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严重,为了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包围,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退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约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然而,从瑞金出发的那一刻起,无论是毛主席还是8.6万余红军指战员,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
这场史无前例的长征,中央红军转战11个省份,历经上百次战斗,克服了雪山、草地、无人区等极端艰苦的环境,最终成功的到陕北苏区。
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保留了革命火种。但是,由于时间比较跨度极长,又始终被国民党优势大军的围追堵截,因此,红一方面军在长征期间损失极为严重。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而此时,中央红军的兵力只剩下7000余人。
也就是说,在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红一方面军的兵力损耗高达90%以上。红军出发长征时兵力高达8.6万人,为什么到达陕北之后只剩下了7000余人?中央红军的兵力究竟损耗在何处?
首先,是长征初期的兵力损失。1934年10月在决定长征之时,中央红军依然由没有多少作战经验、更无多少军事才华的博古和李德指挥,所以,仍执行着错误路线。
因此,中央红军采取的还是逃跑主义路线。错误且僵硬的路线方针,使得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十分被动,大军始终面临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损失极为惨重。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时,最初的规划是,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会师。
但是,被蒋介石调集优势兵力围追堵截,尤其当蒋介石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主力的方向是前往湘鄂西,并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布下天罗地网后,博古、李德等人依然没有改变长征路线,仍机械呆板的执行原定的计划目标。
这使得红军一路遭遇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堵,更为糟糕的是,长征出发时,李德等人并没有采用灵活机动的行军和作战方式,反而开始了大搬家式的行军。
当时,红军不但带着许多笨重的武器装备,甚至依然扛着大量笨重的机械呈甬道式前进,这极大地降低了红军长征的机动能力,使得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行动缓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且,长征之初,红军队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枪支的非战斗部队。当时,8.6万人中,装备有枪炮的指战员只有35,703人,而没有枪炮的红军队伍高达5万余人,占据了总数的58%,比战斗部队更多,这大大限制了红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
曾调集重兵参与围堵红军的湖南军阀何键就曾说过:“匪人数众多,行动甚缓,我们堵截的部队一定可以如期赶到”。
可以说,错误的指挥,同样错误的路线方针,不合理的兵力部署,再加上大搬家式的迟缓行动,使得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十分惨重。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最先突破的是国民党部署在赣江东部的第1道封锁线,而负责防守这道封锁线的,主要是陈济棠的粤军。
当时,凭借朱德总司令的关系和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中央红军与粤军达成了借路协议,很显然,这个协议对于红军十分有利。
但是,由于协议达成较晚,协议达成前红军已经开始行动,因此,刚开始红军还是与封锁线的粤军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所以,突破第1道封锁线红军依然损失不轻,当时,红军的伤亡为3700余人。
突破第1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命令何健的湘军、陈济棠的粤军等地方军阀部队,在湖南、广东两省交界之处构筑了第2道防线。
由于布置第2道防线时间很紧,再加上各路军阀部队之间矛盾重重,战斗力也相差悬殊。因此,中央红军充分利用国民党各部的时间差,赶在国民党主力到来之前,顺利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然而,虽然没有大的大规模的战斗,在突破第2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依然经历了频繁的小规模战斗。再加上8.6万中央红军之中有相当比例为非战斗人员。
因此,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红军依然损失惨重,当时,由于掉队、战斗伤亡等原因,红军再次锐减9700余人。
而在中央红军接连突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也终于反应了过来,他判断到,中央红军的目标就是向西出发,与位于湘鄂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所以,蒋介石开始调集重兵在湖南郴县与宜章之间构筑第3道封锁线,以逸待劳,试图阻止红军西进。与此同时,他还命令薛岳带领嫡系中央军对于红军进行包围和拦截。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虽然毛主席提出了红军放弃西行,向北进军,跳出敌人包围圈的正确建议。
但是,这一建议毫不意外地被博古、李德等人驳回,他们仍固执的坚持西进的方针,这使得红军一头撞进了蒋介石设好的封锁线上。自然,在突破第3道封锁线时,红军再次付出了巨大代价——红军再次减员8600余人。
至此,中央红军在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只剩下64,000余人。然而,这依然不算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经完全判断出红军的目的和行军路线。
因此,在中央红军进入湖南之后,蒋介石开始调集30余万的兵力,在红军长征的必经之路上布置了一个口袋阵,试图一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
但是,即便面对如此危机,博古和李德依然顽固的坚持前往湘鄂西的方针,这也就意味着,红军必须渡过湘江。因此,湘江成为红军的必经之路,也因此成为蒋介石选定的与中央红军决战的战场。
当时,驻守湘江的国民党部队,不但有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而且,他还调集了何建的湘军、陈济棠的粤军、白崇禧的桂军等地方军阀部队。
这些地方军阀部队虽然装备上不如蒋介石的中央军,但是,就战斗力和凶悍程度而言,比之蒋介石的嫡系还犹有过之。
因此,中央红军面临的对手是极为凶恶的,湘江之战因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最为惨烈的一战。
当时,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的红军不但筋疲力竭,而且,在武器装备和人数都居绝对劣势。但是即便如此,英勇的中央红军仍在湘江与国民党军队血战五昼夜。
最终,凭借无与伦比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中央红军生生突破了国民党的第4道湘江封锁线,顺利地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之战也让红军损失极其惨重。突破湘江之后,中央红军损失过半,据统计,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伤亡超过2万人,因此,渡过湘江后,红军主力从出发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
