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物失窃事件爆料者：发出警告后，大英博物馆的应对令我震惊

回忆起过去两年与大英博物馆间的互动和纠葛，伊泰·格拉德尔仍然难掩激动。

格拉德尔是一名丹麦古董经销商，多年来一直是大英博物馆的“忠实粉丝”。2020年，他在线上购物网站发现有人在使用假名出售曾登记在大英博物馆目录上的藏品，并且确认盗窃事件就在近期发生。

随后几年时间里，他一直试图引起大英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盗窃事件的注意，但一直未得到积极回应，还被告知博物馆一切正常，他的指控毫无根据。格拉德尔对大英博物馆的处理方式感到十分困惑和震惊，决定搭建人脉网络联系大英博物馆董事会。

9月10日，格拉德尔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初大英博物馆并没有认真对待失窃一事，他用了15个月的时间搭建关系网络，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分量和影响力，“当我再次敲开大英博物馆的门时，如果门又被砰一声关上，我要直接踢开它，强迫他们听我的声音。”

这一次大英博物馆听见了格拉德尔的声音，并对此展开了调查，发现该馆约2000件藏品流失，此外，不是所有被盗藏品都被规范登记和编目。大英博物馆董事会主席乔治·奥斯本表示，在格拉德尔于2021年2月首次发出文物被盗的警告后，“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

发现网上卖家与博物馆策展人同名，“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新京报：在成为古董经销商之前，你曾是雷丁大学的一名副教授。最初是什么让你对文物收藏有着如此大的热情和兴趣？

格拉德尔：我对考古的热情可以追溯到我的孩童时期。实际上，大英博物馆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十几岁的时候，我去伦敦住了一年的时间，在餐馆做过洗碗工，也在地铁里当过铁路工人。我休息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大英博物馆里面，从一个展区到另一个展区，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看到了所有展出的东西，完全爱上了这里呈现出的奇妙世界。

随后我学习了考古学，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在大学中任教。但我的气质不适合大学生活，真的很无聊，但做一名古董经销商，我的工作更加自由，也有更多的研究时间，生活更刺激。

新京报：你时常从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eBay上购买艺术品。2014年，是你第一次与卖家“苏丹1966”有交易接触，你从他那里买的第一个艺术品是什么？

格拉德尔：我只在线上接触过“苏丹1966”，从来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我注意到他的第一件藏品是一件雕刻在坚硬石头上的小型浮雕，刻画的是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头。这件藏品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但它在网站上只被标注为19世纪的玻璃，一件现代的复制品，最低保留价格是15英镑，我是唯一的出价人，用15英镑就拿到了这件藏品。两周之内，我以大约2000英镑的价格把它卖掉了。那时候看起来，可以说是一笔不错的交易。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购买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仔细检查了这个藏品的来源，询问卖家从何处获得这件藏品，他告诉我出售的藏品都是从他祖父处继承而来，他祖父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经营一家古董店，并且已于1953年去世。

我也去核实了这个故事，查了英国的公开档案，他自称是其祖父的那个人确实存在，不过去世时间是1952年。我想如果只根据回忆确认家里人去世的时间，中间有一两年的差错也难免。一切看起来都很合理。而且他似乎真的对这些藏品一无所知，卖得都非常便宜。这也让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小偷，否则，他会了解这些藏品的价值，并试图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新京报：你在其他采访中提到，2016年，你开始对“苏丹1966”的艺术品来源产生怀疑。当时的哪些细节引起了你的注意？

格拉德尔：他的确精心编造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为什么这些藏品如此便宜，为什么他作为卖家看起来对它们一无所知，我想这都是烟幕弹的一部分，这样他就可以在不引起太多注意的情况下，偷偷销售藏品。

2016年，我第一次起疑心是因为他在网站上挂了一块罗马浮雕的碎片，这次他知道这件藏品是什么，他的描述十分正确，这也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大多数时候，他似乎毫无头绪。

我一下子认出了它，因为我在大英博物馆1926年出版的古代宝石和浮雕目录中看到过它。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怀疑卖家或认为他本人就是小偷，我仍认为他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些遗产，我查到的关于这个故事的所有细节似乎都说得通。所以我想，虽然这件碎片显然来自大英博物馆，但失窃事件可能发生在70年前，发生在他祖父去世之前。

最后，他没有将其卖出，只在网站上挂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撤回了。我专门去问他撤回的原因以及还是否愿意卖给我。他解释称，他不能卖这件藏品，因为这是属于他妹妹的，她并不想卖掉它。事后看来，他撤回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件大英博物馆公开发布过的藏品，他可能会因此露出马脚。

那时我决定继续观察他，看看会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毕竟，除了这个碎片，我还没认出有其他来自大英博物馆的藏品。

