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 . 剑南战局的石破天惊（上）

通俗西藏史（二百零九）——剑南战局的石破天惊（上）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从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开始，吐蕃的进攻方向出现了变化，陇山方向的战事明显减少，与此相对剑南方向的战争烈度激增。

对于这种变化，老布认为唐蕃在陇山地区的战争态势出现了变化，蕃军的优势地位逐渐削弱，唐军从之前被打得出不了门，转而开始建城筑堡将防线向西推进。

其中，李元谅连筑良原、崇信两城的行动最具代表性。但唐军的拓展并不仅限于上述两城，也不仅限于李元谅。

在贞元四年正月，邠宁节度使韩游瑰尝试筑丰义城(宁夏彭阳故城)未果。但在三月，泾原节度使刘昌重筑被吐蕃拆毁的连云堡获得成功。一个月后，李元谅也在良原发动筑城。同年七月，新任邠宁节度使张献年在义仓，方渠等县筑烽堡。

贞元七年(791年)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城、保定城、彰义堡等八城二堡，开地二百里，扼住了弹筝峡的东口。

贞元九年(793年)，灵州大都督杜希全重筑盐州城（陕西定边县）。这次军事行动是安史之乱后，唐军首次脱离山地的保护，在平原旷野地带与蕃军直接对抗，因此具有转折点的性质，我们以后会拿一个单篇出来详细讲述。

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筑方渠、木波、合道三城，阻塞蕃军进攻通路。筑城刚完，吐蕃发兵袭击，双方相持数日，蕃军撤离。杨朝晟又带兵筑马岭城，开地三百里。

唐军向西拓展的案例，王效峰老师在论文《唐代中期战争问题研究》里已经整理出来了，截图贴在了文稿里。

为了表现的更清楚，我把这些地点在地图上标注了出来，大家可以在文稿里看到。

地图上的黄色图钉代表唐军控制的州县；

青色的图标代表吐蕃控制的州县；

蓝色的图标代表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战争爆发地点；

红色图标代表唐德宗贞元年间的战争爆发地点；

红色图钉代表唐军在贞元年间筑城的位置。

这张地图可以很清楚的表述两个现象：

代宗大历年间的战争爆发地更靠近关中平原，有些地点实际上已经突破了陇山防线，比如凤翔、永寿和奉天。而德宗贞元年间的战争爆发地点则远离关中平原，以陇山西部为主。

这说明，蕃军进攻的威胁在降低。

唐军筑城的位置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泾州（甘肃省泾川县）以西的泾河谷地，从连云堡开始，到潘原城，再到平凉县、彰义堡，一路向西推。直达弹筝峡东口。李元谅修筑的良原城、崇信城，相当于是在保护泾州到平凉县的侧翼。另一路是从庆州（甘肃省庆城县）沿着环江（马莲河上游）河谷向西北推，经马岭镇、木钵镇，直到环县。这条路夹在陇山（六盘山）与子午岭之间，向西北延伸可直达灵州（宁夏吴忠市），故称灵州道。

也就是说，唐军在贞元年间已经有能力顶住吐蕃的压力，沿着古道走向，用步步为营的计策，来增加自己的防御纵深。

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唐军正逐渐从安史之乱后的颓势中解脱出来。

但我们也要承认，吐蕃依旧掌控着战争的主动权，他们作为战役的发起方，依旧拥有选择战场的权力。他们逐渐失去的，只是战场上的碾压能力。

网上有很多人都在争论到底是唐朝强，还是吐蕃强，其实实力的强弱是相对的，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很多时候，单纯说谁强谁弱没有任何意义，拿张地图出来看一下，就能一目了然。

除了地图以外，表格也很能说明问题。

王效峰老师在论文里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肃宗时期外地入侵的数量为14次、代宗时期为27次、德宗时期为25次，宪宗时期为11次，穆宗时期为4次，整体上呈现递减态势。

在战争烈度上，德宗时期也处在下降通道里，肃宗时期双方参战人数超过十万的战役有9次、代宗时期有8次、到了德宗时期锐减到只有2次了、宪宗时期也是2次，穆宗时期干脆是1次都没有。

也就是说，从代宗时期的最高峰开始，之后吐蕃进攻的频次和烈度都在下降。[1]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

吐蕃已经不能再像一样那样快速扩张领土，这就是意味着吐蕃发动战争的成本在上升，而战争收益在下降。

吐蕃社会从增量博弈，转向了存量博弈。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吐蕃开始内卷了。

赤松德赞时期，卷得还不太明显，真正惨烈的是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时期。

前辈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谈及唐、吐蕃、南诏关系时指出：“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文宗以后愈见不振，中国自韦皋帅蜀，定与南诏合攻吐蕃之策，南诏屡得胜利，而中国未能增强，大和三年南诏遂陷邛、戎、巂三州，入掠成都，西川大困。”[2]

