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过。我和格特鲁德已经离婚多年,我们的女儿生活在寄宿学校,我希望她在中学最后几年不要待在那里,而是跟我住在一起。”现在我等她想要对此说些或者问些什么。可是她一声不吭。“下周我来接你,对吧?”
“对。”
“静悄悄地,还是要大点动静、更欢乐一些地?”
“静悄悄地。”
“好的,我静悄悄地过来接你,没有音乐,没有香槟。”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我们相顾无言。铃声响了两次,其他女人都已经回到大楼里去了。她的眼睛又一次打量我的脸。我拥抱她,可她摸上去不对劲。
“多保重,小伙子。”
“你也一样。”
于是,还没到走出大楼不得不分手的时候,我们就挥手告别了。
9
接下来的一周忙得焦头烂额。我记不得是不是我准备的那场报告时间很紧,还是仅仅因为工作的压力或者追名求誉的压力。
开始准备那场报告时,我曾经有过一个设想,但这个设想毫无用处。一开始验证这一设想时,我却在期待意义和规则的地方,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意外变故。我并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于是在马不停蹄、忙乱不堪、忿忿不平、忧心忡忡之中寻找,仿佛我对现实的想象,使现实本身迷失了方向似的,而我也愿意曲解、夸大或者缩小那些检查结果。我陷入了莫名的烦躁不安之中,如果很晚上床睡觉,尽管能入睡,却没过几小时就清醒了,只好起床,继续看书或者创作。
我也为汉娜的出狱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我布置她的住房,配备了宜家家具和几件旧物件,告知希腊裁缝汉娜要回来了,带回了社会与教育服务方面的最新信息。我买了很多东西作为储备,将图书放到书架上,把画作挂起来。我叫来园丁照管一块小花园,小花园围抱客厅前的平台。我做这些时也感到莫名的忙乱不堪和忿忿不平,对这一切我都快要忍无可忍了。
但这恰恰足以让我不去想探望汉娜的事了。只是有时候,当我在开车或者疲惫地坐在书桌前,或者醒着躺在床上或者在汉娜的房子里时,想她的念头无法抵挡,不由勾起诸多回忆。我看到她坐在长凳上,目光紧盯着我,看到她在游泳场里,脸转向我,我又有了背叛她、亏欠她的感觉。我重新奋起反抗这种感觉,谴责她,发现她悄悄地逃脱了自己的罪责,这未免太便宜她了。如果只有死者有权要求她说明理由,而她的罪责和赎罪能以睡不好觉和噩梦来搪塞了事的话——那生者位置何在?可我所指的,不是那些生者,而是我。难道我也无权要求她说明理由吗?我算是老几?
就在我要接她的前一天下午,我打电话到监狱。我先是和监狱长通话。
“我有点烦躁。您知道吗,一般而言,谁也不会在经历如此漫长的监禁生涯之后被释放出狱,而在此之前却还没有几小时或者几天在外面待过。施密茨女士拒绝这样的机会。她明天出去不会感到轻松的。”
然后我和汉娜通了电话。
“你考虑一下我们明天干什么。是否你想马上回你的家,还是我们到森林里看看或者到河边走走。”
“我考虑一下。你一直还是喜欢按计划做事,是吗?”
这句话令我恼火。它令我恼火,就像女友们有时说我不够冲动,我过多地使用自己的大脑,而不去从自己的内心出发。
她从我的沉默中注意到我的恼火,哈哈一笑道:“别生气,小伙子,我并没有恶意。”
我在长凳上再次遇见汉娜时她已经是个老太太。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太太,闻起来也像一个老太太。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依然年轻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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