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传 第六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2

大罢工开始后，工人领不到工资，失去经济来源。上海总工会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从全国各地争取捐款。刘少奇后来叙述当时的情景说：“各处举行了援助上海工人罢工的大募捐，工人得到了一笔数目很大的钱，差不多有几千万。那时已是冯玉祥在北京把宣统皇帝赶出故宫之后，开放皇宫参观的票价收入，也拿出来捐给工人，皇宫门口还大书这样的标语：‘英国人、日本人和狗不准进此皇宫’。”这些捐款是罢工继续坚持的物质保障。但怎样将这些捐款合理地分配下去，有秩序地发放到几十万工人手里，是一件既重要又非常具体琐碎的事情。刘少奇直接抓这项工作，规定一般按地区每三天发放一次，个别情况下由总工会派人调查清楚后临时加发。
有时遇到一些复杂问题，刘少奇就亲自出面处理。据上海《申报》报道：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英美电车路工人因五卅惨案之后亟待救济，总工会刘少奇携款会同英美电车路工会总干事潘志亮、吴长年等在闸北新民路一段的空地上，发给路工补助费，计领款者一千零六名，每人一元。上海《民国日报》的一则报道说：八月二十日下午，岳州路经纬纺织厂三十多名女工找到总工会，反映这个厂的五百余名工人，已有三个月未做工，急需救济。刘少奇接待来访女工后，一面向济安会交涉经费，一面派人前往纺织工会调查确切人数，以便分发。
在罢工斗争中，刘少奇十分注重巩固和扩大各级工会组织。上海总工会在五月八日举行筹备会时，参加的只有二十四个工会。经过五卅运动，加入上海总工会的各行业工会和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到七月二十八日，共有一百一十七个工会，会员二十一万八千多人。根据实际需要，上海总工会在全市工厂集中的地区设立了杨树浦、小沙渡、虹口等七个办事处。上海绝大多数工厂和企业都是第一次组织工会。工人们说：五卅罢工以前办工会要杀头，五卅以后才得到办工会的权利。各工厂的工会按纺纱、印刷、制铁等行业成立行业总工会或工会联合会。各基层工会根据人数分组，层层建立干事会、工会委员会。各级工会组织在罢工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根据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海办事处的工作范围并不限于上海，而要负责指导整个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的工会工作。
到一九二五年八月，上海工人的大罢工已经坚持了两个多月。商人单独提前开市后，上海的工人斗争逐渐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大。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乘机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天津、青岛等地的工会领导人先后遭到捕杀。奉系军阀、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也准备下手。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已经取得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组织罢工工人在争得对方接受经济要求和局部政治要求后，有条件地复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李立三、刘少奇立即主持上海总工会研究确定复工的九项基本条件。八月十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正式公布这些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公审会堂；（二）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之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间工资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工资一律发给大洋；（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进入八月，形势发生变化，各种反动势力逐渐抬头，尤其是受帝国主义者、军阀操纵的黄色工会团体“上海工团联合会”更加嚣张起来。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拿着手枪、刀斧等凶器，闯入上海总工会机关，大打出手，捣毁办公室，殴伤工作人员八人。为了坚持上海总工会这面大旗，李立三、刘少奇在这次事件发生后照常到总工会办公。工人们组织了八十人的纠察队，日夜保护总工会。
但是，形势仍在继续恶化。总工会领导人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李立三在八月二十七日前往北京，催促有关部门颁布工会条例，九月初回到上海后已不便公开活动。带领几十万罢工工人有条件复工的担子越来越重地压在刘少奇的肩上。
组织退却常常比组织进攻更为艰难，更需要有高超的领导艺术。组织工人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有秩序地上工，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在刘少奇主持下，上海总工会决定分批解决工人复工问题。考虑到当前严峻的局势，他们决定：既要坚持一定的条件，但又不能要求过高。这个要求是切合实际情况的。
当时同日本人所办工厂的复工谈判开始得比较早，日方已经表示愿承认工会、增加工资、赔礼道歉、对顾正红家属抚恤一万元，条件比较成熟，因而从八月二十五日起，第一批相继复工。从八月底到九月上旬，刘少奇又领导上海总工会组织中国资本家所办工厂的复工。
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讨论复工问题。他对代表们说：开工以前，必须对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他又说：“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要以能做得到，倒勿须提得很厉害。”“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时所能解决的，只要我们有工会，以后我们自然会渐渐的得到最后的胜利。”当天下午，刘少奇继续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开会，具体商定了六项复工条件：（一）承认工会有代表之权；（二）停工工人一律复还原职；（三）发给停工期内工资（总工会决定每人六元）;（四）工资尾数照大洋发给；（五）增加工资十分之一，与日本织厂一律；（六）男女工偿平等。
一连几天，刘少奇领导华商纱厂工人代表同厂方谈判。最初华商资本家函复上海总工会，对具体条件含糊其词，刘少奇立刻将信退回。他估计到华厂急需开工，发动工人拒不上工。经过反复斗争，六项条件中除补发罢工期间工资由每人六元减为二元外，其余条件都得到满足。九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报告了同厂方谈判的经过，提出：现因时间迫促，若再坚持原议，事实上窒碍殊多，特召集各厂代表前来商议，希望此事务须在电力开通以前解决。九月十日，华商纱厂在电力开通后顺利复工。
