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后总兵力多少？出发时8.6万，途中扩红1.4万，共10万

从1934年10月开始，先后有4支红军队伍踏上长征的征程，并最终在陕北会师。

这其中，除了我们最熟知的也是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外，还有一只行军路线截然不同，人数也相对较少的红军队伍，那就是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并最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

而这四支红军队伍之中，行程最长、途经省份最多、损失也最为惨重的，是毛主席所在的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总兵力为8.6万余人，而最终经过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兵力甚至不足7000。

但是，你如果因此认为中央红军在长征时期损失兵力为7.9万人，那么就大错特错。因为，中央红军长征时出发时虽然是8.6万人，但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中央红军的兵力并非只有减少没有增加。

事实上，在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过程中，红军从未放弃过扩红——也就是号召群众参加红军。所以，红军长征过程之惨烈，损失之惨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7000人，也不都是来自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战士。

那么，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究竟扩红多少人呢？究竟有多少人在红军长征时期加入红军队伍？

红一方面军是4支红军队伍之中长征路程最长的一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先后经历了12个省份，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遵义会议之前的初期，遵义会议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中期，和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到达陕北的后期。

这其中，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初期扩红人数最少，甚至几乎可忽略不计。这从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的《红星》报关于扩红的报道就可以看得出来，在遵义会议之前，《红星》报之中，几乎没有关于扩红方面的报道。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在长征时期，它更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也因此，《红星》报在长征时期的报道，几乎是红军长征时期最权威的唯一资料，可信度极高。

而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红星》报报道之中，很少能够看到关于扩红的报道，即便提到扩红的数字，也少到几乎忽略不计。

例如，红军到达宜章城时，《红星》报将“三天中扩大了50名新战士”，视为“获得了相当的成绩”。50名新战士相较于8万余红军队伍而言，几乎可忽略不计，从中也可看得出红军初期扩红数字之少。

为什么遵义会议之前红军扩红的数字很少呢？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此时红军刚刚长征，兵力高达8.6万余人，就人数而言，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其实兵力并不匮乏，并没有迫切扩红、增加部队人数的需求。

更何况，在长征时期，武器弹药的来源也十分紧张，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扩红，只会增加负担，而无法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在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扩红的动力也并没有那么迫切。

与此同时，长征初期战斗任务极为紧张，红军不是在突围的路上，就是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之中，尤其是在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和湘江战役之中，中央红军几乎无时不战，无地不战。

如此频繁的战斗，使得红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群众工作、宣传扩红。而且，长征初期不但战事极为紧张，即便在非战斗时期，大多数也以夜行军、急行军的状态，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扩红。

再加上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仍由执行错误路线的博古和李德等人率领，并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方针和战略方针，扩红也无法得到重视。

因此，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之下，在遵义会议之前，踏上长征之路的红军队伍扩红数字几乎可忽略不计。

不过，这一切在红军中央红军到达遵义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它不但纠正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而且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大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也正是毛主席开始领导中央红军之后，扩红工作愈发得到重视，一方面，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中央红军作战变得更加从容，在国民应对国民党的围剿和追击方面也更变得更加主动，这使得中央红军不断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喘息之机，也使得红军开始有精力、有时间做群众工作，这其中也包括扩红。

另一方面，毛主席改变了原本计划的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开始考虑在长征途中建设更为合适根据地，这就要求中央红军需要进一步增加兵力，扩大红军的规模和战斗力。

与此同时，红军在长征初期的多场血战使得中央红军损失极为惨重，尤其是惨烈的湘江战役之中，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兵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因此，多场血战之后的中央红军，也急需补充兵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扩红开始成为红军长征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那么，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中央红军究竟扩红多少人呢？

最先扩红的地方，当然是召开遵义会议所在的遵义城。1934年1月，中央红军第1次攻占遵义，并在此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而且，

其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率领下采用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调得晕头转向，并于1935年2月重占遵义城。

而在这次遵义战役之中，中央红军一举歼灭敌人5000余人，这其中，仅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就高达3000余人，而且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遵义战役，也成为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胜利。

因此，重占遵义城之后，一直在紧张行军和作战之中的中央红军，不但获得了难得的休息之机，而且，3000多名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也成为红军扩大兵员的主要对象之一。

红军历来有从国民党俘虏之中动员参加红军的传统。因此，中央红军对于此次扩红极为重视，当时，就连红军总司令朱德都亲自参加了俘虏动员工作。

因此，这次动员国民党俘虏参加红军的行动成果极为斐然，当时，3000多名俘虏中有超过80%，也就是2400多名俘虏报名参加了红军。

这些本身就有一定的军事经验和技能的国民党俘虏加入中央红军后，极大的补充了红军的兵力，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此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率领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不但彻底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且成功的在1935年6月与同样踏上长征之路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那么在此期间，除了遵义战斗后的扩红，红一方面军扩红的人数是多少呢？1935年4月5日，在《红星》报之中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清晰的刊登了中央红军扩红的数字，在报道之中这样写到：