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损失有多么惨重?当时,红8军团从瑞金出发时兵力为10,922人,渡过湘江之后几乎全军覆没,余部只剩下1000余人,整个建制几乎被打垮。
同样,红9军团出发时拥有11,000余人的兵力,湘江战役之后也只剩下3000余人。
而湘江战役中担任殿后的红5军团34师,由于担任了最为艰苦和危险的断后掩护主力任务,红34师6000余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正是在湘江战役中,红34师长陈树湘重伤被被国民党军队放在担架上,但是,陈树湘不愿意做俘虏,因此,他用自己的双手将腹部伤口的肠子绞断,壮烈牺牲。
正是因为湘江战役太过惨烈,当时,湘江周边的百姓甚至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从出发时的8.6万人,短短两个多月之后,红军主力就只剩下3万多人,而且,这3万多人还是历经多次大战士气低落、几乎弹尽粮绝的疲惫之师。
因此,此时已经是中央红军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然而即便如此,湘江之战后,固执的博古和李德依然要坚持去湘鄂西。
所幸,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观点,会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开始转而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也正是在黎平会议确定正确的行军方针之后,中央红军终于跳出了蒋介石预设的包围圈。
但即便如此,中央红军仍不可避免在前往贵州的途中与国民党部队作战,在经历了10多次战斗之后,红军胜利攻克贵州重镇遵义,获得了喘息之机。
而且,由于已经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虽然战斗依然频繁,但是,战斗的烈度和强度大大降低。
所以,前往遵义路上,中央红军虽然仍有一定的损失,但在行军途中也获得了不少扩红的机会,战损与补充相差无几,因此,在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的兵力仍为3万余人。
但是,即便到达遵义后有了喘息之机,绝不意味着红军就因此转危为安。相反,此时红军面临的局面依然是极为严峻的。
当时,中央红军不但只剩下3万余人的兵力,而且,由于艰苦的行军和博古李德等人错误地指挥,三万多红军将士普遍十分疲惫、士气低落。
与此同时,蒋介石丝毫没有放弃对于红军的围剿,蒋介石开始亲自坐镇贵阳督战,他不但调集了嫡系中央军,而且,还从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调集40余万重兵,开始对红军进行围剿。
因此,此时的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正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在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遵义会议被评价为“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原因。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央红军迅速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毛主席一改往日机械呆板的行军方针,开始采用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转战。
三个月之内,中央红军转战三个省份,四次渡过赤水河,不带一举歼灭敌人三万多人,摆脱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重兵围追堵截,而且,还牢牢的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在毛主席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河打得极为巧妙,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但是,由于红军兵力居于绝对劣势,国民党又非不堪一击,所以,在多次战斗之中,红军依然不可避免地出现战斗减员。
因此,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扎西召开会议,开始对于红军队伍进行缩编,从而适应战斗的需求。
当时,中央红军取消了师一级组织,各大军团直辖团,同时,将新参军的3000多名新兵尽量补充到战斗连队之中,因此,在完成改编之后,除了干部团,中央红军一共被缩编为16个团,每个团2000余人,总兵力约为3.2万余人。
在扎西完成整编后,中央红军的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因此,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又接连完成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壮举,并成功与位于四川懋功的红4方面军会师。
但是,由于中央红军始终孤军奋战,毫无后勤补给,更没有休整的机会,因此,红军队伍一直在减员。
尤其是强渡大渡河以后,为了摆脱国民党的重兵围堵,中央红军还不得不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这使得中央红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
因此,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只剩下15,000余人。
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央不但确立了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而且,对于两大方面军也进行了重新整编。
当时,中央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被改编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同时,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团3700多人补入中央红军。
同时,两大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20个团为左路军,中央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12个团为右路军。
但是,就在此时,带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起了别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之下,毛主席决定带领右路军继续北进。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以及红军大学约七八千人从巴西出发,途经俄界、腊子口、达哈达铺,经历多场惨烈战斗之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中央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而此时,中央红军只剩下7000多人的兵力。
至此,途经11个省份,历时一年之久,行程两万五千里的红一方面军长征,终于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的兵力出发时的拥有高达8.6万人,号称十万大军,但是,到达陕北之后也只剩下7000余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7000多最终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其实并不全是从中央苏区出发的老红军。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新参军的红军战士,因此真正从中央苏区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老红军,将是还要低于7000。从中也可见长征之艰苦,伤亡比例之高,中国革命胜利之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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