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涛《宋史》13高薪养廉：首开先河的宋朝养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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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面御史

赵抃是宋朝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清官，他比包拯小九岁，与包拯同是宋朝政坛上难得的清流。

他跟包拯的相同点是，为人至孝，为官清正，不阿附权贵，而且也都有出色的才干。他幼年孤贫，母亲越国夫人徐氏去世，他在墓庐守丧，三年不宿于家。县里边为此把他住的地方题为“孝悌里”，当地的一个叫孙侔的而为他作《孝子传》。他早年由长兄赵振抚养，一直就想报答这个哥哥。赵振死后，他向朝廷申请，把自己升迁的机会转为给赵振的赠官。还自己出资帮助十几位侄女出嫁。这种孝友家风代代相传，被宋人誉为“世孝”之家。

他在御史和谏官任上正色立朝，弹劾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他多次上言，要求朝廷善于辨别君子、小人，认为“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不学无术而且多有过失的宰相陈执中，行为不检、奉使契丹时有违法度的宣徽使王拱辰，奸邪钻营、进不以道的枢密副使陈升之，以及不称职的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都是地位很高的人。而对于无罪被罢贬或者内心不自安的“正人端士”们，比如像欧阳修、韩绛、蔡襄、吴奎等人，他又极力为他们辩护救援，于是“一时名臣，赖以安焉。”

赵抃和包拯仕宦经历都很丰富，所至都有不俗的政绩，但在性格气质和为官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包拯很质朴，欧阳修说他这个人学问不足，做事直来直去，相对比较高调。赵抃则宽厚清温，喜怒不形于色，做事低调稳健，为政善于因地制宜，因俗施设，宽猛都各有不同，而以惠民利民为本。

当崇安知县的时候注重兴修水利，当睦州知州的时候推行保甲制度。在虔州，就是现在的赣州，注重发挥属县官员的积极性，使一向难治的虔州，监狱为之一空。他两度到四川做官，刚开始去的时候为政比较严厉，主要是要肃清吏治，端正当地的官场风气；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主要是为政以宽，宽又不违法度，主要是推行一些惠民安民的措施。晚年他曾经当越州知州，就在绍兴，那个时候恰逢两浙连遭旱、蝗之灾，继而又引发饥荒、瘟疫。赵抃不但打开官仓、捐出自己的家财，而且推行以工代赈，鼓励粮商入市，稳定粮药供应，使病者得治、死者得埋、生者以全。

宋英宗说他善为“中和之政”，宋神宗称赞他治理虔州和成都时为政简易，“最得其术”。曾巩称赞他“其仁足以示天下，其法足以传后世”。史书还记载了一件事情，就说他：白天做的不管什么事情，入夜一定要穿戴整齐，燃香向上天说，如果不可对上天说的，就说明这事也是做不得的。他能够把儒家的自省之道、佛家的治心之要和道家的养气之术结合起来，并且用在政事和公务上面。

养廉防贪

宋太祖说：“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夺小利，蠹耗下民，由兹而作矣。”从他开始，就有意识地从吏治和廉政的角度来设计和安排宋朝官员的俸禄制度。他的后继者们踵事增华，逐渐完善。其总体思路，就是像王安石所说的“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就是由朝廷统筹安排官员的待遇问题，为他们提供较为优厚的生活保障。再以儒家道德伦理陶冶其精神，变化其气质，同时用严刑峻法严惩他们的贪腐行为。从宋朝俸禄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方位考虑养廉防贪、高薪养廉的朝代。其理论探索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很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总结。

宋朝官员的俸禄种类繁多，主要由本俸和添给两种。本俸又称请受、请给，是品官所得的基本工资，包括寄禄官，在元丰改制以前那叫本官，根据这个官来决定的料钱、衣赐、禄粟三部分。添给是本俸以外给予担负差遣实职的内外各级官员的报酬补贴，相当于职务津贴，名目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有添支钱、职钱、公使钱和职田。添支钱是俸料之外增给的津贴。元丰改制后，本官恢复原有的职事，但添支仍作为优遇外任官的制度沿用下来；在京职事官则创立职钱，作为职务补贴。原来的官、职、差遣系统当中属于贴职部分依然领取添支钱，又叫贴职钱。

从宋太祖确定添支制度，太宗多次下诏增加现钱俸禄，真宗咸平年间确定职田制度，大中祥符中下增俸之诏，北宋前期完成了对地方官的增俸历程，增加后的额度由仁宗时期的《嘉祐禄令》固定下来。元丰改制后，增创在京职事官职钱，官员俸禄较之嘉祐中更为优厚。北宋末年，蔡京等人肆意增加官员俸禄，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俸禄，所增名目多被南宋沿用。到了宁宗朝，就连主簿、县尉等低级官员的俸禄，也已经超过北宋前期幕职州县官的七到八倍。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两宋时期的官员俸禄一直呈增长的趋势。

宋朝统治者期望通过增加官员俸禄来责其廉隅，砥砺情操，进而减少乃至消除腐败，主观动机很值得肯定，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问题也不少。

首先，这个所谓厚俸，并非一体均沾。宋朝各级官员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以本俸为例：料钱高的人每月可以达400贯，低者只有0.3贯；禄粟高的每月可以有200石，低者仅1石，高低悬殊可以达到数百倍。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官阶之间，也广泛存在于内官与外官、宗室与庶官之间。真宗以后，随着官僚队伍的迅速庞大，员多阙少的现象日益严重，中下级官员守选待阙的周期越来越长，进一步造成了其实际收入的下降。

其次，由于缺乏持续有效的监管，俸禄制度中的一些部分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严重问题，不但未能养廉，反而助长贪腐。比如在职田制度中，不法官员多占抢占、侵夺民田的现象十分普遍。经营手段也很粗暴，官员们不但以重租、折变侵渔佃户，甚至有无田而令民纳租者，“给田有限，课入无算”的榨取行为比比皆是。再以公使钱为例：公使钱又叫公用钱，是宋朝各级官僚机构和官员们的日常办公费和招待费。宋朝设立公使库、筹集公使钱的目的，本是为了保障官府各种公务开销，限制官员盘剥百姓。但真宗朝以后，滥用、私用、非法挪用公使钱的现象日益严重，公使钱逐渐成为官员饮宴结交、肆意挥霍、中饱私囊的重要经济来源。又由于公使钱中的一部分要求官府自行筹措，以至于“开典当，卖熟药，无所不为”，为官员的贪腐行为开启了方便之门。

官员之外，内外各级官衙中还有为数众多的胥吏，又称吏人公人。宋初跟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吏人“素无常禄，以受赇为生”。吏人受贿的恶习，不但会使吏治腐败，而且导致大批城乡百姓破产，经常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催化剂。

王安石变法期间，曾推行过重禄法，又叫仓法，试图扭转这个局面。王安石说：“吏亦人，非不衣不食而治公事。既要衣食，则必有所出。”他没有单纯从道德角度去谴责胥吏的贪腐，而是立足于人情和体制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与其让吏人自行取俸，胡作非为，不如由朝廷制定法令，统筹解决。重禄法的思路，就是由国家给胥吏支付工资，将其正式纳入官僚政治体制当中，置于儒家伦理和社会规范的约束下，进而启发他们忠诚奉献的精神。应该说，这是正本清源的解决办法，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只可惜，他的政敌不久以后就把这项改革跟其他的改革一样都给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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