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的通信联络

作者：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总参通信部部长崔伦

导语：1950年10月11日，在沈阳开往安东的专列上，彭德怀司令员匆匆组建了志愿军前指临时机构。崔伦作为前指通信部门负责人，从此担负起了志愿军作战指挥通信保障的领导重任。10月19日黄昏，彭总乘坐吉普车在暮色秋雨中缓缓驶过鸭绿江铁桥，由崔伦带领的一支由10人组成的电台队乘大卡车紧随其后，这也是彭总唯一的随行车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通信兵克服了通信装备落后、技术人员奇缺以及缺乏境外作战经验等重重困难，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浴血奋战，较好地完成了作战指挥的通信保障任务。在如此大规模的惨烈对抗且极不对称的战争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堪称奇迹。

1950年

10月1日，美国侵略军不顾我国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10月7日晚，军委通信部领导找我谈话，大意说“中央已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任命彭总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总已去沈阳，叫带1部电台去，组织上决定你随彭总赴朝参战”。

建国初期的崔伦

10月8日，我带1部电台及通信科长杜牧平、器材科长苏冶同志等乘火车赴沈阳，去后即向彭总报到。

10月9日，我参加彭总主持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出兵参战决策及入朝作战方针。

10月11日，在沈阳期间经与军区商量又增加两部电台，组建1个电话队。成立管理科。其他部门也增加了人员，于11日乘一专列火车由沈阳开赴安东，丁甘如奉命在列车上进行登记编组。

10月13日，北京通知彭总回京参加政治局会议，我又带1部电台随彭总坐飞机返回北京，下机后彭总对我说；“你先回去，走不走待命。”

10月19日，我跟随彭总从北京坐飞机抵达安东，吃晚饭后我仍带1部电台坐大卡车随彭总过鸭绿江入朝，志愿军各军也是这一天开始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过江入朝。

10月21日，彭总和金日成首相在大洞会见。大卡车掉队，当日赶到后，彭总关切地看望了电台的同志。

跟随彭总入朝的军委总台人员到达朝鲜后合影。他们担负着志愿军总部与北京及入朝部队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

10月23日，随彭总由大洞转移到大榆洞，与第13兵团机关及北京、沈阳来的同志会合到一起。

10月25日，根据中央决定，宣布北京、沈阳来的同志与第13兵团合并正式组成志愿军领导机关，并任命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兼副政委，谢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此时，志司通信处由我和罗长波负责。

崔伦在志司驻地与罗长波合影

同日，第40军第118师在温井地区与敌遭遇，并歼灭伪6师一个营。以后将这一天定为志愿军入朝纪念日。当天志司就利用地方既设线路沟通与就近部队的有线电话。第50军、第66军也先后于25日、26日入朝参战，第66军入朝过于仓促，部队已到朝鲜，通信分队还在天津集训，该军第一次战役通信保障十分困难。

1950年10月25日，第42军主力在长津湖以南组织牵制东线之敌。图为战场指挥员用电话下达作战命令

1950年11月6日，铁道兵第1师奉命入朝。图为该师有线电分队在抢修被敌机炸断的铁路电话线

11月2日至3日，我军正在云山地区围歼美军骑一师第8团，彭总命令我军尽全力将其歼灭，此时，志司对下有线电话有的不通，有的不畅，无线电报来不及，于是通信处将报话机搬到作战室，我建议谢方参谋长亲自上机通话，对地名及部队番号用打哑谜的方法解决，这次及时顺畅的联络，有力地保证了围歼美军的胜利。

并为指挥员亲自使用无线电话起了带头作用。出国前听人民军介绍经验说，美国人飞机上装有测向机，结果第一次战役进行过程中，敌机一临空，部队指挥员都命令电台停止工作，这样就严重影响指挥，于是战役进行中，志司及时发电报予以纠正。

11月中旬，志司召开各军参谋长会议，会上除研究作战问题外，还专门研究了通信联络问题。我在会上发言着重强调：对电台要注意安全保障；但当敌机临空电台仍要继续工作，要权衡利弊，不能影响指挥；要重视使用暗语通信，既保密又及时，志司通信处又重新充实了暗语编拟内容，望大家重视使用；无线电话使用严格控制时机，注意保密等。

11月20日至25日，我和任荣同志组成志司、志政的联络组赴第9兵团联络。第9兵团是11月7日入朝的。

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当天我从9兵团返回志司，毛岸英同志这一天牺牲。

1950年11月27日，第9兵团参加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图为阵地指挥所指挥员使用电话下达战斗命令

11月28日，战斗在西线的第38军，在歼灭德川地区的敌人以后，迅速向敌后实施战役迂回，第113师沿通三所里小路，一日行程70公里，于28日到达三所里，立即用报话机向志司报告情况，发出3条暗语：“我师已到达三所里”、“敌人正向南逃窜中”、“请指示我师的任务”。志司立即回了一条暗语“要你部立即断敌退路”。

整个联络过程只几分钟时间，创通信时效的奇迹。彭总对我说“打仗没有畅通的通信联络保障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崔伦与入朝参战的38军通信科长刘世仁合影

