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玮《元史》11南坡之变：元朝首次弑君惨剧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罗玮，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驾崩，年三十六岁。硕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继承皇位，这就是元英宗，改年号为“至治”。当时他只有十七八岁，这位少年天子一登上皇位，等待他的谁想到却是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巨大的政治压力。

前面讲过，英宗即位的政治前提是仁宗对于兄弟承诺的背叛，因此英宗的执政基础是比较脆弱的。他或许在登基前后就已经感受到了环绕周围的蒙古上层中的武宗旧臣集团，对于他即位合法性的潜藏的某种质疑气息，感到有人对他皇帝的尊严有所轻视。

或许正应了那句人生格言：缺少什么，越给人展示什么。这种潜藏轻视的政治环境让少年气盛的英宗形成十分鲜明的行为特点：首先就是对于皇帝威仪的痴迷和追求，深受汉制影响的元英宗自然向传统汉地皇帝制度中去寻找增强皇帝威仪的办法。比如至治二年春天，在元朝建立太庙四十年以后，英宗第一次行“皇帝亲享之礼”，就是皇帝亲自进行祭祀典礼。史料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大意就是说，英宗亲自进行太庙祭祀的礼仪娴熟，场面宏大，气氛庄严。大都百姓万民围观，为金朝以后废止百年的汉制祭典复兴而感动流涕，可谓是引起了大都的社会轰动。

英宗十分热衷于皇帝仪仗卤簿卫队的建设，一意给朝臣和百姓展现皇帝仪仗的盛大威严。因此史料有记载说：“英宗临朝，威严若神。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曾经拜见过英宗的汉人士大夫，比如张养浩曾经写诗回忆道：“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川。”这些都是在讲英宗的皇帝仪仗是多么的威严神圣。

这位骄傲的少年天子想使用一切手段来彰显他皇帝的威严，来反击武宗旧臣集团的种种质疑。比如提高太庙祭祀典礼规格，甚至亲自参加祭祀，这是为了通过向外界展示他亲自祭祀祖先，来宣告他获得祖先的庇佑。天子仪仗的盛大阵容，则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自己神圣庄严的皇帝形象。

但少年皇帝这些勉强撑起来的帝王威仪，在面对实实在在的政治合法性缺失，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来说，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一个突出的证明就是，英宗即位不久就发生了十分恶劣的反叛事件。那就是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与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大家不要笑，真是“黑驴”那两个字。元代因为多数蒙古、色目官僚汉文化水平不高，经常用汉人小时候起的俗名、贱名、丑名来当大名。这个文化现象在元代很突出，也很有趣，以后有机会可以详细谈一谈。发生了以这两个高官为首的集团谋划废除英宗的叛逆事件。事发后，英宗迅速下令，不经过审讯就处死这些官员。谋逆集团中有不少官员与答己太后关系密切，这把幕后主使指向了太皇太后答己。估计英宗也已经感到此案很可能与答己有关，所以急忙诛杀结案，以避免事态扩大，使帝后矛盾公开化。这次谋逆事件对英宗是一次沉重打击，因为除了已有的对立面武宗旧臣集团以外，这时竟然连仁宗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反对他的阴谋，不仅有父亲在世时的元老重臣，更有自己的至亲——太后答己参与其中，这不能不让这位年轻的君主感到痛心疾首，孤立无援。

因此咱们可以总结，英宗即位以后至少要面临三方面的问题，蒙古高层，尤其武宗旧臣集团对于英宗是有猜忌质疑之心的，要与之较量；英宗处处要被太皇太后答己与铁木迭儿结成的集团掣肘牵制甚至暗算，要与之周旋；但英宗所依靠的汉法儒臣派的官员的力量无疑是相对较为弱小的，元英宗要与之协作。

长期处于蒙古高层政治场中的“孤立”和“被质疑”的处境，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英宗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英宗逐渐形成了易怒、偏执、猜忌甚至好杀的极端性格。所以英宗在位虽仅三年多的时间，被处死的人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单，上自大根脚的皇亲勋贵，中到上奏建言反对修建西山佛寺的监察御史，下到宫廷的卑微伶人，都成了他暴怒好杀的牺牲品，甚至咱们前面讲过，远在西藏出家修行，与尘世几乎已无关联的南宋末代皇帝赵㬎，也被猜忌的英宗下令处死，其他遭到杖责流放的官员，那就更不计其数了。因此有很多史料记载英宗执政是多么“刚锐神武”，实际上都在侧面委婉地说他的易怒好杀。大臣们也是天天胆战心惊，生活在不可预测的恐惧之中。因此在暗中不断积累着蒙古官僚集团的不满情绪。

以上都是在讲英宗比较负面的一方面，但实际上英宗跟他父亲仁宗一样，自幼深受汉法儒学的熏陶，汉文化造诣是高于之前的几位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的。据说传世存有元英宗汉字书法的作品，还有几首诗词传世，比如“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之类的诗句。

