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最早的“帝国”为郑州立传

二里岗文化是以郑州二里岗遗址商代文化遗存而命名的文化类型，又称二里岗期商文化，是一种介于二里头文化、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青铜时代早期的一种考古文化。

1950年，考古学者在位于郑州老城东南二华里的二里岗遗址首次发现了一种新遗存，由此命名了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又由此揭开了该文化的最高结晶——庞大的“郑州商城”都邑，而这座大都支撑起了一个改写中国文明史的大时代——“二里岗时代”。

7月15日至7月18日，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携最新著作《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做客中原，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等地，讲述这片土地上的早期文明故事。

许宏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系列书籍，在专业和公众层面影响巨大，从洛阳二里头到郑州二里岗，从“王国”到“帝国”，东亚大陆夏商文明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此次《最早的帝国》一书“为郑州立传”，又将会带给二里岗、带给古都郑州什么样的惊喜？

近日，许宏接受了正观新闻的专访。

为郑州立传：一个人、一座城、一本书

记者：您曾说《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这本书是“为郑州立传”。那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为郑州”的书呢？

许宏：对，我一直说这本书是“为郑州立传”，但不是有些朋友想象的，出于本土学者的乡土情怀、地方政府的邀约等原因。其实我觉得，那样反而传之不远，有点儿我们郑州朋友自嗨的感觉。

实际上，我是把自己放在学者的身份上来写这本书的，从自己研究的方向——早期中国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视野来看待我的研究对象。

在早期中国或者说中国古代文明史，甚至全球文明史视野下，郑州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实在这个领域，学界已经有很多优秀研究了，但宣介的不多，公众没那么清楚郑州这个地方的历史重要性。

需要说明的是，书里的很多专有名词、学说观点并不是我独创的，比如说二里岗帝国、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帝国等，这些概念其实早都已经有了，我只不过充当“翻译”角色，把晦涩的学术概念，用大白话讲给公众，做个宣介而已。

这几年我一直在从“田野考古”向“沙发考古”靠拢，甚至成为一名非虚构作家。2019年我辞去洛阳偃师二里头工作队考古队长职务后，正式转型面向大众，希望让学术“破圈”，把专业考古知识介绍给普通公众。

开玩笑地说，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就像是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文明是上关下联的，从分散的小国林立到一个庞大的中原中心，如果说洛阳是讲它的“前世”，那么郑州对应就是“今生”。如果说更早期的小国寡民的龙山时代是二里头文明的“源”，那二里岗文明就是二里头文明的后续流变。

所以很自然的，我把这本书定位为我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丛书”第五本。前四本书都是和三联书店合作，到了这本给大郑州立传的二里岗文明之书，我也觉得应该和中原大地的出版传媒联系起来，所以最后和大象出版社合作出了这本书。

释疑：二里岗文明何以堪称“帝国”

记者：比起前一本《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此次新书的标题似乎更加“大胆”，“帝国”“冲击波”等词也引发公众极高关注。究竟何为帝国？何为冲击波？二里岗文明为什么堪称帝国？

许宏：的确，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帝国”一词，这也是我想重点阐述的概念，有几个容易被误读的地方，我想再次加以说明、订正。

关于“帝国”一词，这不是我的原创，许多学者早已详细论证过。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利教授，就从铜器研究的视角提出了二里岗扩张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进而提出了“二里岗帝国”的论点。而后，他的门生、后来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王海成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指出“二里岗扩张在东亚考古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种新近发明的金属制作工艺甚或文明本身传播到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地区，早期青铜时代从此由一个局部现象变成了覆盖辽阔区域的整体现象”。

还有副标题里的“二里岗文明的冲击波”，实际上也不是我自己提出来的。

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和日本学者浅原达郎，在20世纪80年代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二里岗的扩张、扩散的说法，殷商的青铜文明，最大限度向四方强力冲击渗透的时段并非殷墟时期，而是二里岗时期。他们文中用的是英语“impact”一词，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冲击波”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同时我又极力强调，我所说的“二里岗帝国”跟罗马和秦汉帝国，既有关联、又有很大差异，甚至应该把这里的“帝国”加个引号。

“早期帝国”的概念实际上在全球文明史范畴内，已经是习见、通用的，但是没有进入我们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者的话语系统。

我这里所说的“最早的帝国”指的是早期帝国，这种政体有这样几个共性：首先，就是高度集权；其次，大体量；最后，都是“外向型”国家。根据这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再来看二里岗文明，它是完全符合广义“帝国”定义的——

首先，高度集权。二里岗文明青铜礼器的形制高度一致，即使是到长江中游的盘龙城据点，那里的青铜礼器一看就跟郑州商城出土的几乎完全相同。不仅如此，连民间层面的日用陶器的使用都控制到了，二里头时期，有三四十种陶器风格，百花齐放，形态尺寸都不一致。到了二里岗时期，居然只剩下几种，尺寸都高度一致，一个政权能够把管控下延到民间层面陶器的使用，这个政权力量的集中性是可想而知的。

然后是大体量和外向型。这就更不用说了，“二里岗帝国”，它以青铜礼容器为主的文化影响，初步推断影响到50万平方公里。这样一个庞大的“巨无霸”，它当然是一个外向的国家。高度集权、大范围的辐射，甚至建立了不少移民城市，进行人口流动、统一的资源调配。

说到这个大范围辐射，还有一个地方我需要解释——

在这个二里岗文明冲击波里，关于郑州，更准确的表述是郑州是“二里岗帝国之都”，而不是“帝国”。因为“最早的帝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政体的概念，郑州二里岗是一个点，它是早期帝国的都城，而以它为代表、为中心、为制高点的整个文明和政治实体，才是帝国。

为郑州骄傲：必须有更大视野

记者：不同于大家对考古工作严肃、枯燥的印象，您笔下的考古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谈起来也是绘声绘色、如数家珍。您是如何对自己的工作保持这种长期的热情，并享受其中呢？

许宏: 马上要退休了，肯定是退而不休嘛，迎接自己的学术第二春，写自己喜欢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而近几年的大环境特别重视历史文化挖掘，乘着这个东风，我们考古人的社会责任感逐渐被唤起。最开始我们编译考古报告给公众看，好多朋友说许老师你这报告还是像天书，读不懂啊，看不进去呀。

那怎么办？既然我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做这样的学术搬运工，把大家都不懂的这些考古报告——我把它形容为“文言文”，进一步解读为白话文，把专业性较强的学术材料，转化成大众喜闻乐见、能读爱读的文字。我现在写的书就是担任了翻译的角色，对这份工作我乐在其中，这是我愿意做的事儿。

记者：这些年您扎根中原，致力于研究夏商文化、中国早期文明，与郑州有着很深的缘分。您想对郑州这座城市说些什么？

许宏：郑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这种古城的天然优势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的，我想这值得每个郑州人为之自豪和骄傲。另外，我还特别想跟郑州的朋友，或者是无论什么地方的朋友说：把眼界放开，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现在强调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要过于仅限在自己的一小块儿地方。这本新书我强调了郑州的历史地位，有些洛阳朋友可能会说，是不是我们二里头的地位又被贬低了？以前呢，还有人说我是大二头中心主义，书里只写二里岗、二里头，西安提都不提。谁不说自己家乡好？这是很朴素很真实的情感，但是大家都应该意识到，要把眼界再放宽一些，视野宏阔一些。

我常说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必须有更大的眼界和视野，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甚至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才能看清楚这些遗址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意义，才能让我们走出郑州，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走的更远更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