12月中旬，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司先后转移两次，第一次由大榆洞转移至德川地区的玉泉车站，只住了几天又转移到成川地区的君子里，这两次转移均采取先派勘察组带电台去勘察定点，然后志司机关采取一次跃进方式转移，因此时敌人正全面撤退，故通信保障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12月中旬，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联司向人民军每个军团派出联络组，带电台与联司联络。

12月31日傍晚，发起第三次战役，对敌三八线防线实施突破。因第一次对敌实施阵地进攻，我方准备不足，火力很差。

彭总很关心对敌防线的突破情况，此时志司对下有线电话全部不通，电报不及时，无线电话夜间因距离远也不通，志司通信处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就派通信处的同志到作战室值班，与10个通报电台沟通直达电话，利用报路传送暗语，不到一个小时志司即掌握了全线的突破情况。用通报台报路大量传送暗语，这也是第一次，其时效不低于有线电话。

1951年元旦，第116师347团在第三次战役突破临津江的战斗中，用步谈机进行联络

1951年

1月中下旬，志司机关及部分军、师干部赴沈阳参观陆空联合演习，我和罗长波也去参观。由于师以上通信科长都去参观演习，便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通信会议，介绍和研究前3次战役的通信联络经验，军委通信部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1月21日，志愿军航空兵首次进行空战，击伤击落敌机各1架。

1951年1月21日，志愿军空军在清川江桥上空与美军空军首次作战。图为指挥员用无线电指挥飞机攻击美机

1951年2月，彭德怀陪同金日成首相到志愿军某阵地视察，志司通信处派员随行保障通信联络

2月11日，第四次战役志司共组建两个“前指”，西线为韩指，中线为邓指。

2月11日，邓指负责指挥中线各军及东线人民军共同发起战役反击。在发起反击的当天，由于对主攻方向究竟是先打砭平里还是先打横城，产生两个各有利弊的方案，志司首长需与邓指交换意见。

此时，志司对下有线电话不通，无线电话因战役反击未打响绝对不能使用，电报又急又长，按正常程序拍发来不及，志司通信处按谢参谋长指示，给双方的作战、机要电台先打招呼，全电台立即沟通，每个岗位都要2人值班，志司的发报由作战处起草一组即向机要处译电员传一组，译电员译一组即在电话上向电台传一组，电台在电话上收一组即向对方发一组，这样等作战处的电报起草完不一会儿，对方指挥员就看到了电报。

邓指复电也采取此种办法。谢参谋长给此办法起了个名字叫“救火车”，创电报通信时效最高纪录。由于通信顺畅，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发起。

第126师通信连电话员张景喜在第四次战役中荣立一等功。图为张景喜在炮火中查线

2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入朝。

2月下旬，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志司机关由君子里向金化地区的上甘岭转移，此次转移分两个梯队交替转移，没有中断通信联络。两个“前指”均撤回志司。

4月6日，志愿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第五次战役。在同一时间，志司通信处召开通信会议，向新入朝的部队介绍经验，并部署第五次战役的通信工作，会议是在上甘岭召开的。

4月中旬，志司由上甘岭向空司洞转移，仍采取分梯队交替转移，没有中断通信联络。

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战役第一阶段有的部队通信联络不够顺畅，第二阶段有改进。

1951年4月25日，第19兵团参加第五次战役左翼突击。图为该兵团某部在汶山地区运用短波报话机进行联络

5月上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我随谢方参谋长回北京汇报工作，主要向通信部领导建议尽快改进志愿军的通信装备，尤其是无线电装备数量太少不能保障作战指挥。此外，还建议尽快架设通往国内的长途有线电线路。

5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志愿军后方司令部于6月成立。洪学智副司令员兼任志后司令员。随即开始建立后勤通信网，在洪副司令的关怀下，志后通信网建设较快，到10月份电台增加到10部，建成3个有线电通信营，很快建成后勤有线电通信网。

从5月份开始建立和健全军邮组织，设立总站、分站、转运站等，构成网络，自行运输。从6月份开始建立和完善通信器材供应网，建立总站、分站及地下仓库，独立组织运输，建成仓库面积达6400平方米。

8月18日，敌发动夏季攻势，我军进行夏季防御作战。至9月18日，敌夏季攻势被我粉碎。通信保障基本顺畅，但战术反击时，有线跟进架设较困难。

9月，志司由空司洞转移至桧伧，此地位置适中，矿洞面积较大，志司转移到这里再也没有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年冬季开始，志司通信处重点抓了下列几项通信建设：

建设由桧伧经德川、满浦通往北京的长途有线电线路，1952年上半年开通三路载波电话，由于远离交通线，一直保持顺畅联络。

在军委通信部的大力支持下建设志司集中台，连遥控线也建在地下，建成后电台数量增加1倍，功率增加10倍。

建成通国内的无线电接力线路。

架设由桧伧至平壤的长途线路，并利用朝鲜地方线路开通志司与开城的有线电话，并在平壤牡丹峰开设地下第二电话站，负责接转志司与开城及人民军总部和北京之间电话，起了重要枢纽作用。

