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王明态度很不好，毛主席为何坚持请他参加八大，还选进中央

王明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上世纪三十代，正是在他的错误路线影响下，党和红军几乎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陷入灭顶之灾。

直到遵义会议，革命事业才算摆脱他的阴影。

但王明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他还闹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

一、王明的前世今生

王明原名陈绍禹，生于1904年。原本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1925年被党选送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

王明性格十分好强，头脑也十分灵活，自幼就习惯受人追捧，不甘人后。这样的性格，如果有良师益友循循善诱，有可能走上正轨，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可惜的是王明没有遇到。

在苏联期间，他利用当翻译的机会接近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米夫，百般讨好，万般巴结，在米夫的支持下逐步成为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

王明为了博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居然信口胡吹红军的力量，除了空军和重炮部队，其余基本和国民党军队持平，共产国际受其蒙骗，对王明非常支持。1931年，王明的错误政策开始在党内占主导地位。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革命几乎毁于一旦。

共产国际也终于意识到，王明的那一套并不适合中国，中共应该由毛泽东来领导。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约见王明、王稼祥等人，当面嘱咐王明，回国后不要与毛泽东争夺最高领导人。

但王明回国后认为延安并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依然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他认为，毛、周、朱、刘、任等人对马列主义掌握的不好他好，他张口闭口马列主义，一旦就演讲的机会，就长篇大论地背诵和解读马列主义，连稿子都不用，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从场面上看确实挺有理论。

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虽然不认同他的理论，但出于团结的考虑，仍然十分欢迎他，非常周密贴心地安排他的生活。这使得王明更加骄傲，还打算恢复旧日的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明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他不但不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大度和宽宥，反而变本加厉，不时抛出一些与中央不一致的言论。比如关于统一战线，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然要由我党来主持和牵引。但王明却说，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一切都要服从统一战线。

言下之意，就是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这岂不是偷梁换柱、本末倒置？真乃荒天下之大谬。

直到王稼祥回国，发现王明还在招摇撞骗，直接向中央转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王明这才偃旗息鼓。

经过党内的批评教育，以及深入的路线讨论，党内大多数人都意识到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他那一套逐渐在延安吃不开了。

从1941年起，王明便托病不参加中央的一切会议，带着老婆孩子清清静静地在延安当起了“寓公”。

然而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党中央对王明，始终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依然把他当作革命同志看待，政治上批而不否，生活上尽善尽慈，在艰苦至极的条件下，给他提供最好的治疗和休养条件。

王明却并不领情，外表淡定，内心骚动。居然借着治病，闹了一场风波。

二、可笑的“汞中毒事件”

王明当时身体很不好，患有心脏病、肝炎、胆囊炎、轻度肾炎、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病症，确实需要特殊照顾。

中央专门调集延安最好的医生专家给他会诊，让傅连暲、马海德、金茂岳等延安最好的医生参与会诊，得出基本的结论后，由金茂岳主要负责王明的诊疗。谁知，1943年，王明突然惊恐万状地向中央举报，说金茂岳是特务，要害他。

金茂岳当时是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家属生产，都是金茂岳亲自接生，可以说无论医术还是忠诚度，都是无可指摘的。

王明举报的是什么呢？

原来有一次常规的化验，他的尿样中出现微量的汞。医生提醒这种物质会损害身体健康，汞俗称水银，对人体确属有害物质。但构不构成危害，必须以剂量来说话。

王明随即向任弼时、李富春打报告，说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暗害他。

中央高度重视，立即由刘少奇、任弼时、李富春等人亲自组成专案组，对此事进行调查。由于王明的指控涉及到国民党特务，李克农也参与了审讯和调查。

真相很快就查明了。

由于王明当时合并发作了便秘，为了通便，在苏联医生阿洛夫的建议下，金茂岳使用一种叫甘汞的清泻药帮助通便。但因为护士配药剂量发生一定问题，金茂岳开的处方可能也有超期服用的问题，结果导致王明体内的汞无法及时代谢出去。

这种微小的剂量远远达不到毒害的目的，王明并没有什么症状。

金茂岳同志非常愧疚，主动承担责任，向专案组做检讨，对用药不当的失误，诚恳地向党中央、向王明同志和他的家属致歉。

但王明不依不饶，强烈要求要查明真相，到底谁想害他。

中央没有理会这些无理的要求，对金茂岳，经延安市人民法院审判，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缓刑5年。审判的当月，金茂岳不再担任王明的主治医生，回到中央医院继续当他的妇产科主任。

