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 . 沙州之围

通俗西藏史（一百八十九）——沙州之围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凉州陷落、永泰二年（766年）甘州陷落、同年稍晚（也就是大历元年）肃州陷落、大历十一年(776年)瓜州陷落。

期间唐朝的河西节度使也换了三位，765年杨志烈被杀、767年（大历二年）杨休明被杀、777年（大历十二年）周鼎被杀。

这些背景资料可以告诉我们，在吐蕃遮天蔽日的军事压力下，河西唐军有过怎样一番动荡。

除了这些宏观视角的记载，保存在敦煌的文献，还可以从微观视角补充一些历史的细节。

在法藏敦煌文书P．2942的长卷里，保存了一份河西观察使的判文，其中提到一位姓朱的都护见大难临头，不首先考虑守土保民，而是赶紧安排家属西逃，并要求让自己在职的女婿、儿子带人护送。

河西观察使看到申请后很生气，在判文中直接了当的写道：“人为邦本，本固邦宁，时属艰难、所在防捍，稍有动摇，谁不流离？”

您身为都护守土有责，您都跑了，让老百姓咋办？

所以在《判文》的最后，他理直气壮地要求朱都护，“殉节伫冀忘家，临难终期奉国，将子无努，义不缘私。”[1]

除了这种保小家，弃大家的，还有趁机浑水摸鱼的。

就是在杨志烈被杀后，甘州城里冒出一个叫张環的货。诈称接任河西节度使，不但伪造敕书、矫授旌旄，还装神弄鬼骗取河西官马。

《判文》要求关东兵马使对其就地推问、收监，并要求甘州官员认清形势，不要和张環沆瀣一气。

这件事情大致发生在凉州陷落之后，甘州陷落之前。

按《元和郡县志》的记载，永泰二年的六七月间，甘州陷落。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就在764年的十月，至766年的六七月之间。

除了张環这种作死的，河西各州之间也是各怀心腹事。

凉州失陷时，河西节度使手里还有点家底儿，建康军、玉门军和豆卢军的建制还比较完整。

这三个军镇，分别位于甘州以西、肃州以西和沙州城内。

面对吐蕃的军事压力，河西各州就开始打小算盘了。

甘州作为直面蕃军的堡垒，迫切需要军事援助。当他们向肃州求援的时候，肃州刺史为了自保，拒绝支援甘州。

《判文》里苦口婆心的劝说肃州，使用“岂唯唇亡齿寒，或虑芝焚蕙叹”的比喻，来说明支援甘州的重要性。

但不久之后，肃州甚至中断与甘州的贸易。

最后甘州唐军连最基本的口粮、御寒的棉服，都无法保证了。

《判文》保存了一份《甘州兵健冬装、肃州及瓜州并诉无物支给》的文件，上面写到“时属霜寒、切须衣服，事宜应速、不可后时，瓜州既许相资，计亦即应付了，休明。”

这个地方出现的“休明”，可能就是河西节度杨休明。

前线士兵缺乏冬装，居然需要河西节度使亲自过问，可见当时河西局势有多混乱。

这种混乱肯定不是常态，它应该是吐蕃军事压力下的结果。

因为同样是肃州刺史，在762年的行事方式，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敦煌文献里保存了肃州刺史写给吐蕃将领尚赞摩的书信，名为《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

这封书信很长，我就不念了，咱就说说书信的大概意思。

书信启示部分说，“和使论悉林琮至，远垂翰墨，兼惠银盘，睹物思贤，愧配非兮。”

按钟书林老师的解读，这段文绉绉的话，意思是吐蕃使臣来肃州了，还送我了一方银盘。我看到以后，睹物思人，心中感慨，但投降这种事儿，我不能干。

非常骚瑞！！

紧接着，书信叙述了唐蕃友好的过程，提到了公主和亲，结为舅甥之好，还提到了唐蕃会盟，碑契犹存。

然后，书信上说这么一段话：“吐蕃东有青海之隅，西据黄河之险，南有铁领（岭）之固，北有雪山之窂（牢）。逻娑之外，极乎昆仑。……平陆牛马，万川群［鳞］。国富兵众，土广而境远；自然方圆，数万里之国。足可以为育养，何要攻城而求小利，贪地而损人？此天道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必罚。”

这话的意思就是，您的疆域都扶摇万里啦，您还不满足啊？！非要来打我肃州，这个小破地方？！

再往下就说到，现在我们国内呢，是有点烂事儿。

安史这俩小子，蹦跶得挺欢。

你们借这个机会进攻，这是趁人之危啊，这事儿有点不敞亮啊！

再下面，就是这封信里最重要的内容了，“肃州小郡，山险路侠（狭），境少泉泽，周圆碛卤，地方不过二百里，素非士马偃憩之所。三年已前七月十五日，劳赞摩大军，远辱弊邑，渡金河单酌，论两国甲兵，倾东门淡杯，叙舅生义好。一言道感，便沐回军，期不再来，果副明信，则知赞摩量广而器深，节高而志大。怀其愧（馈）也，何尝忘之？”

