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母校“台中”学习的日子》（朗读：白雪）

作者介绍：雷石榆（1911-1996），笔名：纱雨、杜拉，广东台山人。1933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主编盟刊《东流》《诗歌》，并用日文进行诗歌创作。其日文诗集《沙漠之歌》出版后，受到日本文学界好评。


回忆在母校“台中”学习的日子


在我黄金色的青年时期，值得回忆的事情是很多的，但作为学生，从改良式的旧学制到西方式的新学制，所学得的多方面的文化知识，成为我后来拿笔战斗的原动力。
我是母校“台山县立中学”十八春乙班生，我投考的作文试卷是用文言写的，我一知半解的文言早在私塾学过，而力求甚解的文言，则是在县城的学制改良式的“瑞应书院”，攻读了两年多打下基础，所以我十五岁就在《溯源月刊》，接连发表过旧体诗。在旧体诗方面，我受过清末秀才刘晚成校长的陶冶；在散文方面，受过清末举人周毓初教务主任的生动教学启发。其他教师有教英文的、数学、物理的、美术、体育的……所以我说“瑞应书院”是属于旧学制改良式的。
母校“台中”可说是由改良式旧学制，过渡向新式学制的开端。我进入母校时，校长是黄铁铮，校址在纱帽山麓，校舍及各种现代设备是全新的，根据黄校长手书镌刻的碑文所记创立的经过，一切建筑设备，是加拿大侨胞捐款助成的。稍后在山腰耸起一、二座红墙绿瓦的中式建筑物，是美洲侨胞资助落成的。
说它是新式的，可以从几方面看：
一、母校的环境与设施——前面是半弧形的灌木围垣，略偏左一头，是校门的出入口，进去便见左边的小花园，栽有各种花草，沿坡而上，植有“万利木”（白杨类）、棕榈等热带植物。正面是白墙平顶的二层楼校舍，正中的主楼开有前接台阶，侧立拱柱的大门，直入即达礼堂，上层外部是教师休息室，内部是校长及主任办公室，两侧廊道通教师宿舍；顶层像钟楼，其上竖起旗杆。主楼两边一字排开，看去像长廊上开着两重岔口，内部颇似倒置的“而”字形，下层为学生宿舍，上层为教室，两排之间成小庭院，栽有花木小竹，颇感幽静而空气清新。再往后，还有一座独立的宿舍，宅的右侧有图书馆、医务室。食堂、合作社小卖部壁上有我炭绘的美女肖像，最边为抽水机房、游泳池。校舍前局是大操场，再前面是大池塘，常泊有一、二小艇，塘边杨柳依依，特别是月夜的倒影，很是迷人。为了美化环境，我也参加过植树活动，在花园右上端，我植了一株“万利木”，离校时已长成丈余高。在这样新鲜优美的环境里，意气风发的学习与活动，长留在黄金色的回忆里。
二、教师与课程——我们的老师，有留学国日本、美国的，有毕业于北平、南京等大学的。所授的课程跟当时一般中学大致相同。语文虽以白话为主，但古文选篇也占相当分量，大概由于改良不能割断旧文化优秀传统的缘故。不过，我一反过去，专心学习《新青年》、《创造月刊》、《太阳月刊》、《语丝》、《莽原》等“五四”运动前后的进步刊物和各种专集的白话文作品，就在这时我开始写作新体诗、散文、小说、评论等。
教我们美术的，有擅长水彩画的李春风老师，另一位教素描的谭老师，与活泼、谐趣的李老师相比，他说严肃、沉静的绅士型，但有时暗暗地在房里练绘油画，一大幅裸体美女像，老不见完成。
初时我们的老师，多少广东籍的，又以台山出生的较多，平时他们面对各地区方言的差异，就用广州话交谈或讲课；但与外省教师对话，只好使用“国语”。出生广东琼州的陈競老师，不会广州话，他教国文，使用的据说是“国语”，讲起古文来摇头晃脑，津津有味，可我们几乎一句也听不懂，只见黄校长和一二出身于北平某些大学的老师，能和他对得上话。当时提倡普及国语（普通话），就流行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东人讲官话（普通话）”。但推行全国统一语言，已提到现代教育的日程来，我校很快请来一位教“国语”的女教师，她姓肖，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是位苗条清秀的未婚佳丽，说话清脆悦耳，从注音字母：ㄅㄆㄇㄈ……教起来，拼读会话或语文，更婉转好听。不知怎的传到县城里，她被请去开班讲授，每周二、三个晚上，我得到旁听许可，她发觉我学语言的浓厚兴趣，而且毫不胆怯地和她对话，便喜欢和我接近。但在城里开速成班，由于听众的文化水平和年龄，都相差距颇大，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使她感到困扰，不多久就结束了。
还有给我印象颇深的，是教练洋乐队（管乐器的）郭士驹先生，他中等身材，一管高鼻梁，经常西装革履，一派洋绅士风度，不大言笑，态度和蔼，偶尔说话，使用香港通行的粤语。他住的单人房，在我们学生宿舍隔壁，常见他在房里练手提琴和弹风琴。每到假期，才见到他白胖的夫人来接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度假。我们二十多个队员，每天早晨排立在花园亭子的前面，听郭先生用英语点呼每类乐器，轮次教练，他按各类五线谱，亲手吹奏练习。我是吹短号（Cornet）的，是最费气力的乐器，我虽有过多年吹喇叭的经验，但眼看五线谱，指按弹键，动作一致很不容易，无论校内练习或校外集体演奏，不断变换曲子，郭先生常常贴近我，提示吹奏的指导。
