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 . 大历年间的战局变化（下）

通俗西藏史（一百八十八）——大历年间的战局变化（下）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唐代宗大历十年之后的变化，其中谈到吐蕃开始利用军事压力，毁坏灵州的水渠，希望用经济战的方式绞杀唐朝；另外就是吐蕃连续对盐州发动进攻，并一路向北，打到了陕北的银州和麟州。

节目的最后我们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十月，吐蕃联合南诏，挥师十万，从北、西、南三个方向攻打剑南西川，兵锋最盛之时，已逼近四川平原最后的堡垒。

如此严峻的形势震动长安朝野，更倒霉的是唐代宗李豫刚死不久，还没来得及安葬，刚刚接手国家的唐德宗李适，还有点摸不着头脑。

此时屡败吐蕃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还在长安，李适一度想让他回去主持军务。

可这位西川杀神，在蜀地期间，打确实很能打，但骄奢淫逸，还跟属下的小妾乱搞，确实祸祸得不轻。

《资治通鉴写》里的是“（崔宁）在蜀十馀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

眼瞅着崔宁都在金銮殿上辞行了，宰相杨炎对李适说：“崔宁盘踞蜀地长达十四年，这次再放他回去，等于是放虎归山。不能让他走！”

李适就问杨炎，西川打仗呐，不放他回去，还有啥别的办法啊？

杨炎答道：“发禁军和其他边镇士兵去，打赢了以后，就把禁军留下，然后派亲信去接管。如此千里沃野复为国有，此因小害而收大利也。”

于是，唐朝派李晟率四千禁军，大将曲环率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驰援，剑南东川与山南道的唐军也赶来助战。

李晟与曲环大破吐蕃、南诏联军，史载，“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

这次吐蕃与南诏的联合进攻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不但稳定了川西的局势，也使二者之间的联盟产生了裂痕。

吐蕃迁怒于南诏，杀了负责带路的南诏向导，改封南诏国王异牟寻为“日东王”。

要知道，以前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要不然也不会有“赞普锺”的年号。

可现在南诏王成了“冬日王”，也就说从兄弟之国降为臣属关系了。

这种冷淡对待，让南诏也很郁闷。

以前南诏跟着唐朝混的时候，唐朝好吃好喝好招待，还不断的给钱给物。可现在跟着吐蕃，每次打仗南诏人都做前锋，吐蕃还“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

这种变化最终导致南诏重新倒向了唐朝，不过这种变化的结果，还要等到韦皋主政剑南的时代，大历末年只是变化的起始点。

以上三点就是代宗晚年战局上的变化，纵观李豫执政的十八年，历经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四个年号，这段时间恰逢吐蕃兵锋最盛的时期。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代宗的前期和后期，吐蕃的扩张也存在一定的变化。

代宗早期，吐蕃狂飙突进，在宝应、广德、永泰期间，席卷陇右数十个州县，打下了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期间，还打进长安来了个十五日游。

到了大历年间，吐蕃依旧是狂攻不止。

这张表格整理了大历年间唐蕃会战的信息，来自于王效峰老师的论文《唐代中期战争问题研究》，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动。

从表格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大历十四年期间，只有大历元年和大历九年没有战事。

在此期间，吐蕃七攻陇山、六攻灵州、四攻剑南、两功盐州。

这足以说明，关中和灵州更被吐蕃重视。

从时间分布上看，以大历十年为界，之前吐蕃主攻陇山和灵州，分别五打灵州，四打陇山。

大历十年之后，攻灵州的次数明显降低，开始云集重兵打剑南，再辅以攻盐州，切断关中与灵州的联系。从大历十年到大历十四年，一共只打了一次灵州，目的还是破坏水渠，但攻剑南有四次、攻陇山三次、攻盐州两次。

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些州县屡次遭到吐蕃的攻击，但都没有被攻克。

这与代宗早期，吐蕃的狂飙突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换句话说，吐蕃在经过了快速扩张的狂欢之后，开始面对唐军决死防守的意志和更加不利的地形了。

