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作者回应：尊重事实是严肃评论的基础

今天我们的评审书目——《孤星之旅》，来自中国作家周文翰。

上周，我们发布《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评审团意见之后，《孤星之旅》的作者周文翰对其中一位评审员读者@秋虫子的意见作出了回应。本期评审团，我们特别刊发《孤星之旅》作者的回应文章。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是一本以记者视角探究苏轼和宋朝文化生态的传记，用新的史学观念、美学视野追溯苏轼的一生，波及他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艺术生态的关系，以及他生活的时代的文化景观。关于这本书的更多介绍，详见：《孤星之旅》：穿越至九百年前，与苏轼一起长途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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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ry of Books

评审团

本期书目

《孤星之旅》

作者：周文翰

版本：读库｜新星出版社

2023年2月

作者简介：

周文翰，艺术和建筑评论家、作家。曾任《财经时报》《新京报》文化记者，后赴印度、西班牙、东南亚等地旅行和写作，2011年至今从事文化研究和艺术展览策划。出版有《中国艺术收藏史》、《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花与树的人文之旅》《废墟之美——亚欧大陆上的建筑奇观》等著作。曾获“2016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2016年度中国30本好书”等荣誉。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作者的回应：

尊重事实是严肃评论的基础

近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发布三则关于拙作《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评审员评论，感谢贵刊和读者关注本书，但是，其中一位“秋虫子”所作评论的论说方式让我感到诧异，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则毫无根据，不得不在此略作回应，怎么说呢，算是坦白一位作者对评论者的最低期冀吧：对一本书的较长的、严肃的评说，最低的标准应是尊重事实。

该文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其中有“只字未提前辈经典”“未见任何前沿研究成果或者脚注”“出处不加补充”等多处完全忽略事实的表述，并以这个“误会”或者说“虚构”为基点对作者的创作意图、编辑和审稿的专业工作进行攻击。很明显，这位读者是如此厌恶这本苏东坡传记，仅仅翻了前面一丁点内容就写下这些粗暴论断，他没有翻到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有我对自己的写作方法的解释及对之前的传记写作模式的看法，他也没有翻看这本书末尾那几十页、几百条非常详细的注释——比他推崇的李一冰那本传记的注释更多而且更严谨。本书采用的是“尾注”而非“脚注”的编排形式，前言、正文的相应文句处都有标号，读者翻到书末可以找到相应的注释，令人惊奇的是，这位秋虫子如此“粗心”，没有注意到目录提示的注释页码，没有注意到正文中几乎每页都有的注释标号，也没有翻到书末随意扫一眼那些密密麻麻的注释。可能，他仅在书店翻了陈列架上本书的前言和前一两章就匆匆写了这篇评论，而书评周刊公众号也匆匆选发这样的评论，一切操作都是匆匆的，似乎事实不重要，“理解之同情”更在九霄云外。

从善意的角度，我只能猜测这位先生太崇拜苏轼、太崇拜李一冰的传记，他只愿意待在自己的阅读舒适区，乃至无法接受新的传记写作方式、文字风格，才不顾事实对一本新书做出如此荒谬的评论，老实说，从他那些情绪化的用词可以看出，他并非“平心而论”，而是带着一股莫名的焦躁、怨恨在“凭心而论”，就此，作为作者，我有三点回应：

一是，关于《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与林语堂、李一冰的苏东坡传记在史实认定上的差别。不断有人在讲座、闲聊时询问我的书与林语堂、李一冰的有何不同，我觉得文字风格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范畴，不同的作者心中各有坚持，不同读者也各有品味，各说各话即可，无所谓对错，但是就对史实的研究、判断、陈述而言，我自信《孤星之旅：苏东坡传》超越林语堂、李一冰两书，认真的读者如果能细读三本书的时间线、事实表述和注释，当有公平的判断。举个简单的例子，对苏轼参加科举省试或殿试的名次，此前几乎所有传记都承袭苏轼是第二名的旧说，如李一冰认为苏轼是殿试第二名“榜眼”，这明显是错误的，苏轼仅仅是该年省试“论”那一场的第二名而已，总名次不明，而该年殿试的前五名的姓名历历可见，苏轼绝非前五名，他为母亲守孝期满后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福昌县主簿更是证明他在殿试中名次比较落后，我基于当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在本书中对他的科考经历、成绩进行新的叙述，有心人可细读本书第一章相应段落和注释自作判断。

二是，关于传记写作的模式，正如我在后记中所言，我追求的是写“传记”而非“评传”，尽量只记述苏轼成长的过程、事实，尽量不出场评论、尽量不猜测苏轼的心理活动——之所以说是“尽量”，是因为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未能免俗也融入一些评论、猜测的段落，书中评论性文字和事实陈述性文字的比例大概是1:9，可以说相当克制，而林语堂、李一冰那种“评传”中作者评论性文字与事实陈述性文字的比例大概是4:6或5:5，我深知，许多读者已习惯了林、李那种“评传腔”的模式，希望能看到更多作者也能变着花样用美好的大词赞美苏轼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篇诗文，但是，我想写的恰恰是一本与这类评传模式不同的传记，我因为有记者的工作经历——2003年至2008年我曾担任《新京报》的文化记者，这是我插入的利益相关说明，秋虫子的文章的发布可以证明我并未因此得到优待——，对事实与观点的区分很敏感，我追求的是写清苏东坡成长之旅的过程、事实、状态，写出苏东坡所见所闻的视觉景观和信息环境，让读者从中自行感知书中人物的高下、好坏以及形成相关的判断、观点、想象。这是我的写作方法，我一再强调，我写的仅仅是我理解的“可能的苏东坡之一”，能得到一些读者的认同，我当然高兴，而也有读者并不喜欢，我也尊重，因为，每个读者有不同的喜好、观点，我并不奢望所有人都喜欢这种写法。

三是，一本书出版以后，每个读者对其的喜恶与读者的性情、知识背景、文化视野乃至语感相关，这是作者无法左右的，就书评而言，一句两句话的简短评论因为随性而发、语境不明，即便有些武断、轻率的说法也可理解，但是比较长的、严肃的书评，作者至少应该大致通读全书，能做到明确区分自己的观点与可供核验的事实。一些人习惯从事实推论观点，这是偏理性、逻辑一路的评论方式，也有一些人习惯根据个人体悟、爱好直接抒发观点，这是偏感性、性情一路的评论方式，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一旦评论文章涉及对事实的陈述或总结，至少要符合该书的实际而非虚构靶子。秋虫子先生的文章如果直抒胸臆说“我因为反感本书作者的某种语感、文风、写作方式，所以厌恶这本书”，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我绝不会写什么文字与他争辩，但是，他的文章对《孤星之旅》有无注释、史实基础的陈述完全与事实不符，让我不得不写这篇文字略作澄清。至于他对我的写作目的的那些恶意揣测，在我看来流露着属于旧时代的腐朽气息，对这种诛心之论式的观点，我只有一句话要说：每个人写下的文字都是一面照见自我的镜子。

我写下这些话，并不期望说服秋虫子先生认同我的观点，只是为了向一本书、一篇评论可能存在的读者呈现彼此的观点分歧和事实状况，我相信，每一文本的每个读者自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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