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痛失女儿！49岁妈妈不顾丈夫反对，苦求医生再生一个：不计费用都要试

人口负增长，生育率加速下降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支持生育成了2023年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

有那么一群失独者，他们称呼彼此为“同命人”：人到中年，失去独生子女后，他们都渴望再度拥有孩子。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支柱和寄托，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已经衰退的身体和沉重的生养负担。

此前，国家医保局答复了关于建议将不孕不育、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费用疗纳入医保的提案，并表示将逐步把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鼓励中医医院开设优生优育门诊，提供不孕不育诊疗服务。但失独群体们面临的，不仅仅是高昂的辅助生殖技术费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祝连庆注意到，失独群体中部分年纪相对较轻的人士，仍具有再次生养子女的强烈意愿，但现行政策却未能有效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针对失独后再次生养子女的家庭，应将其重新纳入扶助政策，或制定专门政策，以不低于扶助政策的标准，减轻其抚养子女的负担，并为其子女入托入学开辟“绿色通道”。

潮新闻记者采访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三位失独再生育妈妈。她们有的花费了几乎所有的积蓄，打碎了自己的身体，仍在辅助生殖治疗的道路上踽踽前行；有的历经千辛万苦，在高龄拥有了第二个孩子后，无法继续的工作和繁重的养育负担接踵而至。再生育的她们渴望被看到，被正视。

“家里少了孩子，最怕过年过节”

49岁，朱子芳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朱子芳至今记得一通电话开始的那个下午所有的时间点：孩子的书包里放了哪些课程的书目；不会开车的她是怎样焦灼而绝望地求了亲戚，赶赴孩子所在的学校……

朱子芳没想到，因为疫情没能成行的探望，这辈子都没法实现了。而此后，后悔、自责和痛苦，将朱子芳反复炙烤。

孩子走后，朱子芳保留了房间所有陈设，尽管每次看到都无尽悲伤：“如果我们都不想她，那就没人记得孩子了……”

朱子芳和丈夫把自己封闭在厚厚的茧房里，但孩子去世的消息还是在村里不胫而走。婆婆的哭声和乡里的议论，把朱子芳拉进更深沉的绝望里：婆婆75岁，公公77岁，母亲78岁，自己老了以后连托孤的人都没有；传宗接代的观念还烙印在老一辈身上，承担着照料责任的她无法面对长辈；大部分的自己似乎都随着孩子的离开破碎了，她开始畏惧人群，“觉得自己不完整了。”

“过年我什么亲戚都没走，家里少了孩子，最怕过年过节……有什么话好说呢，到家就是自管自玩手机。”从失去孩子的第一年起，徐玉茹和丈夫在每个春节都会躲到很远的外地去。

朱子芳曾经去寺庙里住了一段时间，把已故女儿的东西烧给她。之后，朱子芳又发狂似地把房间角角落落里和女儿有关的东西都找出来。“天天都不想出去，不想和别人说话，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朱子芳说。

失去孩子后，徐玉茹和丈夫产生了分歧。徐玉茹觉得自己没有孩子活不下去，想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再拥有一个孩子。而消沉的丈夫则表示，自己无法承受未来再一次失去的可能。她独自跑去医院做了检查，面对厚厚的检查单，这次，丈夫没有再说话。

“二十多年，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这一个孩子身上了。如果没有孩子，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同样是失独一族的51岁的张笛告诉潮新闻记者，“有孩子的打闹、有孩子的笑声，才算是正常的家。”

“为了孩子，身体算什么呢”

然而，对已经年近半百的朱子芳们来说，辅助生殖技术并没有对她敞开大门，衰颓的身体和下降的生理机能，是横亘在再生育道路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座要用大量的药物、针剂和金钱才能碎开一角的大山，而她们不计代价，辗转于大城市的医院，尽管听到最多的是“希望渺茫”。

去年12月底，朱子芳刚刚做完子宫修复手术。近二十年前的剖腹产手术在她的子宫上形成了瘢痕，这一道凹槽并不利于胚胎着床，极有可能增加试管手术的风险。朱子芳平静地讲起整个修复过程：打了全麻，原本的疤痕全都剪掉，再进行一层一层的缝合。

手术后漫长的疼痛和低烧让朱子芳只能平躺在病床上，插着导尿管生活。当时，在同一个病房的一位病友核酸检测阳性了，朱子芳叫了叫丈夫，发现没有回音，手一伸才发现他已经发热到意识模糊。朱子芳只能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叫医生给丈夫量体温，还没愈合的伤口处传来清晰的痛感。“能怎么办呢？只剩两个人相互扶持了。”朱子芳说。

手术一周后，朱子芳出院从杭州回到绍兴上班。取卵手术安排在今年三月份，这是她辗转了三家医院，再三恳求医生，并表示不计较费用也要最后试一次的结果。

为了这次手术，朱子芳已经开始在家里服用激素药物，尽管这会加重她子宫结节的病症。“促排针打完后，要留在医院不停地查看卵泡的发育情况。”朱子芳害怕频繁的请假让自己在单位里显得异常，她清楚，这只是再生育道路的开端。

