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校园欺凌，寄宿学校该如何保护好未成年人 | 新京报专栏

山西大同大成双语学校未成年人欺凌事件，因涉事孩子的年龄之低、行为之恶，受到全社会关注，当地也快速给出了处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舆论关切。

两名9岁的未成年学生被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治；对其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大成双语学校在管理上严重失职失责，教育行政部门责令该校立即整顿、限期整改，解除校长职务，辞退相关教师和管理人员。

上述处罚是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而作出的，但仍有一些意见认为，这一处理结果“过罚不相当”。而且，由于涉事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孩子们绝大部分时间的学习和生活都处于学校的监管范围之内，也引发了舆论对于寄宿制学校该如何做好未成年人保护的关注。

就在事件通报处理结果的当天，央视新闻报道，新修订的《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将于2024年1月1日开始施行。条例也明确了，校长是学校保护未成年学生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应当将未成年学生欺凌防控工作纳入学校安全工作，建立学生欺凌预防和处置机制。对于寄宿制学校来说，这样的制度性要求无疑更显重要。

可尝试在班级设置学生安全员

就此次校园极端欺凌事件而言，除了对过错者、违法者予以惩罚，更重要的也就在于汲取教训，认真思考如何预防此种悲剧重演。

毫无疑问，对于发生在校园里的未成年人欺凌行为，学校应承担起首要责任。特别是在相对封闭的寄宿制学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更加复杂、多维，尤其需要建立一套联动、科学的行动机制，将预防校园霸凌的工作做实做好，确保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安全。

事实上，不仅是地方性法规，教育部在《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也明确，中小学校要制定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工作制度，将其纳入学校安全工作统筹考虑，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建立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等机制。

现实问题是，学校是否愿意为此挤压教学时间，投入人力资源成本和经济成本。毕竟，在一些地方，学校教学依然是“考试成绩为中心”，其他方面的工作有可能被虚置或忽略。

因此，预防校园欺凌的工作，除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还需要外部评价系统有所优化，外部条件有所保障，健全责任机制，压实管理者和教育者的责任。

如制订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责任清单，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压实学校校长、班主任、学科教师和教职工各岗位责任。学校定期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让教职员工明确教育和管理责任，让学生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哪些行为绝对不可为，告知实施校园欺凌行为的不利后果。增强学生对校园欺凌的识别和自我保护意识、能力。

同时，要在学校形成反校园欺凌的共识和氛围。比如，可以制订学校或年级反欺凌公约，组织相应的宣传活动，研制学校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手册并张贴、发放，建立师生联系、同学互助、紧急求救制度。也可以积极探索在班级设置学生安全员，对于寄宿制学校来说，可建立和完善寝室长制度和安全员报告制度。

建立健全学生的欺凌报告制度，尤其对于受害的低龄未成年孩子，由于身处寄宿学校没有家长照护，可能存在不能清晰表达，不敢报告的情形，对此需要充分发挥老师的主动细心观察、富有爱心引导等教育专业精神，帮助孩子勇敢表达，将欺凌报告制度真正落实。

鉴于寄宿制学校的特殊性，生活老师的工作内容及要求，有必要针对性地进一步优化和细化。因为，对于发生在寝室、厕所等非公共监控区域的校园欺凌的防范是一个工作难点，这涉及学生隐私保护和学生安全管理工作的冲突，尤其需要管理智慧和教育责任心。

同时，也有必要修正和完善学校的考评机制，将学生欺凌防治情况纳入教育质量评价和教育行政、学校校长、班主任、学科教师及相关岗位教职工工作考评，作为评选优秀和先进的前提条件。奖励与惩罚并行驱动，校园反欺凌才能更好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正在进行企业合规改革，对于企业管理进行合规激励，如果企业切实履行了合规管理义务，可以以此进行责任抗辩。大部分民办寄宿制学校的性质亦为企业，因此能否将履行对于反校园欺凌的义务纳入合规义务来进行激励，从而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也值得讨论。

寄宿制学校也要密切家校沟通

一个众所周知的共识是，预防校园欺凌的基础性工作，是要对学生展开教育。但这种教育不仅仅是智识教育，还包括思想品德教育、法治教育。

也因此，教育部等九部门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中，不仅要求开展“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让学生知晓基本的法律边界和行为底线，同时要求落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涉性的校园霸凌而言，此种教育还包括性教育。

这也需要认识到，正在逐渐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对自己和外部世界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探求欲，其越轨行为的动机可能并非邪恶，而是冒险和求知的过程。因此，反校园霸凌的教育要尊重未成年人的生长规律，粗暴的恐吓、简单的禁止，都可能难以达成教育目的。

尤其是，当前的数字时代，在未成年人广泛“触网”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来自老师和家长的看护，互联网不良信息对于未成年人的侵蚀和危害将愈演愈烈。

此次校园欺凌事件即涉性，且两个行为人都只有9岁，这样的低龄儿童究竟从何处习得此种欺凌、侵害方式？互联网不良信息，可能就是一种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反校园欺凌教育的挑战性。确保孩子安全上网，除了教师和家长的守护，也要求互联网信息提供者、互联网平台切实履行守法义务。

寄宿制的学校，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沟通缺乏及时性，对于孩子在学校的状况如何，如果学校不及时告知，家长处于一个信息弱势者地位；也有一些家长由于工作忙碌的外部原因或基于省事的懈怠心理，对于孩子的在校情况缺乏关注。由此导致家校双方信息不对称，家校沟通无效或缺失。这对于校园欺凌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都极其不利。

因此，寄宿制学校也要加强师生联系，密切家校沟通，及时掌握学生思想情绪和同学关系状况，特别要关注学生有无学习成绩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情绪反常、无故旷课等异常表现及产生的原因，对可能的欺凌和暴力行为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

经常与家长进行深入沟通交流，了解掌握学生心理状况、思想情绪和同学关系状况，学校就能及时查找发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隐患点，及早做出识别和反应。

校内要严格落实值班、巡查制度，禁止学生携带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针对重点学生、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开展防治工作。对发现的欺凌和暴力事件线索和苗头要认真核实、准确研判，对早期发现的轻微欺凌事件，实施必要的教育、惩戒。

同时也要通过家访、家长会等途径，帮助家长了解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知识，增强监护责任意识，提高防治能力。此种深入有效的家校沟通，更需要成为学校管理的常态机制，不能因欺凌事件才触发。

孩子的健康安全关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反校园霸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对于寄宿制学校而言，反校园欺凌的责任更加重大，但预防校园欺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三方都是最直接的责任主体，司法机关、妇联等外部支持系统也应形成合力，“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才能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