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经历这些事时,你们无疑也注意到了她的种种缺点和怪癖,也看到了这对她的见解所造成的影响。你们一直在抵触她,随你们喜好地断章取义,或补上自己的见解。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对于这类问题,只有在抛下各种谬误之后,才能得出真相。
现在,我要直抒己见,在结束前预期两种意见——你们也不可能不得出这种显而易见的结论。
你们或许会说,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相对优势,哪怕仅就作家而言,你并没有说出什么结论。
我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哪怕此项评估的时机已成熟了,我也不相信那种才华,无论是心智还是性格上的才华,可以像黄油和白糖那样凭称量而定——事实上,就眼下而已,了解女性有多少钱、有几间房间远比总结她们的能力重要得多。
哪怕在剑桥也不能称斤论两地定义才情,虽然那里的人擅长给人分班、戴学士帽、冠上头衔。我也不相信《惠特克名录》中的排行榜能定论人的价值,也没有确凿的理由去相信,进餐厅时,拥有巴斯勋士爵位的将军必须排在心智错乱者监察长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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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英联邦国家曾任命的一种法政官员:由大法官任命的监察长官,主管无法处理个人事务的心智错乱者的法律事宜,以确保其利益和财产不受损害。
煽动一种性别的人去反对另一种性别的人,抬高一种素质去抵制另一种素质,这种自命不凡、贬低他人的行为都好比是人类社会小学阶段的幼稚行为。在那里,有派别之分,这一派总要压倒另一派,而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走上高台,从校长手中接过一尊极具装饰性的奖杯。等到人成熟了,就不会再盲信派别、校长,或极具装饰性的奖杯。
无论如何,论及书籍,众所周知的难题是:很难给书贴上标识其价值,而且撕不掉的标签。当下文学评论不就一再证明了评判之难吗?同一本书会得到“伟大的著作”“毫无价值的书”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称号。褒贬都无意义。评判高下以作消遣,可能确实挺有趣,但作为工作却是最无意义的,若是对评判者一味逢迎顺从,那就是奴性十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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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艺术》(The Art of Writing),阿瑟·奎勒-库奇爵士著。——原著注
写下你想要写下的,那才是最要紧的;至于你写的东西会流传百世,还是过眼云烟,无人能定论。但若是为了向手捧奖杯的校长、袖中装着量尺的教授表示敬意,哪怕只是牺牲一丝一毫你的见解,褪去一点一滴色彩,都是最为可鄙的背叛。相比之下,人们曾认定的最凄惨的灾难——失去财富或贞洁——都不过像是给跳蚤叮了一口。

2�沃尔特·兰德
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散文《臆想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s),诗集《罗丝·艾尔默》(Rose Aylmer)。
我想,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反驳的是,我过分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
五百英镑的年收入代表了沉思的力量,门上的锁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即使这只是一种允许更多阐释的象征笔法,你们仍会说,思想应超脱于这些俗事;还有,大诗人往往穷困潦倒。
那就请允许我引述你们的文学教授的话,他可比我清楚诗人是如何造就的。阿瑟·奎勒-库奇教授是这样写的:

3�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时评家。
“过去一百年来,都有哪些伟大的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德、济慈、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莫里斯、罗塞蒂、斯温伯恩——我们可以先在此打住。这些人当中,除了济慈、勃朗宁和罗塞蒂,其他人都读过大学;而这三人中,唯有英年早逝的济慈生活清苦。

4�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小说家、翻译家。
“或许这样说有点残酷,但确实很可悲的是,‘诗才可在任何地方滋长繁盛,贫富贵贱之处没有差别’的说法其实是句空话。