陈先生的意思是说，吐蕃国运的转折点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唐文宗时期（826年—840年在位）愈见衰弱。唐朝在韦皋治蜀期间，联合南诏攻击吐蕃，屡获胜利，但唐朝并没有因此而复兴，反倒是南诏做大了。到了唐文宗的大和三年（829年），南诏攻陷邛州（邛崃）、戎州（宜宾）、嶲州（西昌），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而去。

大家可以打开地图看一下，邛崃和成都之间的距离，只有六十多公里。

唐朝和吐蕃这对倒霉兄弟都在衰落的路上狂奔，比的不是哪个能复兴，而是哪个先垮掉。

陈先生在这段文字里特别提到了韦皋和他在四川期间的政绩。

确如陈先生所言，韦皋是执行困蕃之策最好的唐朝官员，他做剑南节度使期间，彻底改变了川西滇北的战争格局。

我们之前说过，南诏本来是唐朝的盟友，在唐朝的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但南诏始终有颗做大之心，这与唐朝借南诏之手管控云南相悖。终于在天宝年间，二者关系破裂，唐朝两次发兵实施征伐，南诏联合吐蕃大败唐军，史称“天宝战争”。

天宝之战期间，南诏王阁逻凤为联合吐蕃，派国中贵族60余人，入拉萨朝觐吐蕃赞普。

赤德祖赞倒履相迎，砸下大把政治筹码，封阁逻凤为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约“兄弟之国”，改南诏纪年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然后又娶南诏公主为妃，结秦晋之好。

再授阁逻凤之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之官吏，皆受吐蕃封赏。

但当就像唐朝与南诏联盟一样，吐蕃与南诏的联盟也很脆弱。

吐蕃的目的是借南诏之力，向东进攻染指蜀中平原。南诏的目的是依托吐蕃的军事力量，加强云南的统治，二者之间一样存在利益冲突。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剑南方向的战局也发生了逆转，吐蕃与南诏联军在西南方向攻城拔寨，予取予求。

天宝十五载（756年），吐蕃军队从丽江出发，沿古商道东进，克昆明城（四川盐源县）后，沿沟谷继续向东，渡雅砻江直插四川西昌。

南诏军队则是从南向北打，他们从姚州（云南省姚安县）出发，越泸津关，克会川县(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后与吐蕃合兵。而后大军继续北上，连克台登(四川盐源县泸沽镇)、嶲州（四川西昌市越西县），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矛头直逼成都。

此战之中，南诏闷声发大财，在会川设都督府，会川以南地区均归南诏所有。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阁逻凤率军向西开进，兵至独龙江流域。

次年，他巡游到滇池，被眼前景象惊呆了，认为此地“山河可作藩屏，川陆可养人民”，于是命儿子凤迦异于滇池之北筑拓东城，称“东都”，寓南诏“开拓东境”之意。

至此，南诏正式一统云南全境，成了实至名归的“云南王”。

南诏攻陷嶲州时俘虏了一个名叫郑回的唐朝官员，他学识渊博，深得阁罗凤重视，被任命为王室的专职教师。

《新唐书·南蛮传》记载：“阁罗凤重其悖儒，号‘蛮利’，俾教子弟，得棰搒 [chuí péng]，故国中无不惮。”

这话的意思就是郑回受命考察教育王室子弟，有权揍调皮捣蛋的孩子，国中之人无不忌惮。

说起南诏对中原文化的仰慕，那还真是由来已久。

在南诏和唐朝关系好的时候，每次遣使长安必携带学子百人，随后又

发展到每5年派50人就读于长安。并在国内建了官学，学习好的就分批派去成都深造，学成归来分配到各地为官。国内的各种文献、文书、史料都用汉字记载，形成了“以孔孟治世，以礼乐治国”的传统。

郑回主持国家教育以后，在南诏确立了“三教并立，儒学为先”的文教政策，以儒学为立国之本。

现在立于大理太和城遗址内的《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即为郑回。碑文中反复申明，叛唐乃迫不得已，依旧有归化之心。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日后南诏重新倒向唐朝埋下了伏笔。

等到南诏王异牟寻即位后，郑回被委任为清平官（宰相），同时继续教育下一代王子。

这种国王老师的特殊身份让郑回在做清平官的时候，显得非常强势。

据《旧唐书·南蛮传》记载:“蛮谓相为清平官，凡置六人。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余清平官五人，事回卑谨，或有过，回辄挞之。”

这种强势到也好理解，王子他都敢揍，揍个大臣自然也不在话下。

在南诏与吐蕃紧密联合的十几年里，至少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进攻，只有第一次（天宝十五载）取得了成果，其余几次都被唐军击败。