至治二年八、九月间，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病死，政治压力顿时减轻，这就为英宗施政打开了新局面，摆脱掣肘的英宗可以放开手脚大规模地深入推行汉法。于是短短几个月间，元英宗密集地推出了大量推行汉法的施政措施，称为“至治新政”。比如在十月，英宗提拔木华黎的后人拜住独任中书右丞相，委派皇后的哥哥铁失独任御史大夫，专门统领阿速卫等侍卫亲军。英宗把两人作为自己依仗的心腹左右手，之后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开始清除太后遗留的影响，整顿吏治。尤其是对铁木迭儿集团进行了清算，诛杀了铁木迭儿之子和党羽官员。在清洗的过程中，铁失与铁木迭儿密切的关系被逐渐揭示出来，但最初英宗对铁失的信任并没有改变，铁失没有被波及，被委任独任御史大夫就是证据。但随着英宗施政的继续推行，或许是他的偏执性格开始发挥作用，也或许是他已经完全掌握权力。在拜住的推动下，英宗没有像侦办阿散案件那样适可而止，而是试图对铁木迭儿的余党开始竭泽而渔式的清算，甚至包括对以前已经宣布赦免不究的一些官员，也开始磨刀霍霍。而实际上，自仁宗执政以来，凭借与太后答己的特殊关系，铁木迭儿专权多年，党羽附庸遍布朝野，能仕途畅达并与铁木迭儿撇清关系的官员几乎不存在。如此彻查追究，势必引起全体官僚集团的高度警惕。首当其冲就引起了受到英宗器重的铁失的高度恐惧，非常熟悉英宗多变性格的铁失，知道“捧得越高，也会摔得越狠”，他不再对英宗抱有任何幻想，感觉英宗随时可以找个理由再次开始清洗，更不会指望自己能在下一次清洗中全身而退。铁失意识到为了保命，必须先下手为强。而英宗专宠木华黎的后裔拜住，也引起蒙古其他两大世勋家族博尔术和博尔忽后裔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原有的武宗旧臣集团，本来就对英宗的皇位继承合法性高度不认可。于是几股反对英宗的力量开始合流，在暗中已经勾结在了一起，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反事件。英宗的统治基础也越来越削弱，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英宗对于外部政治环境日益险恶，似乎并不是毫无察觉。据史料记载，至治三年六月，英宗在上都驻夏期间曾经夜里感到心绪不宁，睡不安稳，或许这就是他得到一些负面政治信息后，产生的情绪反应的委婉书写吧。但遗憾的是，英宗并没有及时抛出诸如“善待官员”、“大赦天下”等明显缓和政治气氛的有效措施，仍旧我行我素，继续陶醉于铁腕政策下官僚们对他的唯唯诺诺。终于，八月，英宗从上都返回大都途中，扎营于南坡店的夜晚，发生了元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弑君惨剧。最终英宗和拜住一同被刺杀，史称“南坡之变”。

《元史·逆臣传》可能根据事后的审讯档案，开列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政变参与者名单，共十六人。这十六人全部是英宗朝的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并且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竟然包含了英宗的三个怯薛长中的两个，而另一个怯薛长就是跟英宗一同被杀的中书右丞相拜住。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可能除了随身的少数亲卫军士保卫英宗以外，甚至近侍怯薛队伍和阿速卫等侍卫亲军部队都直接参与了对英宗的弑杀。

而整个“南坡之变”实质可以看作是元朝高层官僚贵族集团，向元朝皇帝的集体反扑，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英宗的政治基础最后被削弱到什么样的程度，真真正正地是众叛亲离。

英宗的惨死，一部分程度上是仁宗背叛当年的政治承诺，被武宗的巨大政治遗产反噬的结果。

英宗被弑以后，继承帝位的是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晋王也孙铁木儿。这样，皇位一下子从武宗、仁宗这一支转移出去了。也孙铁木儿就是泰定帝。泰定帝晚年立了自己的儿子做皇太子，但泰定帝一驾崩，武宗旧臣集团的后人就开始发作，代表人物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要把皇位夺回武宗一系。而泰定帝的班底在上都也针锋相对，两方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一度把大半个元朝都拖进了内战，史称“两都之战”。最终支持武宗后人的大都军一方获胜，皇位成功回到武宗海山的后人一系。接下来，武宗的长子、太子和世㻋，与次子图帖睦尔之间的关系又变得微妙了起来。燕铁木儿将图帖睦尔接到大都，让他即皇帝位，是为元文宗。而和世㻋作为武宗的太子，原来“叔侄相传”的直接受益者，在政治伦理上占有优势，但却因为长期流浪西域，实力弱小。而弟弟图帖睦尔却实实在在得到了燕铁木儿的支持，掌握了大都的政治资源。和世㻋也在漠北率先即位，是为元明宗。这时，同时又出现了两位元朝皇帝。兄弟两个相会于父亲武宗营建元中都的故地旺忽察都，就是今天的河北张北。五天后，明宗和世㻋暴毙，这和当年窝阔台合罕和托雷的情况多么相似啊。明宗之死，文宗图帖睦尔是脱不了干系的。这个突发事件被称之为“明文之争”。从此元朝进入了文宗时期。

好的，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二十四史》大师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