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已成今日·妹妹》邓君

妹妹
我们刚从乡下搬到小镇那阵子，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家里一贫如洗，有人来做客，母亲就叫五岁的妹妹跳舞来招待客人。每次母亲话音未落，妹妹就出场了，她的舞姿总是把叔叔阿姨们一次一次请到我们家里来。忧伤的歌，她的手臂、脚尖甚至头发都是忧伤的，而有时，忧伤的歌，她能跳出欢乐来。她不谙世事，跳起舞来，却懂得痛苦、忧伤、哀愁、忧郁之间的距离。如果某天母亲和叔叔阿姨们摆谈重要的事，忘了叫妹妹跳舞，她就故意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或拿着扫把，慢慢扫到客人脚下。没有客人她也跳，我们搬到哪儿，报纸糊的窗户很快会被戳几个洞，她边唱边跳，根本不在意窗户外面那些小眼睛。
街坊总是先认识妹妹，才认识我。有次家里不知出了什么事，母亲神色凝重地叫妹妹把住在另一条街的五舅叫来。妹妹出门时，母亲又叮嘱一句：“快点跑！”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还不见五舅的影子。母亲又把我派出去，我跑到半路，发现采购站门口围了一群人，我没敢看热闹，就在这时，一阵熟悉的歌声让我停了脚步。我挤进人丛，看见妹妹正在边唱边跳《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瞪着她说：“看一会儿回家妈不打死你。”妹妹当时就吓哭了，周围的人见上一秒还在欢跳的人，下一秒放声大哭，全被逗笑了，有几个人赶紧把手里准备好的一毛钱，塞进妹妹手里或衣兜。原来，妹妹没走几步就被街坊叫住了，让她跳舞给大家看，跳完给她一角钱。就这样，这家跳结束，那家又把她围住，她挨家挨户地跳，才跳了半条街。
但是这个舞蹈家，五年级还不会背乘法口诀，每道算术题都让她焦头烂额。每次她不听我的指挥，我就出几道数学题让她做，或者叫她背乘法口诀表，这种时候，她的态度立刻软下来，一句顶撞的话都不敢说。整个小学期间，她一直在偷偷地改成绩单上的分数，很长时间才东窗事发，15改成75，1上面加一横就行了；33改成88；25就改成85，简直聪明绝顶！事情败露后，她被母亲狠狠揍了一顿。当天掌灯时候，到处找不着妹妹，最后在楼上找到，已醉成一摊泥——挨打之后，她又羞又恼，一口气把爸爸剩下的半瓶酒喝光了。
我打猪草的动作又慢又笨，不过只要带上妹妹，我背篓里的猪草就不会太少，和邻居几个小姑娘一同蹲在地上割猪草的时候，妹妹总是悄悄把别人背篓里的猪草抓到我的背篓里。几个女孩中，有个叫大余儿的反应有点迟钝，妹妹每回都点着她偷。有一次吵架，其中比较机灵的赖光霞以嘲弄的口吻对妹妹说：“好意思，偷人家猪草。大余儿，你蹲着嘛！大余儿，你蹲着嘛！”妹妹见大余儿站着割猪草无法得手，叫大余儿蹲下割。
妹妹不知怎么学会了制作植物标本，从那以后，看见一只蝴蝶从门口飞过，她就跟着去，天黑才回来，挨了母亲一耳光也不觉得疼。还在很小的时候，有次我带她到山坡上玩，指着五颜六色的鲜花中白色那一朵，她对我说：“这朵最漂亮！”在班上，她总是被孤立的那一个，她也不难过，她有另外的同学：蜻蜓、天色、一条小溪……夏天总有最深的绿，绿的深渊，她在山野里奔跑，踩碎许多野菊花。她应该永远在山腰的树林里奔跑，而不应该以最快的速度长大——一句话就失恋了，一句话就热恋了，而那说话的人，他只是随便说说。她能用枯枝和干草随意插出一种情绪，当她把花瓶摆放在屋子一角，屋里立刻会呈现出一种寂静，仿佛树荫正从一棵树下移下去——插花是在讲述吧？
