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大家教我在写了九遍之后,再翻回头来,按照第一稿的精神再写一次。我照办了。但这不是又拾起来第一稿,添添减减,绝对不是!写过九次,我已经掌握了用不完的资料,可以自由选择,不再把任何一个情节都看成宝贝,该留的留,该扔的扔,我必须变成资料的主人。这样,我才能按照第一稿的精神,集中力量描写怎么斗争和团结资本家;一切资料都须受这主题的控制。这样,知道的多,写的少,便能游刃有余。知道的多,交代的少,便能交代准确。下厂体验生活的朋友们也掌握到了上述的精神。
我也体会到:狠心地删改是必要的。在前九稿里,每一稿都有些相当好的戏和漂亮的对话。可是,第十稿并非前九稿中所有的好戏与漂亮话的堆积。不管前九稿中有多么好的戏与对话,用不到第十稿中去的就一概抛弃,毫不留情。勉强留下来的情节与对话会变成作品的疮疔。好药也许有毒,假若用在了错地方。
戏剧不是平平地叙述事实。假若以叙述为主,一切事实就都可以放进去;结果是哪件事都可有可无,不会有戏剧性。第八、九两稿就吃了这个亏:讲到团结工人,就有三场戏;讲到不法资本家,就有好几位,各耍一套花样。这就犯了不分轻重宾主,有闻必录的毛病。为矫正此弊,第十稿只很简单地交代了工人的团结和如何争取高级职员,资本家也以一人为主,别人都听他的指挥。这就简练集中了。假若写得好,斗争一个资本家,也就是斗争一百个资本家,不必在一出戏里,东斗一个西斗一个;把“百家姓”都斗完了,并不见得能成为好戏。
这个剧本不能依照一般的戏剧发展的法则进行。按照平常的办法,剧本的第一幕总是介绍人物,主要的人物都须出来与观众见面。这个规矩,我就用不上。检查组组长是个重要人物,但是他不能在第一幕露面。在“五反”运动中,检查组的人与被检查的人是毫无瓜葛,没有过来往的。我不能为了一般的戏剧法则就放弃了真实。
同样的,剧中第一幕出现的人物,如次要的资本家,与受贿的干部,到后来或因已入法院,或因正在交代贪污受贿的问题,不能再出现舞台上,我也就干脆不再管他们。
这样,人物有的出现得很迟,有的见头不见尾,都不合乎一般的剧本写法。但是,我就按照“五反”运动的实况,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没有给他们绕着弯子想办法。有些新事物是不受普通剧本写法的约束的,用不着作者多费心思。
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很多,有话可说的就是二十四个。在八、九两稿里,对待人物取了平均主义,惟恐冷淡了任何人。
于是,全剧的组织就零散琐碎;人物出来进去,不过是些“过场戏”。第十稿取了不同的态度,重要人物的戏多,次要人物的戏少,甚至没有戏。这样,主题才能通过重要人物继续发展,不至于被次要的情节给扰乱。起初,我想尽量的“裁员”,可是只能由二十七、八个减到二十四个,不能再少。资本家既要施行有组织的进攻,既要订攻守同盟,就不能只出现一两个人;为了表现工人有组织地积极参加“五反”,也不能只出现一两个人;检查组是代表政府的,也不能太寒酸。这样,全剧用二十四个人(只算有戏词的)实在不算多。二十四个人可不能人人有戏——一出戏不能演八个钟头。好,没戏就没戏吧。主要人物老有戏一定比较次要人物喧宾夺主强。这个主意拿定,就减去了好多过场戏,举个例说:在第八、九两稿里,为了人人有戏,描写了检查组工作人员和工人怎么在一块儿画漫画,贴标语,连怎么打浆糊也没忘下。可是,后来细想了想,这有多么大的用处呢?有什么戏剧效果呢?不错,它确是能够烘托出一点运动中的生活来;可是,工人们和检查组都忙着画图,贴标语,打浆糊,并不足以有力地表现出他们的斗争力量;而且,处理得不好,倒减少了力量。这是因人设事,好教没机会说话的角色说几句话。这种场面很容易写,而容易写的也就往往是败笔,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可以用许多场面表现生活的多方面,而还能产生总的戏剧效果。没有多少天才的人,像我自己,就顶好不冒险去铺张。抱定了主题,集中力量去写,还是保险的办法。
写了这么多字,倒好象是我宣传这个剧本怎么了不起。不是的。我只是要把这次写作的经过与心得交代出来,希望能作学习文艺写作的人们一些参考。至于我这剧本是好是坏,还须待演出时才能看得出来,假若部分不好,我准备再接受意见,修改再修改;假若通体都不好,就放弃了它。
我们应该立志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可是要准备好,优秀的作品不专凭愿望就能产生,而是最多最大的劳动的果实。
写完前面的一大段话,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就按照第十稿试排此剧。因为剧本内容涉及的问题是那么重大,所以每当全剧连排的时候,剧院就邀请领导上和专家们来看,请求批评。他们不但随时提出大至有关原则的,小至一言一字的修正意见,而且有时候约去剧作者与导演详谈有关的问题。这使我感动,感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写过剧本,我所遭遇的是禁演与打击。今天,我得到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有的首长甚至在看过排戏之后,约去某个演员,询问对所演的某一场戏是否觉得舒服。赶到回答是“别扭”,首长才委婉地告诉我:那一场戏恐怕有点毛病。首长们就是这样体贴作家,热爱艺术!
首长们不仅提供有关政策的意见,他们也注意到服装、布景、灯光、造型上的等等问题。他们并不因为能够掌握政策而忽略了作品的艺术性。这使我明白了:艺术性越高,宣传力才越大的道理。以前,我总多少抱着这个态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代明白,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束手束脚,惟恐出了毛病,连我的幽默感都藏起来,怕人家说我不严肃。这样写出的东西就只是一些什么的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品。经过这次首长们的指导与鼓励,以后我写东西要放开胆子,不仅满足于交代明白政策,也须不委屈艺术。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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