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纵容下的军国主义，如何让德国走上扩张不归路？

1890年3月18日，因议会选举失利，反社会主义法注定失败，俾斯麦向新皇威廉二世递交了辞呈。已经75岁的倔老头还耍了一个小花招：他声称自己身体不好，无法亲自前往皇宫递交信件，但等信差刚走，他就让手下人备马，然后骑着它晃晃悠悠地穿过街道和附近的公园，似乎是想用以此表达自己对威廉二世的抗议。如同预兆一般，几乎没有路人认出老首相，他就像被光辉时代遗弃的幽灵，孤零零地走在柏林大街上。3月29日，下台的俾斯麦离开柏林，首都群众沿街送行，帝国政要出席欢送仪式——但皇帝没有出席。火车开动时，仪仗队开始演奏一首慢速的进行曲，俾斯麦靠在车厢里，略带伤感地评论：“一场充满荣誉的国家葬礼。”

当然，对精力旺盛、感情强烈的俾斯麦来说，要他安分守己度过退休生涯是不可能的。退职之后，他整天念叨“Le roi reverra”（国王会再召见我），但很快就发现不仅是皇帝，就连民众和政客都对他无动于衷。这种漠视反而激起了他怒火和斗志，他开始以在野身份不断对政府政策方针发表各种评论，特别对新政府毁掉他曾花了大力气加以维护的德俄关系大肆抨击。不过让人感到不习惯的是，下野之后的俾斯麦宛如换了一个人，声称“我绝对不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当然也不会在老年变成一个专制主义者”，还在公开演说中提醒民众“专制主义是不好的，官僚主义更加糟糕”，极力敦促民众要更加尖锐地批评政府。在各地的演说中，他还表示：“我希望在议会中出现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我对于我们民族机构的未来感到担忧，除非帝国国会能够有效地批评、审核、警告以及在某种条件下指导政府。”

人们很难明白，俾斯麦在下野后的言论到底有多大程度因对威廉二世抱有敌意而故意唱反调，又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毕竟两者都是事实。退休的俾斯麦对威廉二世极度反感，甚至掏硬币时都要让鹰徽的一面向上，免得看到威廉二世那张“虚伪的脸庞”；但他的确也对帝国的前途深感忧虑，私下曾表示“也许上帝将会使德国进入第二个衰败期，然后进入一个新的荣耀期，那当然将建立在共和的基础之上”。或许，对俾斯麦来说两者本身就是一回事：他非常清楚，德意志第二帝国只是一个雏形，还需要在时间之河航行很长一段时间，经历暗礁和风暴的考验，才能让全体船员获得足够经验稳固地航行下去，如果船长和船员缺乏长远眼光，不能有效配合，又或是胡乱导航，很可能就让这艘名为德意志帝国的船遭遇灭顶之灾。

俾斯麦的担忧在日后成为现实，他所缔造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仅在时间中航行了47年就彻底崩溃。然而悲剧并未完结，随之而来的第三帝国在地缘政治、扩张合法性等问题上，处处抬出他的理念做背书，给世界和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当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时，无数德意志人所梦想“从马斯到默默尔，从埃施到贝尔特”的祖国，俨然从幻想诗歌变成现实。在欧洲的中心，一个崭新的民族帝国冉冉升起。她拥有着54万余平方公里土地和5200万人口，境内耕地、河流、森林、煤矿等自然资源应有尽有。统一之后，这些丰富自然和人力资源获得充分开发，使得德国工业化进程就如按下了加速键：到1889年，德国工业产值才首次追平农业，开始向工业国迈进，但仅仅又过去了10年，她的电气工业总产值就实现了28倍增长。到1900年，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占全球16%，排名全球前三，仅次于美国的31%和英国的18%，化工产品出口占全世界总额的28%，商船船队拥有量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成为欧洲和世界举足轻重的一极。

毫无疑问，正是俾斯麦的统一行动才奠定了德国再次伟大的基础。而德国国力急剧增长，也不可避免地让欧洲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改变：对追求均衡的英国来说，统一强大的德国让欧洲大陆出现失衡；对传统的欧洲大国来说，德国崛起无疑触动了自己的蛋糕。特别是法国，只要阿尔萨斯—洛林还在德国人手中，德法就永无和平可能。除了这些因素不谈，德国还有一个特别的不利因素，她位于欧洲正中，战略上天然有着两面受敌的不利因素。

这也正是俾斯麦担忧之事。他看得很明白，德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中心实现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大传统列强沙俄和英国容忍的结果，不管德国到底有多强大，她也不可能在两面夹攻的形势下幸存。为了避免充满敌意被围攻，德国必须自我设限，向列强释放出“满足”、不再扩张的信号。抱着该理念俾斯麦在对外政策上极为审慎。19世纪80年代，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的刺激，德国不少人也蠢蠢欲动。曾有冒险家跑来找俾斯麦建议他追随英法的脚步，提出德国对非洲的诉求，俾斯麦则回答道：“你展示的非洲地区很诱人，但在我的非洲地图上，德国西有法国，东有俄国，身处两面夹击之中。”

