隅，很难对全省进行有效控制。历史的辉煌无法掩盖城市地缘带来的劣势，在交通和工业化越来越重要的近代，安庆的失势显得无法避免。一来二去之间，合肥也坐稳了省会的位置。
五六年前，我们和中铁四局合作过一个合肥的项目，我在合肥待的时间多一些，也考察了一圈周边的城市。我去淮南看过草木皆兵的八公山，脑中既有淮南王刘安鸡犬升天的传说，也有淝水之战风声鹤唳的故事。我也认识了皖中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
就合肥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它的纵深和外延即是环巢湖文化。其代表人物，古有范增、周瑜，今有李鸿章、段祺瑞、冯玉祥。清末淮军将领群体及其骨干分子，大多分布在整个庐、巢（及六安）地区，这里是军事人才的聚集地。
皖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李鸿章。小至让合肥名声大噪，中至推动安徽顺势崛起，大至裱糊清朝国运，李鸿章都举足轻重。
关于李鸿章的是非评判很多。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奸相，观其奢靡生活便知；李鸿章是权相，观其手下淮军便知；李鸿章也是古今能相，观天下便知。
有副李鸿章的对联，在很多人——尤其是老板群——中广为传颂：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
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
看似抱朴守拙、清心寡欲，事实恰恰相反。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李鸿章是生活最奢华的。其筹措洋务几十年，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不知多少，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并非虚言。
李鸿章曾在上海的丁香花园金屋藏娇，我专门去参观过，感慨万千。享受金山银海、温香软玉的间隙，还能写出这样朴素的对联，李中堂果然非常人也。
当然，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德行简单论之，也不能非红即黑、非此即彼。人的两面性在李鸿章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出来，极尽奢华的另一面是中流砥柱。
1843年的夏天，一首《入都》传颂京师：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该诗的作者——弱冠才子李鸿章——也踏入了历史的舞台。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青年李鸿章在心忧国难的同时，也还有着对个人未来宦海生涯的踌躇满志。
至于李鸿章的另一首《临终诗》，则有些悲凉：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首诗是他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上呈慈禧太后的绝命诗。诗罢不久，李鸿章辞世，享年七十九岁。在李鸿章死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大清王朝就彻底地消失在了历史的滚滚车轮中。
细品这两首诗，竟有些相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万年，是对历史的反思。曾经世界之巅的中国为什么会衰败如此？洋世界究竟长什么样？谁在书写历史，接下来会如何书写历史？这是大时代里中国年轻辈中最优秀者的天问。三千里，既是安徽到北京之间的距离，也是白衣到宰相的距离。和要做圣人的曾国藩不一样，李鸿章是枭雄性格，手段更加圆融，名利之心更重，对于封侯拜相有着强烈的追求。
对比李鸿章的绝命诗“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近三百年清朝国祚眼看即将终结，八千里疆域国土到处黎民凋残。
这两首诗的写成时间前后近乎一甲子，李鸿章从欲封侯拜相、安天下济苍生的布衣青年，到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国之重臣，最终成了人人唾弃的“媚外卖国第一人”，造化弄人，竟可至此。
很多人喜欢假设：如果慈禧光绪母慈子孝、英明神武、锐意改革，“四大名臣”齐心协力，中国还有救吗？
我说：失败往往不是瞬间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伏笔。结果和结局从来不一样：结果是终焉，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一声长叹；结局则开始在你错过了最后一个可以扭转局势的路口时。
扭转局势，说来容易做来难；中国这艘太大的船，想要在滔天巨浪中转身更是难上加难。没什么比李鸿章的绝望与希望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的挫折和努力。中国的沉沦与衰落、救亡与复兴，这不是几个人的使命，而是几代人的宿命。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的绝命诗，今天犹在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