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盐镇》易小荷：记录下她们的苦难，并不是为了引起愤怒

2021年夏，媒体人易小荷创业失败，经营四年的公号停更，她离开上海，回到四川自贡老家，在一个古镇上住了下来。

这个因盐而设的古镇仍然延续着古老的节奏，釜溪河上摆渡人撑着长竿来来回回，镇上铁匠铺里打铁的火花四溅，棉花铺里则是片片飞絮轻舞。晚上七点过后，整个古镇就没有灯了，望出去一片漆黑。

易小荷入乡随俗，“天一黑我也跟着睡觉了，一大早就起来，每天很规律，过着特别修身养性的生活。”

易小荷

去之前，易小荷就有一个模糊的打算，要写一本书，记录下那些默默无闻的小镇女性的悲喜。到了后她很快发现，茶馆酒馆麻将馆里总是不缺男人的，而灶台和水池边，总是不缺“能干又贤惠”的女人。目光所及的古镇女性，无一例外都在挣扎求生，贫穷和婚姻成为套在她们脖子上的双重枷锁。

最早让她觉得触目惊心的是邻居王大孃。王大孃是远近闻名的媒婆，生于1960年代，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经历了四次强制引产、三次流产，因为没生出儿子而被丈夫和婆婆辱骂，丈夫还习惯性出轨。

镇上所有人都知道王大孃常年遭受家暴，很多人甚至亲眼目睹过，“但是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她身上常常到处都是被打的瘀青，也不去医院，“痛着痛着，居然就好了”。王大孃记不清到底挨过多少次打，估算一下的话“五百次肯定有了”，最严重的一次丈夫把她按在地上拳打脚踩，又重重地踹了一脚，她感到肚子发紧，张嘴吐出口血来。但她从未考虑过离婚，还会劝别的女人不要离婚，只是渐渐学着躲开丈夫的追打。

让易小荷深为触动的还有90岁的陈婆婆，三任丈夫先后亡故，一度从事着老鸨的职业，她给每个儿子都买了房，自己却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年长的女性如此，年轻一代也有逃不过这古老轮回的。80后的黄茜嫁给了一个游手好闲的男人，有了小孩后的头些年里，丈夫既没有协助过带娃，也没有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

易小荷在小镇上住了一年多，采访了近一百位女性，请她们吃饭，参加她们的婚宴坝坝宴，看她们做葬礼的道场，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请“仙婆”，最终打捞出十二位女性，将她们的故事写成了《盐镇》一书。

这些小镇女性的苦难和困境，由此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她们为什么会被束缚成这个样子？

红星新闻：书中的这些女性都过得非常辛苦，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而男性相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镇上普遍都是这样吗？

易小荷：这是我观察到的样本。镇上基本上都是女性在承担家里的责任，做家务，做饭，洗衣服，带孩子。这些女性个个都能干，个个都全能。我的椅子坏了，窗户有问题，她们都会帮我修。男的就打麻将喝酒，四处去荡。女的还要工作赚钱，承担双重劳动。

红星新闻：有没有男性会分担家务？

易小荷：我没看到过，我只看到过男的所谓的勤快。比如庆梅她爸爸，满山遍野去挖菜，还去种田，很勤快，但是他不干家务活的。黄茜她爸爸也勤快，他的勤快是做饭，因为他开饭店。这两个已经算我看到过的很勤快的男性了，但都不做家务活。王大孃的老公是绝对不会做家务的。

年轻一代的，梁晓清的孩子全是她照顾长大的，她老公也没有做家务。黄茜的老公也不做。詹小群老公做不做家务我好像没问过，他是在外面赚钱，钱都交给她，她算是有女性的自省意识了，她老公很尊重她。

基本上男性可以养家，不打女人，就已经算是很好的男人了。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本来就比对女性的要求要低，就算一个事业比较成功的女性也会被人追问你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但是男性基本上不会被追问这个问题。

红星新闻：让我很吃惊的是，书中大部分女性要么见过母亲被父亲殴打，要么自己就是家暴的受害者。感觉有点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性遭受家暴，比例怎么这么高？

易小荷：我也很吃惊。我在一个教师大院长大，可能相对来说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肯定会有吵架，但至少我没有目睹过家暴。但是到了镇上就会发现怎么这么多女的被家暴。可能有的人只是一次，那也叫家暴对吧。

除了王大孃是人人都知道的以外，很多人被家暴别人是不知道的。比如梁晓清小时候她爹打她妈，后来不打了，如果不是跟她细聊我也不会知道。

家暴无处不在，只是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也许在更大的城市，更文明的地方，你更容易发声，更容易得到声援，但在发不出声音的地方，她们受到了更多的压迫。

你会为她们心痛，你觉得很无力。我可以从个体上为她提供帮助，然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群体整个地方都是这样的父权文化，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我一个人解决不了，只能怀着无比心痛的心情记录下她们的苦难。

我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不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坐下来想想，她们为什么会被束缚成这个样子，我们能为她们做点什么。而不只是发几声感叹，唏嘘两声。

红星新闻：她们之间互助的情谊多不多？

易小荷：有，但不多。庆梅她妈不是得了糖尿病吗，晚上身体不舒服，还是黄茜她妈妈给她背到镇上的卫生院去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没有完全独立，怎么可能顾得上别人？一个生活很困难的人，怎么可能去照顾别人？

写这本书无意挑起性别对立

红星新闻：书里几乎每章都写到“仙婆”，老的年轻的都会去请“仙婆”，“仙婆”在她们的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易小荷：那儿每个村都有“仙婆”，有人信这个村的，有人信那个村的。每个“仙婆”都有不同的附身，很多时候会以你死去亲人的口吻说出一些话来。

我是让王大孃带我去的。我说我以前没见过，也想问一问，因为你总不能让人家觉得你像是去暗访的。我们去的时候门口都已经排队了。她们每个人问的都特别具体，家人生病怎么办，谁又不舒服了怎么办，我在现场没有听到谁问什么升官发财，她们问的都是跟身体有关的。

正好我采访的这些人，她们都请了“仙婆”。其实我对我不了解的事情是有敬畏的。我们往往会简单粗暴地说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但是你转过头来想一下，她们去看“仙婆”可能有点像城市的人看心理医生，对她们来说是一种精神慰藉。

红星新闻：在镇上住了一年多，采访了这么多女性后，你有什么感悟吗？

易小荷：采访完她们以后，我觉得你会理解每一种生活、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意义。作为一个曾经的失意者，本来觉得自己还挺多人生的烦恼，现在觉得要重新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跟人家的苦难相比，跟她们日常的磨难相比，你的这些烦恼完全不值一提。

红星新闻：在采访和座谈中，你一再表示自己写这本书“无意挑起性别对立”，是担心会引起这样的误解吗？

易小荷：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就会特别义愤填膺地开始谴责所有的男性。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比如王大孃的老公，他对别人都挺好，唯独对王大孃不好。我觉得他也是弱势文化的一部分，当他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处境，只能向更弱的人施暴，其实也挺悲哀的。

任何一个作家，肯定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开放的文本，一波又一波的读者读到不同的信息。你可以说我是女性视角，但不要用一个标签就把我界定了。

我希望它是丰富的、开放的。如果因为这本书，大家注意到女性主义，注意到这些女性的命运，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