2018年下半年，47岁的徐玉茹在医院里哭了一场。“医生看完检查报告，说希望渺茫。想再试试的话可以去上海看看，我觉得可能自己这辈子没希望做妈妈了。”徐玉茹说。

第一次取了三个卵子，配对成功两个，胚胎移植失败；第二次又取了三个卵子，配对成功三个，移植成功一个。2020年初，徐玉茹的小儿子出生了。在失独群体的微信群里，这已经是相当幸运的经历了。

“第二次取卵就没打麻药了，想省几百块钱。”徐玉茹比划了一下取卵针的长度，针比小臂还长些，她在重复的取卵过程中将疼痛熬成了“还好”两个字。另外，近十万元的手术费用，是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仅存的积蓄。

51岁的张笛至今不愿意回想三年前那个潮湿晦暗的地下室。生产前的两个月，因为支付不起住院费用，张笛和丈夫在广州租了一间日租80元的地下室。吵闹的蚊虫、交错的水管和妊娠性糖尿病，构成了张笛对妊娠期零碎的记忆。

“中药就喝了三万多，后面保胎又花了四十多万。我们借了很多钱，问亲戚、问朋友。”一年里，张笛不间断地喝中药、打针，调节自己的身体情况。

尽管如此，高龄怀孕还是让原本患有子宫肌瘤的张笛，在初期出现了大出血的情况。当时，张笛一个人从安徽赶到深圳，随后又辗转到广州。“那时候，我浑身是血地躺在床上，还闻着楼下餐馆的油烟味。但为了孩子，我自己的身体算什么呢？”张笛说。

“一把年纪了，孩子还那么小”

潮新闻记者和几位再生育妈妈对话的时间大多是在中午，因为只有这时候，年幼的孩子刚好在午睡或者看电视，安顿好他们的老母亲才有时间将目光从孩子身上短暂地移开。

张笛描述这是一种“用辛苦替代疼痛”的方式。价格不菲的手术费用，为了照顾幼子辞去工作，年迈多病的父母，水涨船高的月嫂价格……让她们困在了再次哺育孩子的桎梏中。“累是累了一点，但生活还是有希望的，也一天天熬下来了。”徐玉茹告诉潮新闻记者。

徐玉茹明显地感觉到身体的衰老，打过麻醉针的腰部总时不时酸痛，她不知道是孩子先长大，还是自己先直不起腰。

2020年，小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出门还有人问徐玉茹“你这是二胎吧”，现在问的却是“你是奶奶还是外婆”。

每天早上起床后，给孩子准备辅食，洗衣拖地……徐玉茹往往要忙活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睡觉。徐玉茹不敢去体检，生怕查出来哪里不好。在小儿子成年之前，徐玉茹只能闷头向前奔跑，步履不停。

缺钱的难题无时不刻困扰着一些失独再生育的家庭。

徐玉茹不敢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偶尔去菜场买菜，也会用小推车带着他。当孩子看到菜场附近摊铺上的新鲜玩意不肯挪步时，徐玉茹只能耐心地劝，“不买了吧”。

为了保胎张笛几乎花费了家中所有存款，现在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后，她用烫水反复清洗孩子的用具，只是为了节省买奶瓶消毒柜的费用。跑网约车的丈夫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张笛总会下意识避开小区里的遛娃集中地。“尽量别让她看到其他孩子的玩具，她总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但我们买不起。”张笛说。

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成了失独再生育妈妈们普遍的心病。

年满49周岁的失独夫妻才能够每月领取补助金，徐玉茹和丈夫两个人能领八百元。小儿子出生后，他们就被认为是正常家庭，不再纳入补助范畴。“既不属于二孩，也不属于独生子女，一把年纪了孩子还那么小，我们怎么算正常家庭呢？”张笛想不明白。

徐玉茹记得，有一次自己身体不太舒服，家务也没力气做，但小儿子还黏着她拼命问，“妈妈你喜不喜欢我呀？”几乎崩溃的徐玉茹打了孩子一下。在孩子的哭声里徐玉茹立马意识到，无时不刻的陪伴让这个孩子变得敏感且依赖，一旦她不在身边或者没有给出回应，孩子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我只能告诉自己，有什么苦水都要自己咽下去，孩子知道什么呢？”徐玉茹很无奈。

在繁杂的家务活的间隙，徐玉茹开始学习手机上的“新东西”：如何处理亲子关系的短视频，怎么使用打印机和电子文档……

重新拥有孩子的妈妈们无法像养育第一个孩子时有着年轻的劲头，她们更多的是害怕，害怕自己追赶不上成长迅速的孩子，或是害怕孩子被自己拖累。

“幼儿园的学费能不能有部分减免？”“为什么其他同学的妈妈那么年轻？”“未来孩子的教育和医疗怎么保障？”……

这些妈妈们走一步看一步，不敢想得太远，只希望孩子能顺顺利利地走完正常的一生。

值班编辑：何昉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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