事实一目了然:这十二人中,九位上了大学,换言之,他们用各自的方法,确保自己能接受英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事实一目了然:如你们所知,那剩下的三人中,勃朗宁算得上富裕,但我敢跟你们说,要是他没那么富裕,他就写不出《扫罗》和《指环与书》;拉斯金也如出一辙,若不是他父亲生意兴隆,他也写不出《现代画家》。罗塞蒂有一小笔私人收入,更何况,他还作画。所以,就只剩下了济慈,掌管夭折的女神阿特洛波斯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一如她在疯人院中夺去约翰·卡拉尔的生命,还逼得詹姆斯·汤姆森吸食鸦片酊以麻醉绝望,以至殒命。
 “这些事实都很可怕,但让我们正视这一切吧。且不管这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是多么的有失荣誉,但确实因为我们的英联邦有某种失误,穷诗人在现当代,甚至近两百年来,一直机会渺茫。请相信我——我在这十年中,花费大量的时间观察了三百二十余所小学——我们尽可大谈民主,但事实却是,英国的穷孩子少有出头之日,并不比雅典奴隶的孩子拥有更多机会来获得心智自由,亦即伟大作品的诞生所仰仗的基础。”没有人能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了。
“穷诗人在现当代,甚至近两百年来,一直机会渺茫。……英国的穷孩子少有出头之日,并不比雅典奴隶的孩子拥有更多机会来获得心智自由,亦即伟大作品的诞生所仰仗的基础。”正是如此。
心智自由仰仗于物质基础。诗歌仰仗于心智自由。而女性始终很穷困,远不止近两百年,而是有史以来便一直如此。女性所能得到的心智自由,尚且不如雅典奴隶的孩子。所以,女性写诗的机会也很渺茫。
这就是我如此强调金钱、自己的房间的根源。
不过,多亏了默默无闻的女性——我真希望可以多了解她们一点——曾经的努力,也多亏了——说来奇怪——两场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让弗洛伦丝·南丁格尔走出了客厅,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又为普通女性敞开了大门,诸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善。否则,今晚你们也不会在这里,而你们每年挣得五百英镑的机会恐怕也微乎其微了,事实上,我觉得即便是现在也未必能挣得到。
再说,你们仍会反问:为什么你把女性写书立传看得如此重要?
而且,据你所说,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没准儿还会去谋害自己的姑妈,几乎肯定会在午餐会上迟到,或许还免不了和某些大好人发生严重的争执。
请容我坦承,我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正如大多数未曾接受教育的英国女人一样,我喜欢阅读——我喜欢大量的阅读。近来,我的精神食粮变得有点单调:历史,讲战争的太多了;传记,讲伟大男人的太多了;诗歌,在我看来,渐渐变得了无生气;小说——而我已充分暴露了自己没有能力来评论现代小说,就不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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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请大家放手去写各类书籍,不管是琐细或宏大的内容,只管去写,对任何主题都不必有顾虑。
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给自己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只写小说。如果你们想满足我的话——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那就去写写游记和探险、研究和学术、历史和传记、批评和哲学,还有科学。这样去写,你们就等于推进了小说艺术,因为书籍会相互影响。若能与诗歌、哲学唇齿相依,小说的面貌必定会大为改观。
此外,如果你们想一想任何一位伟大的先辈,譬如萨福、紫式部、艾米莉·勃朗特,你们就会发现,她们既是继承者,也是开创者,她们之所以立足于历史,正是因为女性自然而然就已养成写作的习惯。
所以,哪怕只是诗篇的序章之类,你们的写作也将是弥足珍贵的。
但当我回过头来看看这些笔记,并对自己的真实思路加以评点时,我发现自己的动机并非全然自私。在这些评论和离题的漫谈中,仍贯穿着一种信念——或者该说是本能?——好书令人向往,好作家仍不失为好人,哪怕在他们身上呈现出诸种恶习。
因此,我要你们写更多的书,是在敦促你们做一些对自己、对整个世界都有所裨益的事。
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证实这种本能或信仰,因为,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很容易在运用哲学术语时犯错。
现实,指的究竟是什么?似乎是飘忽不定、不太牢靠的东西——时而出现在扬尘的马路上,时而出现在街头小报的一角,时而又出现在阳光下的水仙花上。现实,能让屋里的一群人喜上眉梢,也能让几句闲谈隽永长存;能让星空下回家的路人被压抑得无言以对,让无声的世界比言语的世界更为真实——随后,又出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公共汽车里。
