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外国“县城”去留学，是什么体验

他们需要一张学历。

撰文 | 劳骏晶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李奈在飞机降落前向下端详，一簇簇低矮平房连成方正一片，构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这里是布隆迪，一个位于非洲东部的小型内陆国家，是联合国认定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李奈，是布隆迪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2022年10月30日，当飞机落地布隆迪最大的城市布琼布拉，李奈仿佛穿越到了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穿过空旷的跑道，她走进那个仿佛小城市火车站的机场，跟着人群堵在出口处。出口还要安检，她只能堵在人群里，看着安检机器，慢悠悠地吐着行李。

她在布隆迪前无古人的留学生活就此开始。

去非洲、北欧、东南亚，像李奈这样的年轻人，勇敢地游牧到这些国度，尝试着在这些拥有完全不同游戏规则的环境里生活、学习、体验。在那里，他们不用担心高昂的费用、猛烈的竞争，以及“反向留学”——身边老师同学都是中国人——因为这些地方足够冷门。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数据显示，中国学生高等教育阶段十大热门留学目的地分别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新西兰。然而，随着留学人数越来越多，以及留学热门国家竞争越来越激烈，冷门国家就成了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在“县城”读研究生

在布隆迪的第二天早上五点，李奈就被院子里的公鸡叫醒。随后，她在学校逛了逛，被同学们当做“异类”盯了半天，并在晚上体验了当地最重要的娱乐生活：喝酒和聊天。半年后，她在这个酒吧请全班同学喝了一顿酒，啤酒平均7元人民币一杯，一晚上下来只花了一两百元。

李奈是参与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公派项目来到这里的，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在这里学习隆迪语，同时修历史专业。

布隆迪大学时间表与中国完全不同，学期结束没有寒暑假，只在第一第二学年中间有两周左右的假期。师资也很紧张，60小时的课时被压缩在十天左右上完。李奈要跟着当地同学一起，从早上八点连续上课到下午两点，中间只有四十五分钟左右的休息。

适应高强度的学习需要花时间。课堂使用的是法语，教室里没有多媒体，通常老师说什么她就听写下来，课后再花成倍的时间自学讲义。遇上不给讲义的泰斗老师，她苦不堪言，只好先偷偷哭一会儿。

作为前无古人的留学，李奈遇到困难，也没办法找到中国留学生交流。这是留学小众国家常遇到的问题，孤独。

李奈和她的布隆迪同学。她所在班级，包括自己在内，只有三名女生。

方宗伟也是如此。

2019年，方宗伟被瑞典于默奥大学录取，攻读硕士学位。那个夏天，他从广州出发，一路往北去，先后在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中转，花了十六个小时到达于默奥。他对瑞典的第一印象，就是在飞机上俯瞰到的阿兰达机场。不同于被居民区围绕的中国机场，“阿兰达机场周围大多数只是树林和零星的田野，房屋只是这广袤图景中的一两个点缀。”

于默奥是瑞典北部最大的城市，但放在国内，也就是一座县城的水平。人口密度是46.9人/平方千米，几乎是北京的三十分之一。方宗伟用一天时间，就能逛遍整个城市。

到一座县城大小的城市读研究生，是什么体验？一开始，方宗伟觉得空旷，走在街上遇不到几个人。但他很快习惯了这里安静的生活，同瑞典人交了朋友，参加他们的酒会和派对。

只有极夜是方宗伟无法适应的。长期晒不到太阳导致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人感到生理性抑郁，极夜的日子总是伴随着窗外厚重的积雪，通常就窝在有暖气的屋子里，买菜也只是一周去一次。

他不得不学会与无聊相处，用阅读和写作，尤其是给朋友写信，来打发北欧这漫长的冬季时光。

他们需要一张学历

“杰西哥”是个女孩，她在国内最高学历是“中专”——一个完全没有竞争力的学位。2014年，19岁的她中专毕业，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拿着2000元的月薪，每天过得迷糊又茫然。

父母劝她考个大专，但杰西哥觉得大专文凭改变不了现状，想考个本科几乎是不可能的。“专升本”则考虑到花的时间精力与学位的含金量，性价比更低。有一天，“杰西哥”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去国外拿一张本科学历？她中专学的是商务英语，英文成绩一向不错。

留学费用高昂，她的家庭不可能负担得起，美国英国不用考虑了。杰西哥搜索免学费的国家，得到的第一个条目是：芬兰。而且，其教育质量并不低，其高等教育在全球能排进前十。目标就这样决定了。

