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叶挺出走后项英多次要求辞职，毛主席大怒：不想干就拉倒

毛泽东和项英，一个是党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一个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密切合作，情同手足；但他们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格，发生过多次争执，互不相让。今天帝哥就来说说毛泽东和项英之间的故事。

毛泽东和项英早在1923年就认识了，这年4月，时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的项英路过长沙，毛泽东和杨开慧专门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人还进行了一番长谈。多年以后，当项英提到这顿饭时，还激动不已。

1931年1月7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为了加强对广大苏区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因工作暂时不能离开上海，所以他的书记一职由项英代理，不久以后，项英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东见到项英后，十分高兴地说：“项英同志，喜从天降！”

项英也激动地说：“润之，咱俩一别就是多年，真想你啊，你可瘦多了！”

毛泽东向项英介绍说：“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很需要得到有力的指导。明天前委要召开扩大会议，你也参加一下吧，也就是熟悉熟悉情况。”

项英谦虚地说：“不不不，军事工作我不太懂。我离开上海前，恩来同志专门作过交待，军事上要多靠你和朱德同志，我不参加军事工作，因为我有更重要的工作，苏区中央局要尽快成立起来，中央已做出决定，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方面军前委随即撤销。”

不久以后，以项英以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宣告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撤销，并建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从这时起，项英成为了中央苏区的一号领袖人物。

1931年3月底，蒋介石纠集20万人马，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4月17日，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迎敌方针。项英认为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武器装备更是差距明显，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兵力太少，与之硬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就得从速退走，退到四川去！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参会人员听后大惊，毛泽东直接站起来反对说：“红军不能离开中央苏区，退走只有死路一条！德隆（项英的原名），你来中央苏区也有几个月了，第一次反‘围剿’前的情形，你该是了解的吧？”

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继续按照“诱敌深入”的战略打击敌人。毛泽东说完以后，朱德、彭德怀等人纷纷响应，此时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要听，但山沟里也有马列主义，战争上的事还得红军自己解决。”

最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此后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在15天里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成功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战斗结束后，项英不禁感慨万分，他想到自己曾主张红军远走四川，后悔之余不禁觉得有些荒唐，他对毛泽东更加佩服了。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项英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从此以后，他和毛泽东天各一方。在那几年的游击斗争中，项英不惧艰险，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立下了汗马功劳。

“七七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中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延安的电台不断地与南方各游击区进行联络，但多数联系不上。此时的项英并不知道中央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一系列指示，只是在大体上听说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便在1937年9月27日写了一封《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信中说：

余遵照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指挥下效命杀敌。望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

项英的这封信很快就由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在延安的毛泽东听到以后，十分不安，他对张闻天说：“这个项英，目前还不明白统一战线必须保持独立原则的重要性，这样无条件地集中下山，要吃大亏的呀！”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在两个月之前，中共闽粤边特委军事负责人何鸣与国民党157师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将闽南红三团1000余人集中在漳浦城接受改编，结果竟被预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包围缴械。毛泽东担心出现第二次“何鸣事件”，于是马上给在南京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发电，让他们迅速找到项英，传达中央“部队不能集中”的指示。

10月6日，博古终于派人在赣南找到了项英，项英得知中央的指示后，诚恳地说：“中央的指示来得很及时，再迟些日子，我们的工作也许就受损失了！”

随后项英按照中央的指示，完成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新四军成立后，由叶挺出任军长，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由项英出任副军长，实际上行使政委职权，他认为项英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最高领导，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层中不能没有项英。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

成立党的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书记和新四军分会主席均由项英同志兼任。

让项英担任东南地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充分体现了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

项英上任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任务，迅速打开了东南地区的抗战局面，毛泽东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新四军的战绩来之不易，项英同志功不可没！”

但时间长了以后，项英和叶挺产生了分歧。项英认为叶挺不是党员，只是将他当成统战对象。叶挺虽然是军长，但既看不到中央给军党委的电报，也不能参加军党委的重要会议，所以很难开展工作。

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这被项英指责为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喜欢穿着整洁，并有自己的厨师，单独吃小灶，项英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这些因素都促使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1938年6月初，叶挺去武汉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新四军要军费时，见到了周恩来，他把自己和项英之间的分歧向周恩来进行了报告，并建议成立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两天以后，延安发来回电：

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

但由于项英仍然不合作，叶挺的处境没能得到改善。深感委屈的叶挺在这年10月离开新四军出走，回到家乡广东省惠阳县，出任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

叶挺的出走，乐坏了蒋介石，他想趁机换掉新四军军长，并得意地对我党有关人士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

周恩来对此非常着急，他多次亲自挽留叶挺，才说服叶挺回到新四军重新履职。

但在半年以后，因为叶挺错杀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项英再次和他产生了分歧。1939年10月，叶挺来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国民党又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攻击共产党不能容人。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地对周恩来说：“这个项英，我早就叮嘱他要注意和叶挺搞好关系，可他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弄得叶挺一而再、再而三地辞职，我们被国民党抓住了把柄，说共产党胸怀狭窄，容不下人！”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了近3000字的指示信，不点名地对项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语气十分严厉。性格倔强的项英在看到这封信后，却产生了一个念头：与其让自己被逼得自己灰溜溜地下台，还不如主动提出辞职。他竟然主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辞职。

毛泽东收到项英的信后，深知新四军毕竟是项英一手带出来的，他在新四军中威望很高，在当前叶挺出走的形势下，新四军一时还离不开他。毛泽东只好暂时压下怒火，给项英回了一封信，信中对他这几年工作的成绩进行了肯定，并要求他继续履行职务。

但项英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态度反而更强硬了，5月29日，他再次向中央提出辞职。这次毛泽东终于被激怒了，他对来延安汇报工作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你给项英带句话，要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拉倒！没有你项英，新四军垮不了！”

幸亏此时周恩来已从延安来到重庆，他再次对叶挺进行了反复劝说，叶挺这才回心转意，重新回到新四军工作，项英辞职的这场风波才暂时告一段落。

1940年底，蒋介石在新四军军部周围部署了7个师的兵力，并计划在1941年初彻底“肃清”新四军。在这个紧急关头，毛泽东多次给项英发电，要求他带领新四军主力转移到江北，项英却一直犹豫不决，还多次向中央强调困难。

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项英发了一封电报，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的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项英收到电报后，这才决定部队于1941年1月4日正式动身，向北移动。

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合围的部署，1月6日，当叶挺和项英带领新四军9000余人走到茂林一带时，果然陷入了国民党7万重兵的包围之中。尽管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除了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或被俘，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也被叛徒杀害，留下了令人叹息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