有时,现实似乎距离我们太远,影影绰绰,难以捉摸它的本质。但不论它触及什么,都将令其确凿,乃至永存。那是白昼消隐在篱笆后留存的余迹;那是岁月流逝,爱恨过后的余韵。
在我看来,作家比旁人更有机会活在当下。
作家的职责就是发现、收集现实,充分传达,让我们与之共享。至少,这是我读完《李尔王》《爱玛》或《追忆似水年华》后所推演出的结论。读这样的书,就好像在为各个感官施以奇特的手术,摘去掩在其上的白内障,让人眼前豁然开朗,世间的一切尽显无遗,生活更显鲜明深刻。
有些人对不现实的生活怀有敌意,那是令人羡慕的;也有些人因浑浑噩噩的无心之举而驻足不前,那是令人怜悯的。
所以,我之所以要求你们去挣钱,要有自己的房间,就是要你们活在现实之中,活在富有活力的生活中,不管你能不能将之描绘出来,现实都将兀自显现。
我本想就此打住,但按照常规,每场演讲都该有总结。而一场针对女性的演讲,我想你们也会同意,总结部分应有振奋人心、志向崇高之处。
我应当请你们记住自己的责任,努力向上,追求更崇尚的精神追求;我应当提醒你们肩负着何等重任,你们对于未来的影响又是何等重大。
但我觉得,不妨把这些训诫留给男人们去说,他们的口才远非我所能及,他们定会谆谆善诱,也确实已经这样做了。我绞尽脑汁,却觉得身为同伴、追求平等、影响世界、迈向更高远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崇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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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觉自己只想平淡、简单地说一句:
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假如我知道怎么才能说出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那我大概会说:别总梦想去影响他人。要去思考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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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ings in themselves,参考康德(1724-1804)提出的“物自体”论,亦即事物存在于自体之中,不涉及经验,也不属于现象或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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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齐博尔德·博德金爵士Sir Archibald Henry Bodkin(1862-1957),英国律师,1920-1930年间担任检察官,他特别反对他所认定的“淫秽”文学作品出版。
《妇女简史》,约翰·兰登·戴维斯著——原著注。约翰· 兰登· 戴维斯,John Eric Langdon-Davies(1897-1971),英国作家,曾是战地记者,他创建了帮助西班牙战争孤儿的“养父母计划”,并因此获得MBE勋章。《妇女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Women)是他出版于1927年的作品。——译者注。
随手翻翻报纸、小说和传记,我又会觉得女人对女人讲话时,总有些藏藏掖掖的潜台词。
女人对女人并不客气。女人不喜欢女人。
女人——说真的,这两个字还没把你们烦透吗?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已经烦透了。
那就让我们达成一致吧:一个女人对一群女人的演讲理所应当要以格外不好听的话作结尾。
可这要怎么说呢?我能想出什么不好听的话呢?
事实上,我往往是喜欢女人的。我喜欢她们的反常规做法。我喜欢她们的完整性。我喜欢她们的默默无闻。我喜欢——但我不能一直这样罗列下去。
你们告诉我那边的柜子里只有干净的桌布,但要是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藏在里面该怎么办?我还是用严厉的口吻来说比较好。
我先前所说的话是否让你们充分领会到男性群体的告诫和责难?我对你们讲过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对你们评价甚低。我也指出了拿破仑曾经如何看待你们,还有墨索里尼如今的观点。另一方面,考虑到你们中间可能有人有志于写小说,我也帮你们引述了评论家关于女性应勇敢承认自身局限的建议。我还提到了X教授,特别强调了他关于女性在智力、道德和体能上都比男人低劣的论断。
我把我能想到的,而非刻意钻研得来的这些内容如数奉上,现在,我要讲最后一条警告——来自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
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如此警告女性:“当人们不再想生儿育女,女人也就不为人所需了。”我希望你们记下这句话。
我还要怎样鼓励你们投入生活呢?
