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清末四大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皆有赫赫武功，而左宗棠与李鸿章略输文采，诗文底子远不及曾国藩和张之洞。但论及思想的开化，则李鸿章和张之洞又要略胜一筹，洋务运动便是在二人的发起推动之下才得以轰轰烈烈进行的。曾国藩是旧式文人的楷模，文治武功皆及一时之盛，自身道德文章独步天下，一直为后世景仰效法。张之洞虽然不像曾国藩那般平叛戡乱，澄清海内，但他适应新的国际形势，鼎力推进洋务运动，其历史功绩亦不逊色。他对道德文章的磨砺或许不及曾国藩那般勤勉，但他审时度势，拨云见雾，撰写了切中时弊、厘清纷纭的《劝学篇》，这成为思想政治界的巨著。
《劝学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指归,明确地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外学应世事”。简言之，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正人心”;外篇“务通”“开风气”。
书成时企值维新运动企面推行，慈禧与光绪矛盾全面激化。书之内篇力辟“维新”理论，为慈禧所赞许;书之外篇尽言“新学”器用，又为光绪所激赏。张之洞能在激烈的帝后之争中左右逢源，实得益于《劝学篇》。这一思想著述，其功效决不仅在为后世立言，更在为当世择法。在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张之洞融会中西的思想主张，在当时是最切合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
虽然张之洞的“中学”中，有着许多诸如“忠于君王”“维系纲常”的陈腐观点，但他力推“西学”，在洋务运动中付诸实践，并取得明显的实效，确系有功于当朝后世。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视野大构想，迄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