杰西哥说，2014年，当时大约有一万人申请去芬兰留学，而该国向中国人开放了六千多个名额，竞争压力远远小于英、美、澳。

一开始，父母不同意，她带着自己的一点点存款，再向朋友借了一些，就登上了前往芬兰的飞机。

芬兰生活费一年最低也要五六万元，杰西哥咬着牙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挣生活费。在国内被说成“高冷”“孤僻”的她，竟意外适应北欧的空旷。她拥有独处的能力。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就业市场学历在通货膨胀，考研大军在今年达到474万，创下历史新高。欧美热门留学地不光学费高昂，还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这时，小众留学成了逃开内卷的有效方式。

方宗伟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他是兰州大学生物专业的学生。在生物专业的就业市场，本科文凭毫无竞争力。2019年即将毕业时，方宗伟面试过一线城市专业对口的工作，对方提供的工资很低，几乎无法维持生活。而他最终能拿到的工作offer，是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运营新媒体。

身边的同学们都在忙着准备保研、申请留学，或者同时准备两者。一向悠哉的方宗伟，此时也终于被身边人汹涌的焦虑情绪传染了。

方宗伟意识到，自己还是需要一个硕士学位。他喜欢自己的专业，也愿意继续学习。“一直觉得自己考研英语和政治过不了”，就想去国外看看。

方宗伟并不厌恶竞争，他只是想逃开那些无意义的、同质化的竞争。在考研、找工作、申请热门国家留学的道路上，挤满了焦虑的年轻人。而在当时方宗伟他们选择的小众留学道路上，内卷的漩涡尚未形成。

选择的自由

如今，“内卷”这个人类学概念在中文网络有了独特含义。

按照人类学家项飙的描述是：“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

总有“陀螺”厌倦了转圈，想获得一个新方向。已经三十出头的黎笑笑和她丈夫，就是这样。当黎笑笑拿到芬兰大学的offer，向公司辞职时，领导和同事都在说：“真好，不用卷了。”

黎笑笑两人是2022年上海因疫情封城期间，决定出国留学的。两人做了一个表格，搜集国家、学校、专业、费用、就业环境等等信息。等条目攒到一百多时，黎笑笑有了方向，她想去学游戏设计，用游戏来表达自我。

2021年8月19日，上海，留学生与家长在浦东机场排队办理登机手续。

芬兰有着强大的游戏工业，愤怒的小鸟母公司就在芬兰，因此与游戏相关的高等教育也很发达。申请的过程仍然累人，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先上课，用考试成绩申请。黎笑笑夫妻的周末，全都花在了学习上。

最后，两人竟幸运拿到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offer。两人去吃了一顿阿根廷菜，连带着为阿根廷拿下世界杯一起庆祝。

在班级的聊天群里，黎笑笑发现，被全球公认社恐的芬兰人，在线上挺热情，她有些害羞地说自己三十出头年纪不小了，同学们赶紧反驳：你远远不是我们中年纪最大的。

在这些国家，很多人读完本科就会工作，相反，读研的很多人，则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要继续在某个专业领域进修，或者通过读研换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不久前，方宗伟一个芬兰朋友就辞去工作，重新念了全新专业的硕士学位，他已经有了两个硕士学位。

方宗伟感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可以随时放弃现有的工作、已有的学历，重新去学点新东西。国内似乎不是这样，别说去念书，辞职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心，生怕就此会在竞争中被远远抛下。那是一种一步错、步步错的环境。年轻人的每一步选择，都似乎要小心翼翼。他对此厌倦无比。身边重新读研的外国同学，则让他看到了选择的自由，以及人生的多样性。

在准备留学的日子里，黎笑笑也会不自觉地期待着未来的生活，完成学业、积累经验后，她希望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她想要芬兰特有的木屋风格，里头是北欧的装修，放上巨大的植物。她还想做一款与自己生活经历相关的能表达心情的游戏。

黎笑笑期待一种理想环境，在那里，努力不再被称为“卷”，而是单纯地叫“奋斗”。

虽然是小众国家，但终究还是给他们呈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在布隆迪，李奈感受到了另一种竞争，那不是内卷，是纯粹的生存压力。她贫穷的同学们会因为付不起交通费而缺席学校的活动，会不得不翘课打几天零工来补足学费和生活费。在布隆迪最好的大学里也是如此。

马路上，人们会推着没了油的面包车走，会一群人徒手扶起一根栽倒的电线杆。

00后的李奈没经历过匮乏年代，她把这些告诉父母，爸爸感慨，她这是穿越到中国六七十年代了。

在学习布隆迪语言时，她读到了村民走一晚上找医生的故事。学习历史时，她也艰难分辨着混乱政局中那些被刺杀的政要。学着隆迪语、读着布隆迪的历史，李奈忍不住与这个国家共情。课堂上，她开始与同学们讨论，为什么布隆迪这么贫穷。现在，她关心和思考着这个国家的症候。

这一刻，海外留学本身的意义超越了学业竞争，她开始考虑那些原本在国内从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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