年轻的女士们,请注意,我要开始总结陈词了:
在我看来,你们是愚昧无知的,这很丢人。
你们从未有过任何重大的发现。
你们从未动摇过一个帝国,也从未率领士兵、上过战场。
莎士比亚的戏剧都不是出自你们的手笔,你们也从未带领任何一个蛮夷之族领受文明的泽被。
你们有什么借口?
当然,你们尽可指向街巷、广场和森林,处处挤满了黑色、白色和棕色的居民,人人都忙碌于出行、经营和谈情说爱,然后对我说:我们手头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我们的辛劳,海面上就不会再有出海的船只,肥沃的土地也会化为沙漠;我们生养、养育、清洗、教育了十六亿两千三百万人——这是统计出来的现存人类的总数——至少在他们六七岁前,即使有人相助,这也费时不少。
你们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不否认。
但与此同时,我能否提醒你们注意:
自1866年以来,英国至少开办了两所女子院校;
1880年后,法律允许已婚女性拥有自己的财产;
1919年——已是整整九年前了——女性获得了选举权。
我能否再提醒你们:
大多数职业允许女性就业,至今已将近十年了。
假如你们好好反思自己所拥有的这些了不起的特权,想一想你们在这么多时日里都享有这些特权,而且,事实上,至今为止应该约有两千名女性每年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挣到五百英镑,那么,你们就该承认,所谓缺少机会、培训、鼓励、闲暇和金钱的借口都不能成立。
尤其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西顿夫人生了太多孩子。
当然,你们仍然必须生儿育女,但据专家们说,你们最好生两三个,而非十二三个。
所以,你们手上有了些时间,脑袋里装了些书本——至于另一派的知识,你们已经学得足够多了,我怀疑,你们来上大学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不再装进那种知识——当然就应该在这条艰苦卓绝、完全不受瞩目的漫漫长路上迈进一个新阶段。上千支笔乐于指点你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承认,我的建议是有点不可思议;所以,我宁可用小说的形式来把它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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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份讲稿中告诉过你们,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但请你们不要去西德尼·李爵士为这位诗人写的传记中去查证。
1�西德尼·李爵士
Sir Sidney Lee(1859-1926),英国传记作家。代表作:《威廉·莎士比亚传》(A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with portraits and facsimiles)、《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Queen Victoria)等。
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唉,她连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她葬身在大象城堡酒店的对面,现在的公共汽车站那儿。
而我现在相信,这位一个字都未曾写过、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依然活着。
她活在你我之中,也活在今晚不在现场的很多女性之间,她们不在这里是因为她们还在刷盘子、哄孩子入睡。
但她活着,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死,永世长存,一有机会便能活生生地走在我们当中。
我认为,这个机会正在到来,因为你们有力量给予她这个机会。
因为我相信,假定我们再过一个世纪——我说的不是个人所过的小日子,而是普世的生活,因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并且,我们每人每年都有五百英镑,还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假定我们拥有了自由的习惯、直抒胸臆的写作;
假定我们能时不时逃出家人共用的起居室,去观察他人,但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人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去观察;也要去观察天空、树木或任何存在于自体的物事;
假定我们的视线能穿透弥尔顿的幽灵,因为谁都不该挡住我们的视界;
假定我们面对事实,因为这就是事实:没有可以依靠的臂膀,我们都是独自前行,我们与整个现实世界发生关系,而不只是在男人女人的世界里;
那么,机会就将来临,那死去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妹妹——就能重焕新生,恢复她一再压抑的本来面目。她将从那些无人知晓的前辈身上汲取生命,就像她哥哥之前所做的那样,她将重生。
但若没有这番准备,没有我们的努力,没有重生后就该尽情生活和写诗的信念,我们就无法期许她的到来,因为那将是不可能的。
但我依然坚信,她会重生而来,只要我们为她努力,哪怕是在清贫、寂寞中努力,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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