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李白，距离长安不止三万里 | 新京报快评

近期最火的动画电影，应属《长安三万里》，似乎叫好又叫座——据报道，该片上映一周以来，不仅掀起了关于古典诗词文化的讨论热潮，截至7月14日，其票房也已经突破4亿元，甚至豆瓣评分也高涨至8.2，成为暑期档评分最高的国产院线影片。

电影通过李白、高适两位伟大诗人的人生故事，呈现出盛唐气象，并试图对不朽的唐诗精神进行阐释。影片从视效设计到人物设计，乃至情节设计，均称严谨。尤其片中48首古诗，能用不同手法演绎，实属不易。而这也是《长安三万里》能取得好成绩的关键——讲人生故事加东方画风。

在大众印象中，李白、高适、杜甫、贺知章等都是伟大人物，但人们却很少从常人角度去揣摩、理解他们。实际上，他们都是被现实生活反复毒打的人。

比如李白，一生最高不过正六品的翰林待诏，被皇家“倡优蓄之”。高适也是46岁才入仕途，50岁时仍只是从八品书记。杜甫则名义上是检校工部员外郎，从六品，却无实职……在时代疾风中，他们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正是这样的挫折淬炼了他们，并使之诗篇永恒。

应该说，讲人生故事加东方画风的《长安三万里》，从叙事逻辑到呈现方式，都相当“宫崎骏”，产生了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但是，用“宫崎骏”视角来看唐诗，则难免有偏颇。

《长安三万里》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悬疑。电影开篇，是太监监军程元振到高适营中问罪，通过高适的解释，倒叙他与李白的友谊，这是全片的主干框架，精美却无必要。毕竟，这与高李二人的人生故事毫无关系，导致两条线只能硬性抛接。

这个框架虽然为剧情提供了一定的紧张感，但敌军正夜行军靠近，高适却喋喋不休叙旧，有悖常理。他要欺骗的是敌军，不是队友，把三两句能说清的话题拉长，现出斧凿痕迹。

与此同时，人物扁平化问题也很明显。片中，李白、高适的性格逻辑过于简单。表现豪迈，即喝酒、跳舞、大喊大叫，近似市井人物；表现才能，即摔跤、骑马、打强盗，要么就是背诵一番名句；表现怀才不遇，即反复遭拒，直白而浅露。

片中只见李白、高适的爱国之情，却未见他们的爱国之能，既无了不得的建议，也不见深刻思想，只靠耍大枪和写诗，怎么被接受？这可能是学习宫崎骏带来的问题。但宫崎骏呈现的多是小人物，用同样的手法来表现李白、高适等人，似乎就成了他们更善于抱怨，没什么大本事。

此外，影片的史实取舍也有争议。《长安三万里》是一部艺术片，不必尽遵史实。因此，电影将历史上负面评价较多的程元振处理成正面人物，有4个儿子的高适竟一生未婚，故事发生时间常被提前和滞后，许多细节穿越到宋代……凡此种种，似乎也不必苛责。

但是，这也直接导致把《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放到任何一个时代，只需改换角色名字，也都能成立。这也是因为，宫崎骏的创作常常是非历史的，但对高度重视历史的中国文化来说，宫崎骏的方法就难以匹配了。

个人认为，电影《长安三万里》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过度夸张地朗诵唐诗——报道也称，每当电影里熟悉的诗句响起时，观众尤其是孩子，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吟诵起来，影院就成了大型背诗现场。

这大概是源于上世纪50年代，苏联教育学者来我国旁听语文课时，提出要加强朗诵环节，即充满感情地、身临其境地去朗诵，以此表达对作品的理解，此后朗诵在我国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陡增，并沿袭至今。

但是，这种来自古希腊文明的话剧独白式朗诵，却未必适合古汉语。古汉语言文分开，言与文的审美方式不同，文靠品，而非以声震人。

对今天的白话文教学来说，朗诵或有价值，但讲古诗是否也应如此，就值得商榷了。尤其是唐诗，因其有严格的程式，不与现实生活等同，能品味二者落差造成的陌生感，才是修养。

国内不少朗诵艺术家演绎过李白的《将进酒》，现场确实不乏感染力，但也有将其肤浅化之弊，形成了对李白，乃至对唐诗的种种刻板印象。遗憾的是，电影《长安三万里》也延续了语文教学的这一认知。

应该多问一句的是，呈现唐诗的音韵美就算呈现了唐诗的全部吗？如果只是喝喝酒、说两句狂话、动辄撂挑子、会合辙押韵，认为这就是唐代诗人的风格？

也因此可以说，《长安三万里》表达的只是意向中诗歌背景下的长安，距离真正的长安恐怕不止三万里。呈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不仅要创新形式，更需要正确理解古典。如果只是任意曲解、似是而非，名为弘扬传统文化，实则会简化和误读。

经典依旧存在，传承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