十多个写诗的笔记本，被她看得比钥匙还重要，旅行或出差，背包里要随身带三个笔记本：一本写完的，一本写了一大半，一本全新，那些充满灵性的句子，难免夹杂几个错别字。大姐说：“我们家的文盲在写诗。”我们都笑，想起“雨后春伊”的故事：妹妹刚上初中，开学第一天，教语文的何先诚老师对全班同学说：“告诉大家一件高兴的事儿，我的前任学生邓青的妹妹就在我们班，她姐姐的学习当时在我们班是第一名，我相信她妹妹的学习也不会差，而且，她们一家人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现在请邓红为大家朗读第一课。”妹妹站起来，把《雨后春笋》读成“雨后春伊”，接着，错别字连篇把全班同学弄糊涂了。刚开始，教室里只有零星的笑声，后来发现妹妹不是没看清楚，而是一个白字先生，都放开来笑。也许被笑懵了，后来，简单的字妹妹也要读错。何老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开始还板着脸教训笑声最尖的同学，最后也笑趴在讲桌上……
但我知道她是个真正的诗人，她把那份真切、简单的心思带到了诗里，同时，生活在其中。墙壁、厨房门、床头，到处是她誊抄的诗，四壁如洗，她有办法将诗里的光照引来。她在麻片上绣上木屋和小路，把一句话绣在木屋旁边：“我送给你，代表我全部的贫穷，全部的富有。”我觉得屋里应有尽有了。偶尔，她拿着电话在窗子边笑得前俯后仰，笑出沙哑的本音。有时又让话筒那头的人等着，要找一篇散文来读，仿佛生活与柴米油盐无关。这种情况，我就什么也听不见，只惦记一件事——电话费！
因为母亲乱发脾气，妹妹扔下幼儿园的工作，离开小镇。不久，她在贵州电视台谋得一份职业，任音乐之声栏目编导，并且恋爱即结婚。我特地赶到贵阳参加她的婚礼，结果，只是帮她搬了一次家——婚礼临时取消了，她认为对方是个陌生人。几个月过后，我再次去参加她的婚礼，新郎就是上次取消婚礼那个“陌生人”。一年以后，她提着行李回来，婚礼上的喜色散尽，怔怔地望着贴在墙上的诗，用手抹去落在上面的灰尘。写诗、热恋、辞职、离婚……每一件大事都被她看得很轻，但我知道，只是表面上被她看得很轻而已。奔放、率性、可怜、孤僻、一根筋……她让我好像有很多个妹妹，无论表现得多么不像她自己，我都相信自己看到的，那个坦白、敢爱敢恨、把眼泪洒在骗子身上，把诗歌混为生活，把生活混为诗歌的人。
看了《悲伤在黎明前终结》，她说大提琴太美了，第二天，花了四千多块钱，买了一把大提琴。哆来咪还没找准，大提琴就成了摆设。一段时间之后，大提琴已经放到衣柜顶上去了，把装大提琴的袋子拉链拉上，放在高一点的位置，连她自己也想不起，屋里有一把大提琴。朋友聚会，提议让她跳舞的人话音未落，她就如小时候那样，一闪就站在屋子中央了。第一个动作就表明了年纪，但那是把沉郁全都抛出去又拉回来的扬臂和垂头，是将河水抛向空中再试图接住的淋漓尽致，是“我认了……”的不甘。音乐停下，她若无其事，好像刚才那个投入得有点过火的人并不是她。那些她爱过的人，分手后依然记得她留给他们的痛，以及欢愉结成的疤，那是永远年轻、炽烈和诚恳的恋情，稍不留神就要破碎。
园艺、电影、音乐、书法甚至宗教，她凭直觉和最初的狂热去理解和崇拜，什么都只触到皮毛，但她的悟性让她从皮毛处就能吸取到别人从骨子里吸取的精华。她的审美自带一种哲理，有时一语道破实质，使人感觉一切只能用天机来解释——她就像衔来春泥的那只燕子。她偏爱对襟衫和盘扣，喜欢在墙缝里养花，认为民国是一个回得去的时代。
我送她去另一个城市上班，在嘈杂的客车站，不知为何，我把告别的话咽下不说。汽车启动时，她从半开着的玻璃窗探出头，使劲地喊：“不生病就要给我回信。”她的信像雪，密密地织在日子里，有时像是遇到了暖冬，不见影儿。我专挑暖冬时节去看她，没有雪，只有年少时山岭上一同遇见的青，山路湿滑，山风粗野，她的笑声东倒西歪。我情愿一直落在后面，看她的背影渐小，小到可以管束、欺负和重新关怀。她一次比一次随和起来，这让我烦恼，想起她从前的霸道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任性，什么样的际遇，让一个人改了性情？如今好长时间我和她不见一次面，面带难色的时候她去哪儿？我时常出神地望着墙壁——四壁如洗，想不起以前贴在那儿的是哪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