新京报：直到2020年，你才从中发现突破口。这几年间，你是如何与卖家周旋的？

格拉德尔：4年后，我几乎同时有了两个发现。一个是他在2015年末卖出的另一个宝石碎片，我保留了当时的照片以及屏幕截图，我碰巧发现这也被收纳在1926年大英博物馆的出版物中。我试图警示当时的买家，后来得知这件物品辗转落到了我同事手上。我告诉他这是来自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后，他马上给大英博物馆写了信，告知他们自己似乎有一件他们的藏品，想要返还。那时候正值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大英博物馆不仅对游客关闭，也对工作人员关闭，没人能进去，那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但至少如果偷窃者在大英博物馆内部，他也不能再进去偷东西了。

另一个发现是，我看到大英博物馆在网站上发布了那张我在2016年认出的浮雕碎片照片。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10年到20年前，不可能比这还要久远。这就意味着，这个卖家关于所售藏品来源的故事全都是一个谎言，他告诉我的一切都不能相信。

当我发现整个藏品来源的故事都被戳穿的时候，我回顾了之前的交易记录，我在一张收据上发现了卖家的真实姓名，结果让我毛骨悚然。我把这些发现告诉了一名同事，有个人在用假名字卖东西，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我记得同事对我说：“伊泰，你知道你说的这个名字是大英博物馆负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的策展人的名字，对吧。”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刻，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完全处于震惊之中。

我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证据，我必须对此完全确定才行。我很难相信一个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一个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会做这样的事，但我认为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被告知大英博物馆一切正常，决定搭建人脉网络联系董事会

新京报：2021年2月，你给大英博物馆的副馆长乔纳森·威廉姆斯发邮件，提醒博物馆可能存在“监守自盗”现象，并寄出了相应证据。证据中包括哪些内容？得到了怎样的回复？

格拉德尔：我在邮件中详细地列出了我的发现、收集到的证据、我相信小偷就在博物馆内部的理由，甚至告诉他们就是其中一名策展人，并给出了名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证据无可争议，如果有人真的调查一下，就会发现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看到收据和上面的名字，还不全面戒备。

我收到了一封确认收到邮件的回执，随后一直在等待。数周、数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再次致信威廉姆斯，我对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感到非常惊讶和困惑，询问我什么时候能作为内部调查的证人传唤，我非常确信大英博物馆一定会发起调查，但结果是一样的，数周、数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我对威廉姆斯失去了耐心，直接越过他给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希·菲舍尔致信，那时候已经是2021年6月末了。菲舍尔也没有给我回信，但至少两周后，我终于得到了威廉姆斯的回复。

但与我预想的不同，他本可以继续问我问题或者邀请我前往作证，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调查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所有员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物品都无可置疑地得到了解释，我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这让我非常震惊。

我询问威廉姆斯是否至少能向我解释一下，一个被大英博物馆公开发布过的藏品为什么会被放在购物网站上售卖，他只是回复我他不能透露任何关于内部调查的细节，这些信息都需要保密。简单来说，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坦白说，我发了火，对此非常气愤。我想他们这次都逃不掉了。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直接拿着收集的所有证据报警？

格拉德尔：最初没有想过报警，因为这是大英博物馆的责任。就我而言，正确的做法是通知大英博物馆藏品被盗，至于警察是否应该介入其中，则需要他们自行决定。

得到威廉姆斯关于一切正常的回复后，我想过去报警。但我从律师那里得到了一些法律意见，我发现去找警察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犯罪的受害者是大英博物馆，不是我。如果受害者向警察否认犯罪行为发生，警察至少会当面嘲笑我，甚至会指控我浪费他们的时间。显然，在没有大英博物馆合作的前提下，我不能这样做。

新京报：得到大英博物馆的回复后，你制定了怎样的计划以揭示事实？

格拉德尔：除报警外，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将消息告诉新闻媒体。除非万不得已，我绝对不想这样做。现在全球新闻媒体对于大英博物馆的报道，对他们而言非常尴尬，它的名字被拖入了泥潭。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个博物馆。我本以朋友、盟友的身份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在内部小心行事，处理掉小偷，妥善处理一切，我不会把媒体和警察牵扯进来。

我不能接受的是他们拒绝处理这件事情，让小偷继续留在博物馆的岗位上，自由地进行掠夺，还让他升职了。我反复衡量后认为最后一个选项是联系大英博物馆董事会及其主席奥斯本。但我没有人脉和权力，他们当然会相信馆长的话，相信他们自己的运营管理。如果馆长告诉他们我是一个疯子，他们会再次拒绝倾听我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因此我决定利用我在学界的旧人脉，花时间慢慢建立起一个人际网络，这些人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有些人可以帮助我，给我足够的影响力，另一些人可以给我提供关于大英博物馆的信息。

15个月后，大约在2022年10月，我再次出击，这次我准备好了我的人际网络，有了足够的分量和影响力，这可以确保当我再次敲开大英博物馆的门时，如果门又被砰一声关上，我要直接踢开它，强迫他们听我的声音。所以我联系了其中一位董事会成员，知道他会把话带给奥斯本。

