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进自己学校都麻烦”，高校校园开放有何难处？

“我有工作证，我的车也有校内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必须要扫码才能进自己任教的大学校门。”这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武鸣遇到的问题。

而不少社会公众遇到的问题则是，当前很多大学校园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如果自身和亲友都不跟大学“沾亲带故”，连预约登记进校参观的机会都没有。

正因如此，近期有关高校校园开放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多家媒体通过发表《大学校门，该打开了》《大学敞开大门，应是常态与共识》《校园开放成就大学之大》等评论文章，支持和呼吁大学校园开放，但目前“很多大学校园只向校友和亲友开放”的局面尚未改变。

如果说，“大学敞开大门，应是常态与共识”，那大学开放校园到底难在哪儿？大学开放校园问题如何解决？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进自己学校都麻烦”

“我有工作证，我的车也有校内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必须要通过扫码才能进自己任教的大学校门。”近日，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武鸣向澎湃新闻说道。

武鸣认为，大学就应该是开放的，不仅应该让广大师生便捷地进出，而且应该向社会开放，而不是在疫情防控政策都调整以后，还沿用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

“我前不久半开玩笑地对学校的安保人员说，你们应该是来给师生搞服务的，不应该是来管我们的。”武鸣说，“对方知道我是学校的老师，笑而不语，没有作任何说明或者解释。”

进自己工作的学校都如此麻烦，更别说去其他学校了。武鸣无奈地说道，如今路过其他高校都不敢贸然往里走，怕到了门口不让进，碰一鼻子灰。只有因学术交流活动等，已由其他高校同行提前报备过的高校，他才敢挺直腰板往里进。

在数月之前，国家层面已对疫情防控政策作出调整，大多数公共场所已经恢复了自由进出的状态，但目前仍有不少高校像武鸣所在高校一样，保持着颇为严格的入校管理规定。

不久前，一段游客质问深圳大学保安“深大是谁的、为什么不让进”的视频引发了有关大学校园开放话题的讨论。随之，网上出现了有关“深圳大学迅速调整政策，校外人员凭身份证登记可直接进入校园”相关传言。

但在5月7日，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深圳大学发声明进行了辟谣，称“深圳大学入校管理规定暂未有变化”，并重申：持有校园卡、校友卡以及海滨小区住户卡的人员可以凭卡入校；因公务来访的人员可以通过入校预约平台预约登记入校；确有急事未预约的来访人员，经登记身份信息后，可由安全保卫部审核入校。后续，在确保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将适时调整入校管理规定，尽可能满足各界公众的参访需求。

也就是说，在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的情况下，深圳大学没有顺势开放校园，而是选择继续保持严格的入校规定。

澎湃新闻通过采访以及梳理各高校发布的信息和媒体报道发现，目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已面向社会人员实行登记入校，中南大学对人员进出学校已无限制，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也已实行实名认证、时段限制、区域限制、提前预约等措施后面向普通公众开放；但更多大学的入校政策与深圳大学类似，即仍主要面向校友、亲友开放，其他社会人员目前无入校途径。

高校校门的开与关

高校校园是否应该开放？这一问题其实已引发过多轮讨论，大学校门则在不同时期经历过“开”与“关”。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蒋建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早期国内大学大多是有围墙的，实行的也是相对封闭的管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学校管理与社会管理相适应。

在1990年9月18日发布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3号《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中提到，进入学校的人员，必须持有本校的学生证、工作证、听课证或者学校颁发的其他进入学校的证章、证件。未持有前款规定的证章、证件的国内人员进入学校，应当向门卫登记后进入学校。

蒋建华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北大拆除了围墙，建起了商业街，校园也自然而然能随便进出了。同一时期，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现象受到批评，大学对校门的管控也逐渐放松。

如很多网友近期在有关大学校园开放话题的讨论中所说，疫情之前，国内大部分大学都是向社会开放的；只是近三年，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高校普遍实现了相对封闭的校园管理模式。

