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例（白话文）

凡例

本书仿效张仲景《伤寒论》中条文式的写法，言词追求简约，便于诵记。但又担心过于简单不能明确表达意思，于是在所有条目的下面都做了分条注释，这样就能条理清晰，一目了然了。并且免得后人各据己意，妄加注解，以致失去了本文的原意。

本书虽然是针对温热病而写，但实际上可以作为伤寒病治则的补充。如果真的能够识别伤寒，就绝不会怀疑麻黄桂枝之法不可使用；如果真的能够识别温病，也绝不会以麻桂辛温之法治疗温病。伤寒病的治疗自然以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标准，再参考各家的注述就可以了；温病的治疗则应当于本书中潜心研究了。

晋唐以来的各名家，其学术见解和医学成就，我还没有能全面了解，怎么敢轻率地妄加评论呢？然而对于温热类疾病，各医家都没有能够研究透彻，多是在个别地方进行一些阐释、发挥，却都没有认识到温病的本质。有的医家对于用治伤寒的方法来治疗温病，心里虽然有疑惑，却不敢明确地提出来。原因都在于不能摆脱《伤寒论》的影响。他们心里以为这样做是在推崇、拥戴张仲景，却不知实际上是埋没了张仲景真正的学术思想。到了明代王安道开始能够脱离伤寒，辨别出温病，可惜其论述不够详尽，立法不够完备。吴又可努力摆脱《伤寒论》的条框，专门论述温病。可惜其论述不够精当，立法不够纯粹，也不可完全遵从。只有叶天士所持的观点平允，立法精妙细致，然而叶天士为苏州地区人，所治疗的多为南方常见的病证，而且论述的内容很简单，加上部分温热病治疗的相关医案，散在于杂证之中，人们大多忽略了它而没有深入研究。我于是收集历代诸名家的精辟论述，再考证《内经》之旨，结合自己的临证心得，编写出了这本书。这就好像木匠在木板上钻眼，诸名家已经钻到了九分深的程度，我加上一分的努力，就可使其钻透，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而并不敢说我的医术高于历代前辈。至于前人的论述中那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却不得不加以辨正，直言不讳地指出其错误，免得贻误后学。《礼记》上说过，尊师就要做到不要隐瞒他的过失。我是谨遵此言而这样做的。

本书分为五卷：首卷以引用《内经》原文为纲，分列注释为目，主要是追溯《内经》中对温病最早的论述；第二卷为上焦篇，凡是属上焦心肺病证的一切温病内容都在此篇论述；第三卷为中焦篇，凡是属于中焦脾胃的病证都在此篇论述；第四卷为下焦篇，凡温病中属下焦肝肾的病证都在此篇论述；第五卷中包括了杂说、逆证的救治，以及病后调理等。这样就使阅读者一目了然，胸有成竹，不致临证混淆，导致治上焦误犯中焦，治中焦误犯下焦等弊端。最末附有一卷，专门论述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小儿急慢性惊风、小儿痘证等。这是因为世俗庸医对于这些病证缺乏认识，迷惑鬼邪之说，无凭无据伤人性命，所以设此卷论述之。

《内经》中说：“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可见暑与温同类型，暑邪自温热邪而来，所以将暑温、湿温均收入在温病的论述中。然而对暑温、湿温的治疗方法不可能与温病完全相同。所以在上焦篇的第四条之下注明“温毒、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本书的编著，确实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世俗医生治疗温病没有标准的治则方药，因治疗不当而死于温病的人，不可胜数。无论是先达之士，还是后学者，如果能够发现书中的弊端，补充其中的不足之处，使它完备起来，我将像感谢老师一样感激他的恩德。

本书原本就是为了减少患者的痛苦，纠正时医不善治温病的现状而编著的。并非为了牟取私利。允许翻版印刷传播，但希望务必能够校对准确。

《伤寒论》六经辨证是由表入里，由浅及深，可以从横向来看。本书论述三焦辨证是由上及下，也由浅入深，可以从纵向去看。所以本书与《伤寒论》的论述可互为补充，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务必结合两书细心揣摩，自然没有难以辨别的病证。虽然这两部书在内容上不是专论内伤病，但所有疾病的诊法，实际上不会超出这一纵一横之外。

