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传 第六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1

六、中华全国总工会（上）
一九二五年春，刘少奇来到广州，着手进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是他从担负地区领导工作进而成为全国工人运动重要领袖的开始。同三年前刚回国时相比，刘少奇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经验上都已成熟得多了。
广州，那时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自从一九二四年初在孙中山全力支持下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后，全国的革命力量纷纷汇集广州，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这里可以公开合法地进行，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很快形成。这年秋冬以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在南方，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叛乱，使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局势得到稳定。在北方，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中央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受到北方民众的热烈欢迎，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由于“二七”大屠杀的祸首曹锟、吴佩孚倒台，各地在二七惨案后被查封的工会纷纷恢复，使一度消沉下来的工人运动重新走向复兴。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为迎接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做了准备。为了更好地指导正在走向复兴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以前，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虽已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召开，但会上没有成立全国总工会，只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为了团结更广泛的工人群众，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不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召集，而由有影响的产业总工会发起召开。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大的产业总工会是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因此，就由这两个总工会邀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召开这次大会。
刘少奇是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正当他开始投入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的时候，，传来孙中山在北京因肝病逝世的消息。全国民众对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去世极为悲痛，纷纷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刘少奇很快写出《悼孙中山先生》一文，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号召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他写道：
“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受了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两重压迫，所以最近中国工人阶级争斗的目标，是积极的推倒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促成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山先生死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的责任加重了，要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依照中山先生的策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整齐队伍，不断的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奋斗。”
四月十二日，广州各界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完成国民革命事业。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的时间已定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这次大会上，准备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讨论一系列重要议案。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刘少奇主持大会筹备处，抓紧起草文件和组织会务。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要讨论通过三十多个文件，其中《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大部分文件，是刘少奇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起草或主持起草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刘少奇代表筹备处在会上报告了参加本次大会的团体、代表人数以及经费筹集等情况，并提议：全体代表五月一日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晚上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工农联欢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通电全国各工会团体。他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五月一日上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广州市工人、郊区农民、革命军士兵共十多万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晚，两个大会的代表聚集在广州大学大礼堂，举行联席会议，广州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会上一致通过《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庄严宣告：
“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广东全省农民大会代表，革命军人代表，革命学生代表，在广州举行盛大的联席会议，一致认定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五月二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大学大礼堂共同举行开幕式。刘少奇和苏兆征、廖仲恺、王一飞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共二百七十七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和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五月五日，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的报告。这个决议案随后被大会一致通过。它明确地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成功的。”“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决议案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也讲得比较明确：“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还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够得到的。”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工人教育等三十多个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五月七日，大会胜利闭幕。
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主要功绩。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组织。这次大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培、王荷波、刘文松、李立三、邓中夏、刘华、李启汉、项英、许白昊、郭亮等二十五人为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五月七日，执行委员会开会，推举海员出身的工人领袖林伟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得非常适时。大会闭幕后不久，上海工人阶级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大罢工，很快发展成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好及时地担负起了直接领导和组织这场伟大运动的重任。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集中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近代产业工人，约八十万人，工人组织程度之高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设立租界，开办工厂，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上海工人早就深怀怨愤，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时有发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引起工人极大的愤怒，立刻举行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因势利导，决定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动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在上海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刘华立刻筹建上海总工会。刚刚成立的全国总工会也委托副委员长刘少奇从广州赶到上海，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
五月中旬，刘少奇匆匆地赶到上海。刚刚开始工作，因为青岛一万多名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急需加强领导，中共中央要他马上赶去青岛。他到青岛后不到十天，正在四方机厂等调查情况，突然又接到中共中央急电，要他迅速返回上海，因为上海的情况更加紧急，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性反帝斗争怒潮已经拉开序幕。
五月三十日那天，上海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和讲演。在人群密集的南京路上，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学生十三人，伤者无数，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全市性的罢工、罢课、罢市，组织市民大联合的反帝高潮。六月一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
刘少奇从青岛赶回上海已是六月初，面对着的是已经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宏伟场面：全市性的罢工罢课罢市已经开始。这场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比他在安源经历过的要大得多。刘少奇一到，便受命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这个职务相当于秘书长，负责总工会的日常工作。由于上海总工会刚刚宣布成立，机构设置、人员和工作秩序都没有就绪，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刘少奇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立刻花很大力量来组建和健全总工会的机关。这时，由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去参加这个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协调全市工、商、学各界的行动。这样，上海总工会内部工作的领导责任自然便落到还没有满二十七岁的刘少奇的肩头。
六月一日至十日，帝国主义者又在上海九次开枪，打死六十多人，重伤七十多人，轻伤不计其数。英、美、意、德等国还派来军舰，大批荷枪实弹的军队登岸同中国民众对峙。但上海人民不畏高压，反帝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全市相继有二十余万工人罢工，五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刘少奇回忆当时情景说：
“五卅以后，上海所有工厂，英国的、日本的，统统都起来罢工了，一共罢下了二十五万人。不但是工人，连工程师、洋行银行的职员、领事馆内的雇工，也都罢了工。这便是所谓五卅后的上海总罢工。后来不但商人罢市，学生也罢了课，商人和学生一致跑到各商会和总商会去请愿，要求总罢市。于是召集各店家、学校的代表齐集总商会，向当时的总商会长虞洽卿提要求，结果上海统统罢工、罢市、罢课。同时，封锁租界，不许粮食及小菜运到里边去。继续不断地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工商学组织了一个联合会，由此会提出十七条要求，主要的是政治上的要求，如收回租界等，也包括有工商学各界的要求。”
五卅运动迅速从上海扩展到全国。北京、广州、天津、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学生、市民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全国各地直接参加运动的人数达一千七百多万，中华大地到处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怒吼声。
上海总工会设在闸北宝山里二号。五卅运动以来，这里作为上海数十万罢工工人的指挥部，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刘少奇负责总工会的日常工作，更是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在整个“三罢”斗争中，上海总工会一直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核心。在它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业无产阶级充分发挥了斗争坚决、组织严密的优势，成为五卅运动的领导和中坚力量。
但是，在五卅运动初期加入“三罢”同盟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不久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施加的压力面前退缩。六月十九日，上海总商会单独宣布将在二十六日提前开市。
商界的这一背信弃义的举动，使工界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六月二十日晚，上海总工会召集全市各行业六十多个工会的一百三十多名代表紧急开会，讨论商界退出“三罢”同盟后的行动方针。这是一次动员上海工人坚持罢工的重要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首先提出目前面临的三个问题要代表们讨论：一、总商会议决将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市，我工界应持何种态度；二、发放工友救济费应有良好秩序；三、工人罢工须有良好的组织，如无良好的组织，则一经外来压迫，即行涣散。现上海罢工工友达二十万，因此我等应讨论如何使组织严密而坚固。
代表们反应强烈，对商界的背信弃义行为无不表示义愤。
会议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根据会议的决议，上海总工会在六月二十六日发布紧急启事：“商界决于今日开市，并发布宣言，表示援助停工工人，本会代表大会早已议决，无论商界开市与否，若不达完满目的，誓不上工，并已宣告全国。现全国已一时奋起，罢工扩大。我工界深知爱国之责任重大，痛愤之余，更当奋发。惟罢工日久，处境日艰，希望全国各界熟察此情形，更予充分援助。”当天，商人店家结束罢市，开门营业，但二十多万工人仍不顾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高压，继续坚持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