其实吐蕃在代宗早期的狂飙突进，除了自身的军事能力以外，河陇唐军被安史之乱搞懵了，缺乏战斗意志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到了代宗晚期，唐军的战斗意志逐渐恢复，朝廷也在两次会盟后发现，谈判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在通鉴大历十四年的条目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

这段话的意思是，唐代宗连续扣了八批吐蕃使臣，有的是使臣一直扣到死 。至于被俘的吐蕃的将领和士兵，李豫给他们找了个又潮湿、又阴冷的地方流放。

我们前面说过，唐蕃战争一边打一边谈是常态，之前不管打得多凶，使臣的安全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因为大家对等嘛，你扣我的使臣，我也可以扣你的。

大历六年吐蕃扣了唐使吴损，一直扣到了死。李豫一开始没有对等操作，大历七年、九年都有蕃使来朝，李豫还曾经在内殿设宴款待。

但从大历十年开始，就再也没有使臣来朝的记载了，这大概就是通鉴里说的，连续扣了八批使臣的时间。

唐蕃下一次遣使互访，是李豫死了，唐德宗遣使吐蕃告丧。

《通鉴》紧接着上面那句写的是，“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袭衣而遣之。”

估计被代宗扣下的使臣，就包含在五百俘虏之内了。

至于唐德宗为啥主动缓和唐蕃关系，我们讲到德宗的时候再说，现在还是接着说代宗。

唐蕃双方互相扣使臣，打破了之前保持的默契，这说明战争已经打到撕破脸的阶段了，无所不用其极。

当战局陷入胶着，双方都开始像吝啬鬼一样，对每一座城寨，每一条街道锱铢必较。

这就是典型的消耗战了，因此吐蕃才会出兵毁坏水渠。

从这个时候起，吐蕃就开始内卷了。

因为不能继续开疆拓土，就意味着战争红利开始衰减。吐蕃社会从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

这张《唐代中期外患强度时间分布表》同样来自王效峰老师的论文，表中将战争强度分成五级。

A级为双方总兵力超过10万的战例；

B级为双方总兵力在5-10万的战例；

C级为双方总兵力在2-5万的战例；

D级为双方总兵力在1-2万的战例；

E级为双方总兵力在万人以下的战例。

从统计数据上看，唐代宗、德宗两朝是外患最多的时期，分别高达27次和25次。从强度上说，代宗时期双方出兵超十万的A级战例有8次。但到了德宗时期虽然总量降低的不多，但A级强度的锐减到只有2次了。[1]

到了唐宪宗事情，外患总量减到了11次，穆宗时期更是减到了只有4次。

虽然这个表格统计的是唐朝的全部外患，但跟唐蕃战争的整体节奏吻合。也就是说，从代宗时期的最高峰开始，之后吐蕃进攻的频次和烈度都在下降。

这说明，吐蕃已经开始内卷了，但德宗执政的二十多年，卷得还不太明显，真正惨烈的是在唐宪宗执政的十几年里。

之所以出现这种延迟效应，估计是因为河陇占领区的百万人口，支撑吐蕃经济红火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人喜欢那种狂飙突进，摧枯拉朽的大胜，不太喜欢这种陷入胶着，在泥潭里的肉搏，但这种态势才是战争本来的面目。

它残酷、它血腥，它充满了阴暗、无奈和痛苦，哪有那么高歌猛进，晴空万里的战争？！

那些都是来自于我们对战争的想象！

正式因为唐朝坚持不懈的防守，吐蕃的尚杰赞才会被迫用反间计，想除掉李晟、马遂和浑瑊；也正是吐蕃连续不断的进攻，才逼的李泌使出困蕃之策，来扭转战争格局。

在我看来，唐蕃战争打到了大历年间，才是算是渐入佳境。

以前老有人说，唐朝要是没遇上吐蕃该多好，或者吐蕃要是没遇上唐朝该多好。

其实遇上了，不也挺好的嘛！

这两个族群在最灿烂的年华相遇，“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多好啊！

至少我喜欢！

他们都被逼出最后的大招，也逼出对手的底牌，这才是一时瑜亮，不负如来不负卿！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二十一日，李豫驾崩于长安大明宫，结束了他波澜壮阔坎坷的一生。