奥斯本也的确立即做出反应，要求菲舍尔做出解释。我后来得到了奥斯本的联系方式，直接并礼貌地对他表示，如果没有听到他的回复，我会把这件事情捅到公共视野面前，交给媒体报道。几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回复。随后，我表示如果没有立马收到回复，我会马上爆料给媒体，这时奥斯本才回复我，称我的指控都受到了认真的调查。这次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被掩盖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试图掩盖这件事才是难以置信的，馆长和副馆长的无能以及疏忽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糟糕的丑闻。

新京报：在失窃丑闻曝光后，菲舍尔还出言暗示是你没有提交足够多的证据，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你如何看待他这番言论？

格拉德尔：我非常生气，这完全没有根据，我故意保留信息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完全没道理。是我一直高声叫喊着坚持这件事理应受到认真对待，如果指控是完全荒谬的，他们可以来找我，我随时都可以提供信息。事实上是他们从不联系我，他们没有兴趣和我说话，这太荒谬了，简直是诽谤。我也立即回应了，称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有必要的话就会采取法律行动。

两天后，他收回言论向我致歉并辞去了馆长之职，我想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最终为此事承担了责任。而且从他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和言论来看，我认为他并不掌握事实真相，他似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全权交给了他的副手来处理，没有费心看过我发给他的邮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博物馆馆长收到这样一封邮件后，却不去看一眼。这也不是小说那种厚度，也没有几百页的文件，我非常刻意地保留了其中最确凿、最重要的证据——那份收据，我能证明那是属于大英博物馆的三件藏品，大概是两页的文字说明、1.5页的截屏和附件文档，即便对于一个非常忙碌的博物馆馆长而言，这也应该是可以操作的。

这让我怀疑菲舍尔把一切都交给威廉姆斯处理，他似乎在这场调查中知道谁是小偷，但故意替他打掩护，或是因为担心被爆出丑闻。他可能认为这件事被曝光给博物馆造成的损害，将比一个员工四处偷盗造成的损害更大。

大英博物馆整体应对非常糟糕，未来应与无能管理层切割

新京报：你在大英博物馆馆藏文物失窃的案子上花费了数年的时间，你与大英博物馆的沟通一直不顺畅，你的指控在最初也没有被采信，是否曾有过瞬间的想法，放下这个案件？

格拉德尔：我的确想过不再管这件事。大概是在2021年的夏天，我认为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但我越想越不能接受这个决定。首先我认为大英博物馆显然理应得到更好、更负责任、更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当时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来确保博物馆能摆脱这些人。

其次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其他选择，我本人也参与其中了，从那个小偷手里买了藏品。如果我就此放弃，不坚持到底，我自己会成为这场犯罪的共犯。我不确定是否是法律层面上的共犯，但一定是道德层面的共犯，我不能接受这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不能面对自己。所以虽然我考虑过放弃调查，但是随后很快决定，我没有其他选择，我不得不继续调查，不管代价有多大，不管时间有多长。

新京报：基于这几年以来你与大英博物馆的互动，你如何评价他们对于失窃事件的应对和反应？

格拉德尔：整体的应对太糟糕了，我作为他们的朋友和盟友找到大英博物馆，他们却从第一天起就把我当成敌人，拒绝告诉我任何事情。如果他们对我有一点信任，或许我可以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以及拒绝做某些事情的动机。整个应对非常无能和愚蠢。

这件事完全震惊了我，一个像我一样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居然能做出这种事，作为一个受信任的策展人居然会从博物馆里偷东西，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话又说回来，任何机构都无法防范一个烂苹果，总会有这样的人，某个人突然脑筋不清楚，因贪婪而变得疯狂。但馆长和副馆长没有这样的解释或借口，他们得到了非常可观的薪水，这些行政管理层面的官员本应履行他们的职责，保管好博物馆的藏品，但显然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最后你如何处理从“苏丹1966”处买来的藏品？

格拉德尔：我大概买了70多件藏品，其中60多件在我手上，10多件都已经卖出去了。我已经对大英博物馆提供了全部信息，卖出的10多件藏品都可以被追踪到，大多数都在我的朋友和收藏家那里。至于剩下的60多件藏品，已经送回了大英博物馆。

新京报：你认为大英博物馆未来应该如何做以挽救声誉？马克·琼斯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临时馆长，你认为他能带来新的开始吗？

格拉德尔：大英博物馆现在有了新的管理人员，我相信都是相当有经验的人，他们会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但有一件事我认为是他们应该现在着手去做的——彻底与以前无能的管理层切割。

至于琼斯，我并不认识他本人，但了解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内容都很不错，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的管理能力。我仔细看过他的简历，他曾经做过的工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他看起来很有经验和能力，任命他来做馆长似乎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