“山东从突围以来，扩大新战士2100余人，河南1700余人，安徽400余人，九堡310余人，贵州从1月起400余人，东固从1月11日至25日540人，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在外”。

《红星》报之中所说的河南、山东、安徽——九堡、贵州、东固等名称，很显然是代号，其目的就是保密，那么，这些地名代号对应的是哪些部队呢？

根据学者考证，山东为红一军团，河南为红三军团，九堡为毛主席亲自率领的军委纵队，贵州则为红九军团，至于安徽和东固究竟代指哪个军团，无法确定，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地名所指的正是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所属的各支军团。

所以，从《红星》报的这篇报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从踏上长征之路起到4月5日期间，红一方面军各部队扩红的总人数为5400余人。而且，这5400余人之中，还不包括2400名在遵义战斗之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

当然，由于遵义会议之前红一方面军扩红的数字几乎可忽略不计，因此，这5400余人其实指的正是遵义会议后到4月5号之间红一方面军扩红的数字。

所以，截至4月5日，中央红军在长征时期扩红的总人数为7800余人。在这之后，中央红军又扩红了多少人呢？

1935年5月，在毛主席的率领下，红一方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蒋介石布下的包围圈，也因此，从5月12日开始，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得到了难得的5天休整时机。

而中央红军也并没有放过这难得的休整之机，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进行了充分的群众工作，并动员了大量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

那么，在会理及其周围，中央红军究竟扩红多少人呢？

根据参加长征、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回忆：

“……考虑在雅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必将与敌人作战，于是决定扩充红军，我们招收了5000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

对于这一数字，在《红星》报的多篇报道中也得以佐证，例如，《红星》报在5月下旬曾记载各军团的扩红任务：“广州800，云南800，四川500，贵州500，太阳400”。

而完成情况则稍有不同，“南昌扩大了560余名，仅占原数目的百分之七十，四川扩大了380名，仅占原数目的57%”。当然，这两支队伍未完成扩红任务，也有完成的，军委纵队就超额完成扩红任务，红三军团也扩红800人，超过了任务目标。

因此，综合考量之下，在会理一带，红一方面军扩红的数字，在4000~5000人之间。

而除此之外，红九军团自1935年3月底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奉命单独行动，直到5月下旬才再次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在两个月单独行动的时间内，红九军团也扩红不少人。

这其中，红九军团在瓢儿井扩红300人，在云南宣威扩红300人，在东川扩红人数最多，据红九军团党代表何长工回忆：“我们在东川扩大红军1500人左右，这是九军团长征中扩军最多的一次”。

当然，由于这个数字是多年后回忆而来，可能并不精确，其他人的回忆也稍有不同，例如，开国少将袁光回忆东川扩红的数字为1300人，而林伟在日记中记载的则是一千四百人。

不过，几人回忆扩红数字虽有不同，这几个数字相差并不大。因此，三次扩红加起来，红九军团在两个月独立活动的时间内，扩红总数约为2000余人。

这样算下来，从遵义会议到4月5日，扩红5400余人，二占遵义后，在遵义扩红2400余人，在会理扩红5000余人，红九军团单独行动期间扩红2000余人，总计约为1.4万人。

那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与到达陕北之前，红一方面军扩红多少人呢？

由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红一方面军始终在环境恶劣、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并没有足够的条件扩红，再加上红军单独北上之后，又始终在爬雪山，过草地，大规模扩红的机会更少。

因此，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一直到达陕北，红一方面军扩红的数字也很少。因此，综合算下来，中央红军在长征时期扩红的总人数约为1.4万余人。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字都是根据《红星》报和经历长征的开国元勋们的回忆所统计的，其中肯定有一定的疏漏，而且，也未能统计在长征时期零星加入红军的战士。

当然，由于红军长征过程中极为艰苦，战斗和行军十分频繁，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新兵教育，参加红军的新战士大多数又来自中国共产党影响较小的国民党统治区。

因此，毋庸讳言，在参加红军之后，新战士中确实存在逃跑的现象，这一点，《红星》报也有报道。再加上极为艰苦的行军和作战之中，也有许多新战士掉队或牺牲，因此，实际扩红数字就更加难以统计。

因此，对于中央红军在长征时期扩红究竟多少数，除了1.4万人之外，还有另一个数字，那就是2万。

毛主席曾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提到中央红军在1935年1月至4月期间的扩红数字时，曾说道：“在川、黔、滇省的运动占据了红军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补充了约2万兵员”。

而1935年10月，陈云到达苏联，对共产国际汇报时也曾提到过中央红军扩红的问题，他先后四次提及了中央红军的扩红。

根据陈云所说，1935年1月，在遵义“我们一共招了3000名年轻的新战士”，4月“进入瑶族聚集区后，招募了1万多名新兵”，而在会理地区，“我们招收了5000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

而在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由于有了两个月的时间修整、补充和加强，“大家由此推算，两个月内红军的人数能够增加多少”。

因此，根据陈云4次提及扩红数字，综合算下来，在陈云的汇报之中，中央红军在长征期间扩红的数字也有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