因此，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社会基本恢复正常秩序的当下，大量高校仍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不满。

对于大学校园管理的这种现状，蒋建华指出，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校园开放管理上确实面临一些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管理中有惯性的路径依赖，又或者有懒政思想——疫情尚未彻底远去，不调整入校政策，意味着可以减少社会人员的进入校园，各类风险也相对更少、更便于校方管理。

蒋建华所说的大学校园开放管理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其实是在疫情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一些老问题。

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部分知名高校就已开始限制社会人员入校，并引发过公众对大学校园开放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2017年，中山大学因“限制校外人员入校”的规定引发争议，该校校友认为此举有违中山大学一向的开放精神，希望学校公开“限外令”依据。2018年，南京大学也因在教学区的多个出入口安装“门禁”而引发争议。

当时，中山大学回应表示，此前有不利于学校治安的事件发生，“限外令”是出于安保考虑；南京大学回应称，南大鼓楼校区地处市中心，周边流动人员众多，试行“门禁”制度是为制止各种扰乱教学、科研秩序的行为。

同期，北大清华等高校也对社会人员入校有所限制。2018年，北大清华双双推出校园参观预约系统。北大明确，公众可通过预约系统最早提前7天预约，每日开放预约总名额共3000人，其中上午、下午各1500人。清华明确，参观校园实行网上预约，每个认证账号一周内仅能成功预约一次，校园参观开放时间为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

对于这类现象，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师张强发表在《山东高等教育》2020年4月刊上的《公立大学校园开放的法理、学理与治理》一文中指出，在我国，有形的校园围墙的开放与关闭，尚未能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与有效举措。究其根源，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首先，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扩招，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紧缺，公众的进入进一步造成资源紧张局面的恶化，校内师生与校外人员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其次，民众在参观校园过程中缺乏素质的表现，引起了校内师生的反感与排斥。

如何解决大学校园开放难题？

“倡导大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时代，受制于资源有限和人文素质问题，校园开放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局面，依然是当前我国公立大学开放过程中无法妥善化解的痼疾。”张强在《公立大学校园开放的法理、学理与治理》一文中指出。

但在专家学者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校园因此有理由选择不开放。

张强在论文中引用《知识社会中的大学》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大学的任务就是在社会中开放交往的场所，而不是像最近那种危险的行为：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傲自大的官僚机构。”面对当前校园开放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困难，公立大学不应该消极对待，而是立足于社会需要和民众引导，制定有效的管理举措，提升民众的参与素质，在社会公共议题中表现出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向心力，而不至于陷于自我封闭或人云亦云的窠臼。

蒋建华也指出，大学研究的学问、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对接和服务社会需求，且不少地方大学是城市的文化中心，这要求大学向社会开放办学。“大学不仅要打开校门，一些人文社科领域的论坛、讲座活动等也应在一定条件下面向社会开放。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蒋建华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大学校园应该开放。常态化条件下，大学校园向社会开放有利于大学的功能发挥。大学校园不开放，会使得大学的办学观念、理念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也会使得大学难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在储朝晖看来，当前，导致大学在校园开放与封闭之间徘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校园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即大学校园开放后引发的安全问题等，是由高校负责，还是高校所在区域负责，又或是更高一级的管理者负责，其中职责分工并不清晰。从学校角度来说，如果不想担当风险责任，就会延续相关保守、封闭的管理办法。

1990年发布的《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在教育部官网中尚可查阅，储朝晖表示，这说明该规定尚未失效。这一规定发布至今已30余年，是否仍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蒋建华提出，一方面，关于当前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开放，可由教育主管部门研究出台一份指导性意见。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高校校园的智能化管理程度已经越来越高，可以通过制定、宣传校园文明公约，采取登记入校制度、限制每天入校人数等各种方式，使高校校园管理难度处在可控范围。

“办法总比问题多，大学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该是直接把大门关上，而应该发挥自身智力优势，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开放水平。”蒋建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