本书方剂中所设定的药物剂量可多可少，只不过是大约所定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药物的用量总是以切中病情为准，病情重，用药轻，病不见减轻，反而会怀疑用药的准确性；病情轻，用药重，又会因诛伐太过而伤及无辜，这又是医家之大戒。古代医家治病，心中有较成熟的想法，如同高明的杀牛人在杀牛时看到的不是整头牛，而是牛的皮骨间隙，所以在用攻伐之剂时，常采用多备少服的方法；在用调补之剂时，病情轻者令一日两服，重者令一日三服，甚至可日间三服，夜间一服。后世医生治病，大多都是关注疾病的某一症状或某些症状，往往病东药西，药证不符，造成误治的很多。这都是因为受约定成方的限制，拘泥于量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的标准用量，因此造成了痼疾难愈。我见到长江流域地区的医生用甘草多为三五分的量。甘草药性最为平和，有“国老”之称，有较强的补益镇守的功效，但祛邪的效果差一些。如果不用大一些的剂量，又怎么能发挥其功效，仅此一例，就已经很可笑了。一个连甘草都不能正确使用的医生，还谈得上用其他药吗？不能正确使用甘草的医生，怎么有资格谈论医学？又见北方儿科医生对于小儿痘证，从第一二天起就用大黄，每日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到第十三四天时，大黄的一次用量已经达到数两之多，由于大黄的作用，其结果势必出现咬牙寒战、痘疹呈灰白色而塌陷等情况，医生却还说这是由于毒邪未净，仍须攻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内经》中说：用药性峻烈的药物治病，十成病势退去六成即止；用稍峻的药物，十成退去七成即止；用药性平和的药物，十成退去八成即止；用没有毒性的药物，十成退去九成即可，然后用饮食调养，不要使药量太过。作为医生，应该善于预测病情的变化，掌握药量的大小变化，然后再依照经典的用药标准有所约束，那应该就可以不出差错了。

本书阅读时需要前后参照，书中往往在前面详细说过的有关内容，在后面就简略地提一下；在后面详述的内容，前面就会简单提一笔。再者，治疗的原则方法总是一定的，而病情的变化则是不定的。例如温病中不兼挟湿邪者，忌用刚烈温燥的方药，而当用寒凉柔润者，但是疾病愈后胃阳没有恢复或者医生过用苦寒之品耗伤胃阳者，也间或应当用一些刚燥之剂；温病中兼挟湿邪者，用药就应忌寒凉柔润而应用适当的刚燥方药，但在湿退热存之际，又怎么不可以用些柔润之品呢？这些全依据临证者善于体察病情变化而灵活使用，才不会发生差错。

本书原是专为论述温病而写的，但疟疾、痢疾、黄疸、痹证等，大多数是因为暑温、湿温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在书中也粗略地附了几条治疗大法。因为前人在这方面有具体的方法可以依据，所以不再加以详细论述。本书所详细论述的内容，仅是前人所没有谈到的问题。

本书最重要的着眼点在于辨证准确无误，用药的先后缓急是否适宜。不从辨证的准确性来探求，而妄议药材是否使用得当，这样的人不可和他谈论医道。

古人立方之中就包含着法，有方即有法，所以取用自如，无不见效。后世之人的不足，一方面是辨证不准确，另一方面是立方而无法度。所以本书在各方之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中的某种方法，使学习者知道必须先辨证，而后才有治法，有了立法，而后才能选择使用何种方剂。有的法同而方异，有的方子类似或相同而法并不相同，对这些掌握得稍有一些不真切，就不能收到效果。学习者不可不详细辨察。

高明的大师教诲别人，必示人以规矩法则，学习者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法则。鉴于唐宋以来，人们自立法规，却不能广泛适用，以致后世学者无所适从，有的推崇张子和而非议刘河间，有的推崇朱丹溪而非议李东垣，这都是没有全面地认识医学之道，所以本书远溯《玉函经》，补充前人没有谈到的问题，尤其是详细地制定了规矩、法度，使学习者有规矩可以遵循。当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时，看起来出乎规矩之外，却又在规矩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所以我希望后世之贤达人士，补充这部书的不足之处，而不敢说本书已经达到了尽善又尽美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