从他当皇帝那天开始，李豫就没过几天舒心日子。

他执政期间，东边有藩镇打，西边有吐蕃打，南边有南诏打，北边有回纥打，国内还有浙东暴动，堪称是内忧外患，风雨交加。

所以，“代”成了他的庙号，还是真是挺合适的。

多说一句，其实李豫的庙号是“世宗”，但在唐朝要避李世民的讳，于是换成了“代宗”。

这个“代”的庙号，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用，因为不是个啥好词儿。

“代”的意思里除了“代替”，还有“动乱、不安定”的意思。

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用过“代宗”的庙号，除了李豫，就是明代宗朱祁钰，也就是景泰帝。

但公允的说，唐代宗人挺好，相比敬宗、懿宗、僖宗这些不着四六的货，李豫简直就是圣人。

国家风雨飘摇，这事儿不能都赖李豫。

他接手的基础太差了，就算李世民重生，汉武帝在世，也好不到哪儿去。

之所以说李豫人不错，至少他心里是真的装着百姓。

大历十年，河北藩镇折腾得正凶的时候，宰相元载上奏说：“现在河北缺盐，咱们控制住山西的盐，不往河北送。”

但李豫的回答是“田承嗣负我，百姓何罪？！”

另外一个记载是大历十三年的正月，李豫下令毁白渠支流的水磨房，方便灌溉农田。

李豫的女儿（升平公主）在白渠上有两个水磨坊，她就入宫求老爸保留。但李豫说：“我以苍生为利，你要是懂我的心思，应该带头毁掉磨坊，给别人打个样。”

升平公主当天就拆毁了自己的磨坊。《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

说实话，作为一个权力最高层，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错了。

到这里我们算是把代宗年间陇右的战争格局给大家梳理了一遍，其中咱们提到，吐蕃在陇右的扩张，经历了一个从突飞猛进，到陷入胶着的过程。

但唐蕃的争夺不仅仅在陇右啊，还有河西和西域。着急上场的李适同学，您还得先等等，我们先把河西唐军的辗转坚守讲了。

之前咱们在《吐蕃战争艺术》这集里讲了，吐蕃对河西走廊的战略计划，这当时没讲细节，这集我们就来讲讲细节。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仆固怀恩联合吐蕃、回纥围攻奉天（陕西乾县）。

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顾自身兵微将寡，毅然发兵围攻怀恩的老巢——灵州（灵武），行围魏救赵之计。

但河西兵马败退回凉州时，杨志烈为了安慰监军柏文达，说了句不该说的话：“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

等到764年吐蕃再攻凉州，“士卒怨其言，不为所用，凉州陷”。

吐蕃大兵围攻之下，向东回到关中已无可能，杨志烈只能带着手下向西退却。

《资治通鉴》记载：“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

这里的“沙陀”指的是沙陀人。

这个族群在中国历史上还算比较有名。他们最开始在西域活动，唐朝控制西域后，沙陀人东迁到了北庭，首领还做了唐朝的金满州都督。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庭与内地隔绝，回纥与吐蕃针对北庭展开了多次血战。沙陀不甘回纥的暴敛之苦，率七千帐附吐蕃，共陷北庭。

之后，吐蕃把沙陀人迁到甘州(甘肃张掖)，成了攻打唐军的先锋。这次迁徙时间，大概是在贞元六年(790年)秋冬之时，或者第二年的春季。[2]