此外，早年留学日本的谭秀峰、朱鲁泉两位老师，在不同的级班讲过课，平时都喜欢接近青年，对于青年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起过积极的影响；谭秀峰即后来的何干之，是我们台山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抗战时任过迫安陕北公学教务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长，在“文革”初期含冤故去，其遗著有《中国现代革命史》等。朱鲁泉即现在仍健在的朱伯濂先生，当年发表过好些新体诗，颇有拜伦的风格，解放后则当以旧体诗抒发胸怀，其著名度远大海外侨胞之间，历任《新宁杂志》主编至今。
三、几项课外的活动和工作
1、同窗四人办“汐社”——大约在1929年下半年，我与雷秋波（哲如）、陈作梅（白曙）、伍福胜（示月）甲乙班同学，共商创立一个文学社，结果同意伯曙取名的“汐社”，先在《舆论报》第四版出周刊《汐》，表示汐潮冲击着黑夜，黎明将要到来的象征意味。这是“五四”文学对我们起了启蒙的作用。我们共同集稿，分工轮流编辑，发表的主要是白话诗，其次是散文、随感、短评。我则在另一个对开大报（《正气日报》）副刊发表连载小说《情缘之果》，多半是想象的恋爱故事，还未写到虚构的结果而中断，不多久，该报社因经济问题倒闭。我们的《汐》维持较长时间，都无稿费，以赠报为酬，由于功课和其他活动频繁，大约半年后宣告停刊了。我们四人中，雷秋波是我同村的小伙伴，自小学起，一直是最亲密的同窗，出校后无机会升学，当过小学教务主任，抗战开始时，他与示月去了延安“抗大”学习，后被派到敌后游击区工作，从此杳无音讯。伍示月改名伍铭，被派到山西从事编报工作，解放后任北京通俗出版社社长，约六年后病故于外出考察途中。
白曙于1932年去上海，进了暨南大学，参加了“左联”，是“新诗歌会”成员之一；“左联”解散后，在鲁迅支持下，由方之中主编的《夜莺》月刊（1936年3月创刊，6月被迫停刊），共四期上只见看出我们二人的诗创作，有我各期合计共五首，在一、三期中，刊有他的《她的悒郁》和《十年》二首。抗战时，白曙在华南各地从事教育和文艺战线上的工作。解放后，任过广西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广西分会主席等职。1986年12月9日病逝于南宁，终年七十四岁。
2、校内义务种种——在1930年间，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委员，我的实际任务是主编校刊《台中半月刊》兼民众夜校教务主任。这个半月刊是大32开本，每期约百余页刊载八九万字的期刊，部分寄送海外各地华侨，小部分赠送国内的中学（如天津南开中学等）。当时校长黄铁铮很重视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和校刊的印行，为了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捐助，把学校的各种设备和我们的活动状况，都摄入黑白录像带（尚未发明录音带）准备带到海外去放映，显示办校成绩的各个部分。校刊发表师生的诗文，也欢迎校友寄稿，学术上的论争（有过林、黄两校友的激烈论争），听任发挥各自的观点。
由于县府拨款常常拖延，学校经费日形拮据，是年秋黄校长赴美洲向侨胞募款，一去经年无何进展而迟迟未归。这期间，正是世界性经济周期恐慌的年头，我们靠侨汇上学的学生，除了每学期交足学杂费约五六十元白银外，在生活上我也得力求节约，手里有余钱，总是花在添购新书何刊物上。
3、难忘的精神食粮供应站——城里有家“岭南书局”，是侨属叶氏兄弟开办的，这是唯一兼售进步新书刊的书店，可称之为“精神食粮供应站”，大叶（建元）任经理，进步文华人士成为他热情接待的常客，对于我这个崭露头角的中学生，更是另眼看待，分外关照，例如有过二、三次寒暑期间，无偿地招待我在书局宿食，任由我选择书架上读物，躲在阁楼上细看，也有我选购带回校内细读的，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艺术论、社会学等译著。
自从离开母校至今，不觉度过了大半个世纪，这期间经历过多少坎坷、磨难，几度虎口余生，都不在此赘述。这大半生可说是南人北客，每遥望数千里外的故乡，不禁忆念在母校度过黄金色的中学生时代。而我能进入这样新式学园，乃至后来留学日本，完全是靠父亲的侨汇支持。在我出世前就漂流海外谋生的父亲，平生相处不是两年光景，竟于1941年日寇侵占印尼战争中，生命财产都化为乌有了。
不管经历了多少沧桑，我对当年培育了我，对我成长起过重要影响的母校“台中”，是永生难于忘却的！
                      一九八九年5月于保定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