这段话里的“三年以前七月十五日”，指的是之前的一件旧事。

据戴密微、邓小南考定，这封书信写成于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那么“三年以前”就是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

这次进攻在唐史里没有记载，敦煌保存的文献，正好补充了史料的不足。

从书信内容上看，这次进攻似乎以和平方式收场，而且还相谈甚欢。

文中提到“渡金河单酌，论两国甲兵，倾东门淡杯，叙舅生义好。”

这就是说，两边喝着小酒唠得挺愉快。

然后是“一言道感，便沐回军，期不再来，果副明信，则知赞摩量广而器深，节高而志大。怀其愧（馈）也，何尝忘之？”

这意思就是说，聊痛快了以后，您就带兵撤了，之后再也没派军队来过。您果然是个守信君子，我心里一直都念您的好，从来都没忘记。

如果单从书信上看，肃州刺史刘臣璧事儿办得是有里有面，滴水不漏。

这也不是对甘州见死不救的人啊！

我们现在不知道，刘臣璧的任期是不是从758年，一直延续到766年，但就算是同一个人也不奇怪。

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758年到762年期间，河西走廊还掌控在唐朝手里，虽然陇右被吐蕃占领了，河西还可以通过灵州与关中联络。

此时的河西唐人心里还有希望，他们认为国家虽然形势不好，但叛乱肯定能平息，被吐蕃占领的州县肯定能收复。

因此，他们面对吐蕃军队和使臣，心里都有底，能做到处变不惊，有礼有节。

对吐蕃来说，758年的时候还处于试探阶段，他们做的事情是拔除外线的钉子，把控制区向祁连山南麓推。

兵至肃州城下也是试探河西唐军的虚实，因此才会和平撤走。说白了，这一切的表现都是基于双方的力量对比。[3]

但到了766年，吐蕃已经控制了陇右，拿下了凉州，再加上打进长安对河西唐军心理上的打击。整个河西走廊上的唐朝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人在重压之下是会变形的，肃州刺史没有了以前的风度，也可以理解。

之后，甘州、肃州、瓜州相继被吐蕃攻克。

在此期间，连接河西与北庭的伊州（新疆哈密）也被吐蕃攻占。

沙州（敦煌）成了河西唐军最后的据点。

“敦煌”是一个让人神往的名字，不光今天的我们神往，古代中国人也神往。

它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党河下游的一块绿洲上，南面是祁连山脉的三危山，北面是北山山脉，疏勒河横贯其境，西扼玉门关、阳关，东接瓜州、酒泉。

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干线，敦煌则是连接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的咽喉。

作为走廊西部的门户，敦煌是东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因此才会给我们留下莫高窟这样的宝库。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朔六年）3月，镖骑将军霍去病率一万精骑出陇西，痛击匈奴右贤王。六天内连破匈奴五国，歼敌九千，杀匈奴卢候王、折兰王，俘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从此，河西走廊归入了汉朝版图。

随后，汉武帝设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带归酒泉管辖。

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的辖地，增设张掖和敦煌二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失去河西走廊对匈奴来说损失惨重，他们悲歌道：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歌》

“敦煌”一词，便随着河西四郡，首次见诸史端。

关于这个名词的由来，目前学界尚有争议。

《汉书》中对敦煌的解读为：“敦，大也！煌，盛也！”

但现代学者多认为“敦煌”的词源不是汉语，可能是当地语言的音译。

不管“敦煌”一词从何而来，其对汉朝的重要意义却是公认的，为了能稳固控制敦煌。

汉武帝把长城继续向西延伸，过令居塞(今兰州永登县)、乌鞘岭、武威、张掖、酒泉，直达玉门关，形成了一道东起辽东，西到敦煌，长达一万一千余里的雄伟屏障。

汉朝对敦煌的经营，还表现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屯垦上。

为改变河西地区人口稀少的现状，汉武帝实行了从内地往河西移民的措施。

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已有六万一千余户，人口二十八万多。其中，敦煌郡就有一万七千余户，三万八千多人。

这些移民中有很多是罪犯，在汉史里常见发配罪犯徙边敦煌的记载。一般来说，徙边敦煌的罪犯大概可分三种：

第一，犯罪的官员；

第二，大逆无道罪犯的家属；

第三，各种刑事犯罪人员。

这些犯罪的官员大多有很深的文化造诣，他们举家迁到敦煌，反倒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

比如，西汉时期的清河张氏、钜鹿索氏都有官员被贬敦煌。[4]

唐末归义军的首领，一个姓张，一个姓索。

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两个家族就一定是清河张氏、钜鹿索氏的后人，但张、索两家是河西大族确定无疑。

随着迁移人口的增加，再加上三十万左右的戍卒，河西的族群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汉人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屯田与农耕逐渐替代了之前的游牧生活方式。

魏晋时期，河西走廊上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前凉的张骏改敦煌之名为沙州，西凉则以敦煌为都城。

