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媒体人易小荷创业失败,经营四年的公号停更,她离开上海,回到四川自贡老家,在一个古镇上住了下来。
这个因盐而设的古镇仍然延续着古老的节奏,釜溪河上摆渡人撑着长竿来来回回,镇上铁匠铺里打铁的火花四溅,棉花铺里则是片片飞絮轻舞。晚上七点过后,整个古镇就没有灯了,望出去一片漆黑。
易小荷入乡随俗,“天一黑我也跟着睡觉了,一大早就起来,每天很规律,过着特别修身养性的生活。”
易小荷
去之前,易小荷就有一个模糊的打算,要写一本书,记录下那些默默无闻的小镇女性的悲喜。到了后她很快发现,茶馆酒馆麻将馆里总是不缺男人的,而灶台和水池边,总是不缺“能干又贤惠”的女人。目光所及的古镇女性,无一例外都在挣扎求生,贫穷和婚姻成为套在她们脖子上的双重枷锁。
最早让她觉得触目惊心的是邻居王大孃。王大孃是远近闻名的媒婆,生于1960年代,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经历了四次强制引产、三次流产,因为没生出儿子而被丈夫和婆婆辱骂,丈夫还习惯性出轨。
镇上所有人都知道王大孃常年遭受家暴,很多人甚至亲眼目睹过,“但是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她身上常常到处都是被打的瘀青,也不去医院,“痛着痛着,居然就好了”。王大孃记不清到底挨过多少次打,估算一下的话“五百次肯定有了”,最严重的一次丈夫把她按在地上拳打脚踩,又重重地踹了一脚,她感到肚子发紧,张嘴吐出口血来。但她从未考虑过离婚,还会劝别的女人不要离婚,只是渐渐学着躲开丈夫的追打。
让易小荷深为触动的还有90岁的陈婆婆,三任丈夫先后亡故,一度从事着老鸨的职业,她给每个儿子都买了房,自己却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年长的女性如此,年轻一代也有逃不过这古老轮回的。80后的黄茜嫁给了一个游手好闲的男人,有了小孩后的头些年里,丈夫既没有协助过带娃,也没有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
易小荷在小镇上住了一年多,采访了近一百位女性,请她们吃饭,参加她们的婚宴坝坝宴,看她们做葬礼的道场,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请“仙婆”,最终打捞出十二位女性,将她们的故事写成了《盐镇》一书。
这些小镇女性的苦难和困境,由此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她们为什么会被束缚成这个样子?
红星新闻:书中的这些女性都过得非常辛苦,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而男性相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镇上普遍都是这样吗?
易小荷:这是我观察到的样本。镇上基本上都是女性在承担家里的责任,做家务,做饭,洗衣服,带孩子。这些女性个个都能干,个个都全能。我的椅子坏了,窗户有问题,她们都会帮我修。男的就打麻将喝酒,四处去荡。女的还要工作赚钱,承担双重劳动。
红星新闻:有没有男性会分担家务?
易小荷:我没看到过,我只看到过男的所谓的勤快。比如庆梅她爸爸,满山遍野去挖菜,还去种田,很勤快,但是他不干家务活的。黄茜她爸爸也勤快,他的勤快是做饭,因为他开饭店。这两个已经算我看到过的很勤快的男性了,但都不做家务活。王大孃的老公是绝对不会做家务的。
年轻一代的,梁晓清的孩子全是她照顾长大的,她老公也没有做家务。黄茜的老公也不做。詹小群老公做不做家务我好像没问过,他是在外面赚钱,钱都交给她,她算是有女性的自省意识了,她老公很尊重她。
基本上男性可以养家,不打女人,就已经算是很好的男人了。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本来就比对女性的要求要低,就算一个事业比较成功的女性也会被人追问你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但是男性基本上不会被追问这个问题。
红星新闻:让我很吃惊的是,书中大部分女性要么见过母亲被父亲殴打,要么自己就是家暴的受害者。感觉有点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性遭受家暴,比例怎么这么高?
易小荷:我也很吃惊。我在一个教师大院长大,可能相对来说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肯定会有吵架,但至少我没有目睹过家暴。但是到了镇上就会发现怎么这么多女的被家暴。可能有的人只是一次,那也叫家暴对吧。
除了王大孃是人人都知道的以外,很多人被家暴别人是不知道的。比如梁晓清小时候她爹打她妈,后来不打了,如果不是跟她细聊我也不会知道。
家暴无处不在,只是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也许在更大的城市,更文明的地方,你更容易发声,更容易得到声援,但在发不出声音的地方,她们受到了更多的压迫。
你会为她们心痛,你觉得很无力。我可以从个体上为她提供帮助,然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群体整个地方都是这样的父权文化,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我一个人解决不了,只能怀着无比心痛的心情记录下她们的苦难。
我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不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坐下来想想,她们为什么会被束缚成这个样子,我们能为她们做点什么。而不只是发几声感叹,唏嘘两声。
红星新闻:她们之间互助的情谊多不多?
易小荷:有,但不多。庆梅她妈不是得了糖尿病吗,晚上身体不舒服,还是黄茜她妈妈给她背到镇上的卫生院去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没有完全独立,怎么可能顾得上别人?一个生活很困难的人,怎么可能去照顾别人?
写这本书无意挑起性别对立
红星新闻:书里几乎每章都写到“仙婆”,老的年轻的都会去请“仙婆”,“仙婆”在她们的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易小荷:那儿每个村都有“仙婆”,有人信这个村的,有人信那个村的。每个“仙婆”都有不同的附身,很多时候会以你死去亲人的口吻说出一些话来。
我是让王大孃带我去的。我说我以前没见过,也想问一问,因为你总不能让人家觉得你像是去暗访的。我们去的时候门口都已经排队了。她们每个人问的都特别具体,家人生病怎么办,谁又不舒服了怎么办,我在现场没有听到谁问什么升官发财,她们问的都是跟身体有关的。
正好我采访的这些人,她们都请了“仙婆”。其实我对我不了解的事情是有敬畏的。我们往往会简单粗暴地说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但是你转过头来想一下,她们去看“仙婆”可能有点像城市的人看心理医生,对她们来说是一种精神慰藉。
红星新闻:在镇上住了一年多,采访了这么多女性后,你有什么感悟吗?
易小荷:采访完她们以后,我觉得你会理解每一种生活、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意义。作为一个曾经的失意者,本来觉得自己还挺多人生的烦恼,现在觉得要重新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跟人家的苦难相比,跟她们日常的磨难相比,你的这些烦恼完全不值一提。
红星新闻:在采访和座谈中,你一再表示自己写这本书“无意挑起性别对立”,是担心会引起这样的误解吗?
易小荷: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就会特别义愤填膺地开始谴责所有的男性。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比如王大孃的老公,他对别人都挺好,唯独对王大孃不好。我觉得他也是弱势文化的一部分,当他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处境,只能向更弱的人施暴,其实也挺悲哀的。
任何一个作家,肯定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开放的文本,一波又一波的读者读到不同的信息。你可以说我是女性视角,但不要用一个标签就把我界定了。
我希望它是丰富的、开放的。如果因为这本书,大家注意到女性主义,注意到这些女性的命运,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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