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进自己学校都麻烦”，高校校门的开与关

“我有工作证，我的车也有校内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必须要扫码才能进自己任教的大学校门。”这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武鸣遇到的问题。

而不少社会公众遇到的问题则是，当前很多大学校园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如果自身和亲友都不跟大学“沾亲带故”，连预约登记进校参观的机会都没有。

正因如此，近期有关高校校园开放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但目前“很多大学校园只向校友和亲友开放”的局面尚未改变。

“进自己学校都麻烦”

“我有工作证，我的车也有校内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必须要通过扫码才能进自己任教的大学校门。”近日，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武鸣说道。

武鸣认为，大学就应该是开放的，不仅应该让广大师生便捷地进出，而且应该向社会开放，而不是在疫情防控政策都调整以后，还沿用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

在数月之前，国家层面已对疫情防控政策作出调整，大多数公共场所已经恢复了自由进出的状态，但目前仍有不少高校像武鸣所在高校一样，保持着颇为严格的入校管理规定。

记者通过采访以及梳理各高校发布的信息和媒体报道发现，目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已面向社会人员实行登记入校，中南大学对人员进出学校已无限制，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也已实行实名认证、时段限制、区域限制、提前预约等措施后面向普通公众开放；但更多大学的入校政策与深圳大学类似，即仍主要面向校友、亲友开放，其他社会人员目前无入校途径。

高校校门的开与关

高校校园是否应该开放？这一问题其实已引发过多轮讨论，大学校门则在不同时期经历过“开”与“关”。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蒋建华表示，早期国内大学大多是有围墙的，实行的也是相对封闭的管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学校管理与社会管理相适应。

在1990年9月18日发布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3号《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中提到，进入学校的人员，必须持有本校的学生证、工作证、听课证或者学校颁发的其他进入学校的证章、证件。未持有前款规定的证章、证件的国内人员进入学校，应当向门卫登记后进入学校。

蒋建华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北大拆除了围墙，建起了商业街，校园也自然而然能随便进出了。同一时期，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现象受到批评，大学对校门的管控也逐渐放松。

如很多网友近期在有关大学校园开放话题的讨论中所说，疫情之前，国内大部分大学都是向社会开放的；只是近三年，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高校普遍实行了相对封闭的校园管理模式。

因此，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社会基本恢复正常秩序的当下，大量高校仍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不满。

对于大学校园管理的这种现状，蒋建华指出，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校园开放管理上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管理中有惯性的路径依赖，又或者有懒政思想——疫情尚未彻底远去，不调整入校政策，意味着可以减少社会人员进入校园，各类风险也相对更少、更便于校方管理。

蒋建华所说的大学校园开放管理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其实是在疫情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一些老问题。

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部分知名高校就已开始限制社会人员入校，并引发过公众对大学校园开放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2017年，中山大学因“限制校外人员入校”的规定引发争议，该校校友认为此举有违中山大学一向的开放精神，希望学校公开“限外令”依据。2018年，南京大学也因在教学区的多个出入口安装“门禁”而引发争议。

如何解决校园安全和秩序问题？

保持校园良好秩序，与满足大众入校需求之间能否兼顾？

据记者了解，上海的高校中，也不乏在开放上力度较大的学校，如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这些学校大多在采取了实名认证、时段限制、区域限制、提前预约等措施后面向普通公众进行了开放。

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学校从4月1日起允许校外人员通过刷身份证人脸验证的方式直接进校，开放区域包括了几乎全部公共区域，仅教学办公楼、实验室、学生宿舍楼等区域除外，在时间上也只限定晚上9时30分至第二天早晨6时禁止入校。

△图为上海大学的入校预约系统。大众预约后即可顺利入校，预约时并不强制必须填写校内被访问人员信息。

5月9日上午，记者也实地体验了一回。在桂林路的上海师范大学大门口处，记者在进校闸机上刷身份证后，闸机屏幕上同时显示了记者的实时人脸和身份证照片，比对成功后开闸允许入校。

学校保卫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周边社区众多，疫情后居民想恢复入内锻炼的呼声较高。

学校反复衡量后，采取了目前这套管理措施，“是借鉴了疫情期间的管理模式，所使用的设备也是由数字哨兵技术调整改造而来，实现了进校人员的留痕，保安也加强了巡逻力度，对进校人员放风筝等行为进行制止劝离。”

上述负责人称，开放一个多月来，据统计两个校区工作日平均每天有1989名校外人员刷身份证进校，双休日更高达每天3927人。尽管人不少，但校园秩序平稳，留痕管理对校外人员有着明显的约束和震慑作用，零星几起治安事件也都查到了人并交由警方处理，相比疫情前的开放秩序也明显好转。

△桂林路的上海师范大学大门口处，记者在进校闸机上刷身份证后，闸机屏幕上同时显示了记者的实时人脸和身份证照片，比对成功后开闸允许入校。

可见，借助一些数字化的管理手段，校园安全和秩序应该都不是问题。

如何解决大学校园开放难题？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师张强表示，面对当前校园开放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困难，公立大学不应该消极对待，而是应该立足于社会需要和民众引导，制定有效的管理举措，提升民众的参与素质，在社会公共议题中表现出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向心力，而不至于陷入自我封闭或人云亦云的窠臼。

蒋建华也指出，大学研究的学问、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对接和服务社会需求，且不少地方大学是城市的文化中心，这要求大学向社会开放办学。“大学不仅要打开校门，一些人文社科领域的论坛、讲座活动等也应在一定条件下面向社会开放。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蒋建华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大学校园应该开放。常态化条件下，大学校园向社会开放有利于大学的功能发挥。大学校园不开放，会使得大学的办学观念、理念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也会使得大学难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在储朝晖看来，当前，导致大学在校园开放与封闭之间徘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校园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即大学校园开放后引发的安全问题等，是由高校负责，还是高校所在区域负责，又或是更高一级的管理者负责，其中职责分工并不清晰。从学校角度来说，如果不想担当风险责任，就会延续相关保守、封闭的管理办法。

1990年发布的《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在教育部官网中尚可查阅，储朝晖表示，这说明该规定尚未失效。这一规定发布至今已30余年，是否仍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蒋建华提出，一方面，关于当前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开放，可由教育主管部门研究出台一份指导性意见。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高校校园的智能化管理程度已经越来越高，可以通过制定、宣传校园文明公约，采取登记入校制度，限制每天入校人数等各种方式，使高校校园管理难度处在可控范围。

“办法总比问题多，大学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该是直接把大门关上，而应该发挥自身智力优势，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开放水平。”蒋建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