十六国时期，中原离乱，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

中原硕儒逃奔河西避难，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成为了河西的佛教中心、竺法护、宋云、法显、鸠摩罗什都在敦煌留下了足迹。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等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平定了河西，他循隋文帝旧制，在敦煌设瓜州，命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节制甘、凉九州诸军事，可见对河西地区的重视。

但唐初的河西并不稳定，两年后（621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反唐、623年张护、李通谋反，等唐朝把这些反叛扑灭后，将瓜州改沙州，河西地区才算稳定了下来。

随后唐朝以沙州为中心，向西域开拓，先后拿下了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

随着西域的不断拓展，沙州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每次唐军入西域，都以沙州为物资供应地，沙州唐军也经常随军出征。驻守安西四镇的戍卒，也主要是来自敦煌与河西的府兵。

安史之乱后，吐蕃拿下了凉州和甘州，“路阻萧关雁信稀”，关中对安西和沙州存亡不知，长达十八年。

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久无音讯的安西四镇，终于和大唐取得了联系。

安西使者取回纥道，从河西走廊北侧，跨越大漠回到长安。

李适终于得知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在吐蕃占据河陇后，仍旧率将士苦苦支撑着大唐在西域最后的飞地。

安西使者还上奏了伊州刺使袁光庭的事迹。

《旧唐书·袁光庭传》的内容，应该就是来自这位安西使臣的口述：

“袁光庭者，河西戍将，天宝末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戎兵入赴难，河、 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虏百端诱说，终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尽，粮储并竭，城将陷没，光庭手杀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闻之，赠工部尚书。”

李适听后垂泪以对，但此时的唐朝，再也不是贞观、天宝之时，那个健硕恢宏的唐朝了。也不是神皇二圣之时，那个越挫越坚、屡败屡战的唐朝了。

现在的唐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李适遥望着关山阻隔的西域，君臣上下只有相对而叹。

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攻陷了瓜州，沙州成了河西唐军唯一的据点。

历时十一年的沙州之围，拉开了序幕。

《新唐书·吐蕃传》里对沙州之围有段很精彩的记述：“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他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绮心儿代守。后疑朝谋变，置毒靴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为了拿下这处河西重镇和佛教圣地，吐蕃显得异常重视，赤松德赞亲自来到南山督战。

我们都知道，唐朝时期穿越祁连山的主干道有三条：

从兰州经洪源谷到武威；

从西宁经大斗拔谷（扁都口）到张掖；

从柴达木经当金口到敦煌。[5]

估计赤松德赞就是经都兰、德令哈，沿着伏俟西道向西，过当金口到达敦煌。

在当金口东面不远处，有座党城遗址建于十六国时期，为西凉国的子亭城，唐朝时设紫亭镇。

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里说：“是至唐、宋之际，子亭不仅犹为驻兵之所，且系瓜沙南藩一雄镇，非亲贵不能膺斯重寄也”。赤松德赞没准就驻扎在此。

负责攻取沙州的吐蕃大将是尚绮心儿，他就是打肃州的尚赞摩的儿子。

吐蕃重重围困之下，沙州城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大历元年(766年)，甘州沦陷，时任节度使杨休明西迁沙州。从此，沙州就成了河西唐军的大本营。

沙州本来就是唐朝接待各国元首和外交使节的重要接待站，这些人享受免费供应口粮的待遇。但由于河西路阻，外国首领与使节长期滞留敦煌，沙州当局也只得长期供应下去。

再加上从东部退却而来的唐军的各级官吏家属，也都来到沙州，导致城内存粮日益短缺。

于是我们在《判文》里就看到了，《判诸国首领停粮》、《关东兵马使请加米》、《思结首领远来请粮事》的文章。

甚至到了最后，连敬神祭祀的供品都成了关注的焦点，判文里有一篇《沙州祭社广破用》的文章，说的就是“艰虞已来，庶事减省，沙州祭社，何独丰浓，税钱各有区分，祭社不合破用。”[6]

内无粮草，那外面是否有救兵呢？

《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是“（周）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

也就是说，时任河西节度使周鼎向回鹘的求援，好几年都没见音讯。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周鼎决定放弃沙州，焚城而去，带领城中居民举城东迁，回到大唐。

可是这一政策，遭到沙州大族和民众的激烈反对。

大历十二年，周鼎派沙州都知兵马使阎朝出城勘测水源和道路，为举城东迁做准备。结果阎朝用计杀了周鼎的亲卫，又用弓弦勒死了周鼎。

从此沙州的军政便转移到了阎朝的手中。

阎朝为什么要杀自己的长官呢？

在他管理下的沙州又有怎样的作为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6]、《河西节度使覆灭的前夕—敦煌遗书伯2942号残卷的研究》_史苇湘

[2]、《敦煌写本‘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疏证——兼论唐代中期的唐、蕃关系及书信创作时间》_钟书林；

[3][5]、《敦煌文书‘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所见吐蕃进攻河西的两次唐蕃战争》_李宗俊；

[4]、《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_郑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