向各兵团、各军部署架设阵地有线电通信网。

帮助志后建设和完善志后通信网。

1951年6月以后，为保障长期坚守作战，志司组织开展战场有线电建设。图为建设中的志司电话站

9月17日，中央军委发出加强海防、防敌登陆的指示，东西海指相继成立。东海指由第9兵团兼任，西海指由韩先楚副司令员兼任。志司与东西海指均先后建立了有线电和无线电联络。

9月29日，敌发动秋季攻势，我进行防御作战，至10月22日，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通信联络基本顺畅。

1951年10月，志愿军炮兵第1师通信兵在一次反击战斗中，用报话机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

崔伦胸前佩戴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

10月30日，为对敌施加压力，促进停战谈判，决定对敌举行局部反击，为解决好战术反击的通信保障，志司通信处要求各军重视研究营以下的通信保障，特别强调要重视发挥步谈机的作用，由于敌人的炮火封锁破坏较厉害，战术反击有线电跟进架设不起什么作用，反而造成伤亡，就不一定要跟进架设，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11月5日，我第50军根据志司首长指示，在空军配合下连续组织了4次渡海作战，攻占了椴岛，大、小和岛等10余个岛屿，通信保障较好。

1951年11月30日，空8师24团执行轰炸大和岛任务，通信长刘绍基所在战机击落美机1架。刘绍基立一等功

1952年

一季度，通信处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任命我为处长，任命张凯、唐士吉同志为副处长，任命张醒民同志为副政委。

4月，志司通信处利用自行制造的幻象电报机开通与各兵团、各军的有线电报通信，使电报传输既及时又保密。据统计，80%以上的电报均在20分钟内发出，无线电通信成为备用手段。

4月7日，彭德怀司令员奉命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其在志愿军的职务由陈赓代理。

彭总在回国之前，有一天，专门抽出半天时间来看望志司通信处的同志，先和处的领导同志座谈。这次谈话很随便，内容没有什么限制，彭总有说有笑，气氛轻松活跃。

彭总除谈了周总理一贯关心通信工作外，着重谈了朝鲜战场的形势特点，他说：“朝鲜打仗，一是打后勤，一是打通信，敌人拥有制空权，他们利用这些优势搞什么‘绞杀战’，企图完全切断我军的后勤供应，并使我军的指挥系统瘫痪。我军后勤及通信战线的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使敌人的企图没有实现，这就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彭总的讲话使通信兵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与处领导座谈完后，彭总还看望通信处的全体同志。

1951年9月，志愿军工程兵第1、第4团投入反“绞杀战”作战。图为该部队指挥员用短波报话机指挥部队渡河

1951年11月，志愿军防空军高炮部队参加反“绞杀战”作战。图为指挥所用电话下达向敌机开火的命令

4月26日，志司召开参谋长会议，总结交流构筑坑道工事的经验，会上也研究了坑道作战的通信保障问题。大家都强调要重视发挥步谈机的作用。在国内的大力支持下，步谈机的数量不断增加。到1952年下半年，国内送往朝鲜的各种无线电装备达8000余部，每个军的步谈机由入朝初期的40余部增加到300余部。

5至6月间，第39军在190.8高地战斗中，当坑道表面阵地被敌占领退守坑道后，步谈机员徐福才将步谈机天线在坑道内埋地，不出洞口与上面沟通了联络，创造出奇迹般的经验。志司通信处得知此情况后，将有关人员派车接到志司，进行座谈并写出书面总结发全军，对解决坑道战斗的通信保障起了重要作用。

10月中下旬，为适应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防御作战的需要，志司通信处在桧伧召开志愿军通信工作会议，研究布置如何加强和完善阵地有线电通信网的建设，重点研究路由选择及多路迂回的经验，会后下大力贯彻。到1953年上半年，全战场共建成永久性线路4万余公里。开会期间，正在进行上甘岭战役，会上还介绍和研究了上甘岭战役通信保障的经验。张文舟代参谋长到会讲了话。

1952年10月21日至11月5日，第15军45师所部在上甘岭坚守坑道14昼夜。图为连长李保成用报话机与上级保持联系

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被炸成一片焦土，山头被削低两米，电话兵架设的电话线依然屹立于硝烟之中

抗美援朝期间的崔伦、刘敏夫妇

1953年

春节，重点是抓西海岸反敌登陆的准备工作。第一季度谢方参谋长由开城回到志司，主持开办参谋人员集训，总结司令部的工作，对通信处领导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司令员于开城松岳堂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9至10月，军委通信部王诤部长带领几个大军区通信部门的负责同志赴朝鲜视察，我陪同他们到前沿阵地从东到西走了一遍，重点了解夏季反击战役后敌我双方阵地配置情况，并了解作战部队的通信情况，途经元山、平康、开城、平壤等地回到志司。

在志司期间，王诤部长向李达参谋长建议调我回国工作，并向我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正式下达命令调我回军委通信部工作。

来源：电波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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