对于自己审慎的外交政策，俾斯麦常常引用歌德的名言为自己辩护：“在界限内方显天才。”但威廉二世和他的首相们显然不肯接受他划定的界限。俾斯麦去职之后，威廉二世虽然公开宣传“路线照旧”，但实际开始积极推行“世界政策”，也就是向海外拓展殖民地，化“大陆政策”为“世界政策”。1897年，冯·提尔皮茨就任海军大臣，制定了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拉开了海军军备竞赛的序幕。1900年，政府甚至提出要在17年内将舰队数量翻一番。同时，首相布洛也公开提出：“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外政策由审慎转为扩张自有其内在逻辑。随着德国工业崛起，列强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矛盾愈发突出。后起的工业化强国德国自然无法一直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占有最大份额的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自己只能享受一些残羹冷炙，迟早都会产生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需求，即便是俾斯麦本人也难扭转这一根本态势。事实上，自从威廉二世轻易地抛弃了德俄《再保险条约》之后，俾斯麦为德国量身定制的孤立法国战略就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1893年，俄法军事协定正式达成，德国已经处于受到两翼结盟国家夹攻的不利地位，特别依赖于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但威廉二世同他的内阁却狂妄自大地加速推行“世界政策”，让德国在两翼受到威胁的同时与英国展开全球竞争。如此一来，德国争夺制海权、争霸世界的活动愈是积极，英法俄对她的敌意就愈浓，联盟针对德国的动作就越多，于是德国遭受威胁也愈为现实。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导致帝国解体的战争。

在回顾德意志帝国这段不归之途时，后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不是威廉二世而是俾斯麦执掌德国的话，或许局面不会如此糟糕。的确，俾斯麦战略手段胜过威廉二世百倍，他极有可能让帝国在夹缝中巧妙地延续而非在战争土崩瓦解。然而悖论正在于此：一个强大的帝国除了俾斯麦谁都玩不转，该事实本身就表明德意志第二帝国还远谈不上成熟，内部隐患重重，需要人们用耐心、智慧和远见将前人埋下的雷一一排去。实际上，其中大多数正是俾斯麦本人有意无意埋下的。

在提到德国军国主义传统时，人们往往会追溯到普鲁士，即著名的“普鲁士是一支军队拥有国家，而不是一个国家拥有军队”。普鲁士军队地位特殊的传统虽然由来已久，但并非一成不变。在拿破仑战争中，建立在容克地主与农奴的封建制度之上的普鲁士军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使得整个军队和军官团威名大挫，国内与时俱进地出现要求取消其特殊地位的呼声。1848年和1862年，普鲁士自由派两次尝试让国会控制军队，后一次要不因为俾斯麦恐怕就成功了。

俾斯麦坚持保持普鲁士军队的特殊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容克出身，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已经确立要用“铁与血”实现德国统一的国策，因而势必要让军队和军官团获得相当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三场统一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大获全胜，立下汗马功劳，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俾斯麦构建的德意志帝国中，军队不仅不向国会负责，还拥有直通皇帝的渠道和自治权，甚至拥有在紧急情况下颁布戒严令、中止公民权的权力。到了1874年，俾斯麦政府又通过了“七年期限法”，规定常备军兵员和军费7年不变，事实剥夺了国会审批军事预算的权力，让军队成了帝国政治体系中的国中之国。

俾斯麦赋予军队超然政治地位不仅贯穿了整个帝国时代，更深远地左右到了后来的德国政治。这项传统被魏玛共和国所继承，又影响到纳粹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军队规模虽然受到控制，但此时总统和多位总理都出身军队，甚至就连最后颠覆共和国的元首昔日也是一名“波西米亚的下士”。而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从头到尾都获得了军队的默许纵容，直到纳粹德国末期他才彻底制服了国防军。二战前，军队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地位之特殊也可见一斑。

俾斯麦赋予军队超然的政治地位，而军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自然水涨船高。按照普鲁士习惯做法，军队士官退役之后享有直接进入警察、邮递、铁路等要害政府系统的待遇。帝国建立之后，政府又将普鲁士的做法推广到全国，巴伐利亚军团的退伍下士希特勒就是按此惯例进入了慕尼黑警务部门，整天替政府在啤酒馆打探政治消息，因而遇见某个小政党的。政府基层公务员大都是退役士官，其政治底色可想而知。有历史学家就注意到，魏玛共和国的警察系统表现出了极强的军事化气息，他们内部的规章制度近乎军队规范，强调同一般民众保持距离，在对抗诸如集会、游行示威等社会运动时，他们天然地将自己当成了镇压平乱军队，将群众视为敌人。在这种氛围下，德国极右势力上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军队和军官团能直接干预政治生活，退役人员又在社会中有极大影响，使得浓厚的军国主义氛围渗透进德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业化后资产阶级的扩张欲望，为德国争霸世界提供了不可抑制的动力，而被军国主义渗透的皇帝和总参谋部，看到的则是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无视议会法理，用武力实现目标的成功案例，自然而然地将武力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合法手段。每当国家出现动荡危机之时，威廉二世和他的高级军官总是不假思索地想动用武力，用军事胜利的欢呼来掩饰国内的不满。

俾斯麦播下的军国主义种子，在威廉二世时代收获了普鲁士容克军国主义、争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也就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不二国策，最终将整个德意志民族拖下了水。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卡尔·李卜克内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俾斯麦缔造帝国中的痼疾：“如果你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倒下来，你就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