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芝加哥
一般来说,大都市全都各有特点,决不会千篇一律,因为人们总爱在那里留下各自不同的印记。二十年代的芝加哥,就像一个生机勃发、永不安分的巨人,粗野,不讲究礼节风度。然而,能引以为荣的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曾经产生过一批工商界的巨头,诸如:威廉·布·奥格登、约翰·温特伍兹,还有赛勒斯·麦考密克和乔治·姆·普尔曼。这个王国的主人当然应该是菲利普·阿穆尔们,格斯拉弗斯·斯威夫特们,以及马歇尔·菲尔德之类的大亨们。同时,这里又是那些冷酷的职业强盗们的领地,比如海密·韦斯和思卡尔菲斯·阿尔·卡蓬之类的大盗。在记忆的海洋中,凯瑟琳·亚历山大能够搜寻到的最初印象,便是在芝加哥。父亲常带她去一家酒吧,那里的地板上铺着锯木屑。父亲进了酒吧,总是把她放到一张高得令人目眩的椅子上,随后,便为自己买上一大杯啤酒,再为女儿叫一杯饮料,这种饮料似乎叫“绿河”。当时,凯瑟琳才五岁。她记得,当酒吧里的那些陌生人争先恐后地围过来称赞她的美貌时,父亲是多么洋洋得意,甚至兴奋得掏腰包请那些人喝酒。这时候,她总要把自己的小身体紧紧地靠在父亲的臂膀上,以便确定他是否依然在身边。凯瑟琳还记得,父亲前一天晚上才回家,但是,凯瑟琳知道,他很快又会离家出去。他是个推销员,整天得东奔西跑,在家的时间少得可怜。他曾经对女儿说过,他是为了工作才不得已离开她和她的母亲,到遥远的城市去,甚至一去就是几个月。不过,只有这样,他才能每次都带回各种精美的礼物,但是,凯瑟琳还是千方百计地试图与父亲达成协议:倘若他能够留在家里,与女儿厮守在一起,那么她宁愿放弃那些礼物。父亲笑了,称她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可话是这么说,人还是照样走了。这一走,便是六个月。她小时候每天都能见着母亲,可母亲留给她的印象却是模糊不清的,倒是她偶尔见面的父亲,给她留下了十分清晰、深刻、动人的印象。在凯瑟琳的记忆里,他是个英俊的男子汉,热情而又富有幽默感,慷慨豁达而又风度翩翩。他走到那儿,就会把笑声带到那儿。他回来的那些时光,家里简直就像在过节,到处洋溢着欢笑和惊奇,摆满了礼品。她七岁那年,父亲被解雇了,全家的生活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离开芝加哥,来到印第安纳州的噶里市。父亲在一家珠宝店找到了工作,依然是当推销员。凯瑟琳则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去读书。在学校里,与其他孩子们相处,她显得拘谨、离群,对教师更是敬而远之。然而教师却把她这种由孤独造成的冷漠误认为骄傲自大。那段时间,父亲倒是每天晚上回来吃饭,这使凯瑟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他们总算与别人一样,真正有了个家。星期天,他们一家三口总爱到米勒海滨,租上几匹马,沿着那些沙丘骑上一两小时。在噶里,凯瑟琳过得还算称心如意。然而,就在他们搬到噶里的半年以后,父亲又失业了。他们被迫再次搬家。这回他们来到芝加哥的郊区,一个叫哈尔维的地方。学校已经开学了。凯瑟琳作为初来乍到的插班生,在原来那些老同学当中,显得格格不入,基至成为众所周知的孤独者。这个身材修长的新同学,从那些成群结帮有恃无恐的孩子们那里得到的,总是恶作剧和欺辱。在以后的几年当中,凯瑟琳就以冷漠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了一堵墙,来抵挡其他孩子的进攻。如果还不能奏效,她就用尖刻的嘲讽和机智的挖苦去反击,以便与那些爱欺负她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使他们无法来干扰她的安宁。结果,此法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她是校刊的撰稿人。她写的第一篇评论是关于同班同学排演的音乐喜剧。她写道:“汤米·贝尔顿在第二幕里要表演小号独奏,然而他吹得像驴鸣狗叫。”这句话竟在同学中间广为流传。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第二天,汤米·贝尔顿竟在大厅里走到凯瑟琳身旁,告诉她,他觉得那句话说得非常风趣。英文课上,老师指定学生去读《霍雷肖·霍恩布娄尔船长》。凯瑟琳却讨厌这部书。于是,她在读书报告中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他那条小船比他打的绳环还要糟糕”。她的老师,一位业余水手,给凯瑟琳的成绩是“优等”。从此,同学们开始引用她的言论,一时之间,她便成为校内闻名的女才子。那一年,凯瑟琳刚好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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