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那是很不平静的一天。
德莫夫头痛得厉害。他早晨没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中午十二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出门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给他看她画的静物写生画,还要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来看她。她觉得这张画儿并没什么价值,她画它只不过要找一个不必要的借口到画家那儿去一趟罢了。
她没有拉铃就照直走进门去看他。她在门道脱雨鞋的时候,仿佛听见一个什么东西轻轻跑进画室去了,带着女人衣襟的沙沙声。她赶紧往里一看,只瞧见一段棕色的女裙闪了一闪,藏到一幅大画后面去了。有一块黑布蒙着那张画儿和画架,直盖到地板上。没有问题,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自己就常在那张画儿后面避难!里亚博夫斯基分明很窘,仿佛对她的光临觉着奇怪似的,向她伸出两只手,赔着笑脸说:
“啊啊!看见您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又害羞又心酸。哪怕给她一百万卢布,她也绝不肯当着那个陌生的女人,那个情敌,那个虚伪的女人的面讲一句话,那女人现在正站在画儿背后,多半在恶毒地暗笑吧。
“我带给您一幅画稿……”她用细微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嘴唇发抖,“Naturemorte.[8]”
“哦哦!……画稿吗?”
画家用手接过那幅素描,一边瞧着一边走,仿佛不经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乖乖地跟着他走。
“Nature morte.……上等货,”他嘟嘟哝哝地说,渐渐押起韵来了,“罗……莫……祸……”
从画室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衣襟的沙沙声。这样看来,她已经走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恨不能大叫一声,拿起一个重东西照准画家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走掉,可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见,羞得什么似的,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也不是画家,只是个小小的甲虫了。
“我累了……”画家瞧着那幅画稿,懒洋洋地说,摇晃脑袋,好像要打退睡意似的,“当然,这幅画儿挺不错,不过今天一幅,去年一幅,过一个月又一幅……您怎么会画不腻呢?换了我是您,我就不画这劳什子,认真搞音乐什么的了。您本来就不能做画家,您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多累啊!我马上去叫他们拿点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听见他对他的听差交代几句话。为了避免告辞和解释,尤其是为了避免哭出来,她趁里亚博夫斯基还没回来,赶快跑到门道,穿上雨鞋,走到街上。这时候,她呼吸才算畅快,觉得她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方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上的沉重的羞辱感觉,从此一刀两断了。什么都完了!
她坐上车子到女裁缝那儿,然后去看昨天刚到此地的巴尔纳伊[9],又从巴尔纳伊那儿到一家乐谱店,心里时时刻刻盘算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又冷又狠、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到开春或是夏天跟德莫夫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在那儿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头过起新的生活。
傍晚很迟了,她才回到家。她没有脱掉外衣就走进客厅,坐下来写信。里亚博夫斯基对她说什么她做不了画家,现在为了报复,她就还敬他几句,写道,他年年画的老是那一套东西,天天讲的老是那一套话。她还写道,他已经站住不动,除了已有的成绩以外此后他休想有什么成绩了。她还想写下去,说他过去大大叨了她的好影响的光,如果他从此走下坡路,那只是因为她的影响被各式各样的暧昧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背后的那个家伙,抵消了。
“亲爱的!”德莫夫在书房里叫道,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不要上我屋里来,只在门口站住好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病了。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丈夫素来称呼姓,她对她熟识的男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她不喜欢他的教名奥西普,因为那名字总叫她联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10],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爱媳妇;阿西福,开席铺。”现在她却叫道:
“奥西普,不会的!”
“快去吧!我病了……”德莫夫在门里面说,她可以听见他走回去,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快去吧!”他的声音含糊地传来。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吓得周身发凉,“这病危险得很呐!”
她完全不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寝室。在那儿,她盘算着她该怎么办,无意中往穿衣镜里看自己一眼。她瞧见她那苍白的、惊骇的脸,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黄褶子,裙子上特别的花条,觉着自己又可怕又难看。她忽然热辣辣地感到对不起德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种深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好久没来睡过的那张空荡荡的小床。她想起他那常在的、温和的、依顺的笑容。她哀哀地哭了一场,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一封央求的信。那已经是夜里两点钟了。
您好,可以互个粉吗?谢谢
雾中夕阳 回复 @SOHOh: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