渐渐的南诏开始怀念起唐朝了，跟唐朝混的时候，既不用交税，也不用征兵，跟着唐军打仗还能捞到好处，送点土特产到长安，就能换来大把的好东西，属于稳赚不赔的好买卖。可跟着吐蕃，每年赋税得花钱，吐蕃军队数量不足，还从南诏征兵，最远时甚至要从云南开赴西域作战。

这种征调就跟唐朝人不愿意去边关当兵一样，去一趟就得一年半载，对南诏的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战争打赢了还好，万一打输了，南诏还得背锅。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里有一段记载：“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回因说异牟寻复自归于唐，曰:“中国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

这段记载很好的解释了南诏国内心态上的变化，这种不划算的感觉逐渐蔓延，最终的结果就是南诏完成了一次从弃唐投蕃，到弃蕃投唐的轮回。

这种轮回的直接推手，主要表现在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的战争。

在这年六月，唐代宗李豫驾鹤西游，李适成了新皇帝。

也是在这一年，南诏王阁罗凤去世，因儿子凤迦异早死，立其孙异牟寻为王。

当年十月，吐蕃联合南诏发十万大军，兵分三路进攻蜀川。

这场战役，我们在《大历年间的战局变化》里仔细讲过了，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这是唐军一次难得的大胜，从李晟带着禁军、曲环带着陇山边兵飞马驰援。

史载“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这场惨败直接导致南诏与吐蕃裂痕的加深，吐蕃将领迁怒于南诏，杀了南诏向导，赤松德赞也下令改南诏国王异牟寻为“日东王”。

要知道，以前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要不然也不会有“赞普锺”的年号。

可现在南诏王成了“日东王”，关系从兄弟之国降为臣属关系了。

这种降级处理，让南诏也很郁闷，异牟寻将都城从太和城迁至羊苴咩城固守。

关于这次迁都，《资治通鉴》给出的理由是“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

对于这个论断，我一直都有疑惑，估计司马光同志没去过云南。他要是去洱海边瞅一眼，保准不会这么写。

我们先来看看地图，太和城遗址在今天大理市下关镇的太和村，羊苴咩城遗址在今天大理古城的西侧。

两座古城所在的区域为西依苍山，东傍洱海的冲积平原，南北长约50公里，东西最宽处6公里，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

此地背山面水，气候平和有“夏不甚暑，冬不甚寒，四时略等 ”的称誉。西侧的点苍山是横断山脉云岭南部最雄伟的山峰，山上植被茂密，史料上的记载是“松林荫翳，株直而高”。在苍山十九座山峰之间，垂下了十八条溪水，史称“苍山十八溪”。

在这些溪水的滋润下，整块冲积平原都是肥沃的农田，号称“大理之田，无一垅半亩无过水者 ”。[3]

冲积平原的最北端有龙首关扼住孔道，最南端有龙尾关控制古道。羊苴咩城、太和城居于两关之间，羊苴咩城在北，太和城在南。

但问题是两城相距只有七公里，如果迁都是因为“异牟寻惧”，想找个更安全的地方。

那七公里前您守不住，退七公里您就守得住啦？！

再有一点“异牟寻惧”，他到底惧的是谁？

是惧吐蕃吗？

吐蕃在南诏的北边剑浪诏（云南剑川县），离您确实不远，也就百八十公里。

结果您迁都往北迁了七公里，往吐蕃人身边凑了凑。

您是嫌吐蕃的大棍子有点够不着是吗？！

要不就是惧唐朝？

唐朝边境在黎州（四川汉源县清溪镇）离洱海有好几百公里呢，您迁七公里有啥意义吗？！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洱海之滨的这块平原上并不只有羊苴咩城、太和城，还有一座大厘城。它的位置在羊苴咩城以北十八公里处，在今天的喜洲镇附近。

按照《滇史》的记载，早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皮罗阁就修筑太和城，但并未居之，而是率王族入驻了大厘城，两年后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才正式移都太和城。

这也就是意味着，南诏国都的迁移是从大厘城迁到太和城，再迁到羊苴咩城。而且迁都之后，南诏王室也不是就在一个都城居住，而是在

大厘城和羊苴咩城之间轮替居住。[4]

知道上面这些内容，再回头来看《通鉴》的记载，您还觉得异牟寻迁都是因为恐惧吗？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直到我看见了一篇论文，我感觉为什么迁都可能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答案。

到底是因为什么迁都，迁都之后的南诏国又会有什么举动呢？咱们下期接着说。

参考书目：

[1]、《唐代中期战争问题研究》_王效峰；

[2]、《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_陈寅恪；

[3]、《试析地理环境对大理古都形成发展之影响》_吴晓亮；

[4]、《南诏国初期洱海区域城镇体系的建置研究》_李宇舟、王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