到了唐宪宗的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人再次东迁，这次他们是要投奔唐朝。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山西北部，等到五代十国期间，建后唐的李存勖、建后晋的石敬瑭、建后汉的刘知远、建北汉的刘崇，都是沙陀人。

这里有个问题，《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但沙陀人迁到甘州，在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附近，可杨志烈在唐代宗的永泰元年（765年）就被杀了。《新唐书代宗本纪》

所以，要么是时间有问题，要么是地点有问题。

可惜当时河西已失去了联系，唐史的记载只有只言片语，而且还相互矛盾。

敦煌藏经洞里倒是保存了一部分记载，学者们通过这些文献还原了部分事件。但敦煌保存的文件毕竟不是专业史官所写，其中有些不明确的地方成了长期争论的焦点。

比如，在法藏敦煌文书P．2942的长卷里提到，“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同卷还提到“副帅巡内征兵，行至长泉遇害。”

于是，这位在长泉遇害的“副元帅”，究竟是谁就成了一段悬案。

他就是退守甘州的杨志烈呢，还是接任河西节度使的杨休明呢？

1980年，著名唐史专家唐长孺先生就开始发文探讨这个问题，之后史苇湘、安家瑶、陈守忠、王小甫、金滢坤、马德、李宗俊、杨宝玉等各位老师，也分别陈述自己的观点。[3]

但这个问题不但没变得更清晰，反倒连以前比较公认的杨志烈被杀的时间，都开始有人质疑了。

这就是历史研究的特点，史料记载只是证据，不是定论，只要有足够的证据，推翻史料记载也不是不可以。

虽然杨志烈到底死在哪里，死在谁的手上还没定论。

但我们至少知道，在他被杀以后，河西唐军依旧在苦苦支撑。

杨志烈被杀后，他的族弟杨休明接任了河西节度使，兼伊西庭节度使。

他能管辖之地，仅余沙、瓜、肃、西、伊、庭六州。

唐代的瓜州在今瓜州县的锁阳城遗址、肃州在今酒泉、西州在新疆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伊州在新疆哈密、庭州在新疆吉木萨尔。

从地理环境上看，虽然沙州与伊州之间隔着莫贺延碛，但凭借早已存在的烽燧宿堡，尚可相互呼应，抱团取暖。

但在他主政三年里 (765年—767年)，河西与北庭的交通也渐渐断绝。杨休明被迫在行政上分立，由曹令忠主北庭，周鼎主河西。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永泰二年（766年）甘州陷落、同年稍晚（也就是大历元年）肃州陷落、大历十一年(776年)瓜州陷落。

在大历二年（767年）前后，杨休明被杀。他很有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被伊西庭留后周逸，勾结突厥杀害于长泉的“副元帅”。

再次失去最高长官的河西唐军依旧在坚持，观察使周鼎将军务扛在了肩上。

不过，他应该是以观察使的身份代节度之职。因为直到周鼎死后，吐蕃将其遗体送还唐朝，唐庭才追认其为河西节度使。

周鼎主政的十年间（767年—77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大历十二年），河西形势愈发严峻，肃州、瓜州、伊州相继沦陷。

伊州失陷，意味着河西与北庭的联系被切断，沙州再无回旋之地，成了一座孤城。

大历十二年（777年），周鼎被杀。

沙州兵马使阎朝自领州事，继续困守孤城，又坚持了八年。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沙州在围城十一年后陷落。

随着河西最后一个据点的失守，整个河西走廊都进入了吐蕃统治的时代。

从764年凉州陷落算起，到786年沙州陷落，河西唐军逐渐退守，坚持了整整二十二年。

在这二十二年里，河西唐军是种什么转况呢？

吐蕃围城十一年的沙州城里，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唐代中期战争问题研究》_王效峰；

[2]、《沙陀的形成及其与北方民族关系研究》_袁本海；

[3]、《凉州失陷前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事迹考——以法藏敦煌文书P．2942为中心》_杨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