最后一批复工的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五卅运动，是从英国巡捕在南京路向密集的爱国民众开枪引起的。惨案发生以来，英国资本家的态度又最强硬、最恶劣。在日商工厂、华商工厂相继复工后，英商工厂的资本家仍拒不答应工人的条件。工人们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厂方不答应条件就不复工。九月七日，上海工人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集会，一些群众散会后列队经过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时，遭到英国巡捕武力阻拦，开枪打伤和逮捕工人群众多人。针对这一事件，刘少奇在第二天召集上海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处置方针。会议决定：由总工会联合各团体，派代表向官方请愿，要求提出严重交涉；坚持并扩大英商工厂的罢工，不达胜利目的不止；所有已上工的其他工厂的工友，每人每月捐出一日工资，帮助英商工厂的罢工工友。九月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英商工厂工人代表大会，统一认识。他指出：罢工以来，我们又有许多同胞惨遭杀害，九月七日英国巡捕又在爱多亚路枪杀工人，因此，尽管华商工厂和日商工厂的工人都已上工，英商工厂工人不得不继续坚持罢工。
这时局势已十分严峻。帝国主义、军阀、买办、流氓工贼等各种反动势力，从上海总工会成立之日起，就把它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现在大部分工厂都已复工，于是一齐磨刀霍霍向总工会扑来。社会上针对上海总工会的谣言、恫吓、骚扰不断，封闭总工会、暗杀总工会领导人的风声时有所闻。但刘少奇始终沉着冷静地从容应付。他照常到总工会上班、开会，处理罢工、复工中的种种问题。九月十二日，他在总工会内召集日商工厂的工人代表开会，告诫大家说：我们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但各工友不要以为有了工会就骄傲起来，现在我们的工会还没有十分巩固，资本家还想使用种种手段来破坏，所以我们要对工会加以整顿，努力使工会更加巩固。第二天，他又出席上海铁厂总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作报告说：上海总工会五月八日筹备会时只有二十四个工会，现在已达到百数十个，共有工人二十三万人，今后更须组织得紧密，团结坚固。直到九月十八日下午，刘少奇还在总工会接待了数百洋务工会的工人。过度的劳累，使他原有的肺病不时出现复发症状。
就在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向上海当局下达了镇压密电。当晚，以邢士廉为司令的上海戒严司令部和警察厅出动军警，将上海总工会强行封闭，当场逮捕刘贯之、杨剑虹等工会职员，下令通缉总工会领导人，并限令上海总工会所属的一百二十多个分会从即日起自行取消。
刘少奇对此已有思想准备。事变发生后，他立刻主持总工会向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各人民团体和各报馆发出通电，陈明事实，争取声援。通电指出：
“兹当外交垂危，正赖民气为后盾，乃地方长官无端加以摧残，使二十万工人失其维系，贻地方治安以隐忧，且予爱国运动以重大之打击，使外强得以乘机施逞。为此迫切恳请主持公道，予以实力之援助。”
九月十八日以后，上海总工会成了非法团体，环境陡然恶化。刘少奇既要处理诸多应变事宜，又要解决复工中种种善后问题，使他不得不带病坚持工作。九月二十五日，他又一次召集秘密会议研究抗议办法和应变措施。由于英国厂主看到中日厂已经复工，也急于求得复工。到九月底，经过坚持斗争，英商工厂的资本家也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有的厂在福利方面还略高于日厂，于是，工人们有秩序地宣布复工。
五卅运动爆发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组织二十多万工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使大革命开始进入高潮。
上海各工厂的罢工工人在上海总工会组织下，在八月下旬至九月底分批全部实现复工。整个工作始终进行得有条不紊。刘少奇却因操劳过度导致肺病复发，病倒了。《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发表一篇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文章，对他的情况作了报道：
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种事件。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友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刘少奇对“某工友”说的那段话，正是对他在工人运动“最紧急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奋斗精神的最好写照。
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后，工人运动遭受暂时挫折。工会工作转入秘密状态，一些工会干部分别疏散离沪。这时刘少奇的身体也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经组织安排，刘少奇在妻子何宝珍的陪伴下离开上海，回湖南长沙治病和休息。
刘少奇回到长沙，经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安排，住在城北贡院西街的长沙文化书社后楼。这个书社创立于一九二0年九月，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掩护共产主义小组活动而举办的，后来一直作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机关，由易礼容任经理。
在文化书社住下后，刘少奇除了了解情况、看望少年时的同学好友洪赓扬等几个故旧外，就是到附近的湘雅医院治病。何宝珍还抽时间去宁乡把寄养在老家的幼子刘允斌接到身边团聚。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和休息，刘少奇的肺病逐渐好转，准各返回上海。这时，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午，长沙文化书社闯进几个湖南省军法处派来的士兵，将刘少奇逮捕，带到戒严司令部关押。
原来，这是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下的命令。当时，湖南的群众运动正在高涨。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后，湖南的工人、学生、市民奋起响应，长沙和全省各地参加游行示威的达数十万人之多。一直到十月、十一月，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仍在继续，并且己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湖南地方当局和赵恒惕。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江西军阀方本仁下令在工人俱乐部门前杀害。安源工人将烈士遗体隆重装殓后运往长沙，沿途及长沙、株洲、醴陵、衡阳等地群众数万人，相继举行追悼大会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十一月，长沙数万名学生在省政府前和教育会坪集合游行，抗议赵恒惕逮捕和开除长郡中学、兑泽中学的进步学生。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使赵恒惕整日提心吊胆，加紧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正在这时，他得知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从上海来到长沙的消息，十分紧张，马上下令军法处拘捕刘少奇。
刘少奇被捕的第二天，长沙《大公报》立刻公开披露了这件事。刘少奇这时已是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各地各界团体抗议赵恒惕的电报雪片般飞来长沙，有时一天达四十多份。中共有关组织、进步团体和刘少奇的亲友也全力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