王明一看指桑骂槐、借题发挥的目的没有达到，而真相事实也很清楚，便一改话风，装作非常大度的样子，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致以感谢。

1945年7月，中央再次组织专家组对王明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结果显示，其尿样、血样中已经完全没有汞了。

圣人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谁是小人，大家都心里都很清楚。如何对待这样的人，确实需要一定策略。

所以，1956年中共酝酿召开八大前夕，毛主席专门提出，一定要请王明同志回国参加八大。

三、伟人的长远考虑

早在1945年召开七大时，围绕王明能不能选中央委员，毛主席就亲自出面，向广大同志们劝说，一定要本着团结大多数同志的诚恳态度，帮助王明转化过来。王明得以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那几年，王明身体时好时坏，参加七大时，他是躺在担架上进的会场，只参加了15几分钟，因为身体无法坚持，就退场了。

在酝酿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争议较多的是王明和李立三。这两个人都是过去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李立三时任中央工交部副部长，30年代前后，“立三路线”也曾让革命事业遭受损失，但在同志的帮助下，李立三真心实意改正了。

所以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大家并没有什么阻力。

王明则不同。

他始终没有明确表态检讨自己的错误，对党中央的教育批评，他也始终没当回事。所以大家都不认可他。

针对这种情况，伟人再次出面做解释。

他表示，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一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么，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与此同时，伟人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给大家上了上课。

1956年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刚刚几年，还存在很多观望者，如果一上来就把王明、李立三这些人全部请走，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搞建设，无疑会使很多处在观望中人惊恐，会把他们都吓跑。

伟人点出了真正的意图，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不改关系都不大，关系大的是我们党内容易动摇的人，他们在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的态度。

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和好处，今后我们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就比较容易些。在全世界也有影响。

这么一说，大家都豁然开朗了。

1956年9月26日的大会选举中，王明和李立三的票都超过了半数，两人都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但遗憾的是，王明没有这样的胸襟，他始终以各种理由拒绝参加会议，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广大同志仍然诚心诚意选举的。

那么他当时在哪呢？原来在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夫人孟庆树担心手术会伤了元气，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

八大召开之前的9月8日，王明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身体状况还不允许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毛主席只能望洋兴叹，遗憾地表示同意。

但王明毕竟曾是党内的风云人物，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对他的参会与否、以及能否继续待在中央委员会，都比较感兴趣。

伟人敏锐地察觉到，如何应付外界询问与好奇，是一个关乎党的威信的重要问题，于是专门向邓小平交待了应对的办法和口径。

问题又来了，伟人如何选择了邓小平呢？

四、邓小平精准应对

这与邓小平当时的身份和职务有关：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是八大上选举出的结果。

在八大筹备过程中，中央曾设想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刘少奇担任副主席。在酝酿讨论时，刘少奇提出应多设几位副主席。经过慎重研究，七届七中全会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将新党章草案的有关条款改成“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邓小平一向比较谨慎，对做事的兴趣远大于做官，对于这个总书记，一开始提名的时候，他是不同意的。

他一开始坚决推辞，不肯接受这个提名，说继续做中央秘书长，做一做事务工作就够繁巨了，担当不了更大的责任。

据当时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当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

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

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

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这回，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担当这个职务，就要负责对党的一些重大事务进行上承下达，包括对外宣传，原则上也归邓小平管。

所以伟人向他交待是天经地义、应当应份的。伟人最关注的，就是让外媒和兄弟党、社会主义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宽广的胸怀与境界，尤其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是保持着宽厚的态度的。

而千万不能让外界有任何误会。

邓小平心领神会，也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后来，亚洲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果然在一次外交场合，向邓小平问起中共是如何考虑王明参加八届中央委员会的。

邓小平的回答颇为干练：这是给他革命的机会。

别看简简单单一句话，却是意蕴万千。

如果以外交辞令来说，势必既要形象地解释，又要巧妙地表达中央的考虑，很不好把握。说得不好，就容易引起误解。

这句话，既表达了中央的胸怀，又表达了对王明未来的期望，又避免了枝枝蔓蔓引发其他没必要解释的话题。

这是邓公有别于外交家的独特的干练有力而不失礼貌的一种独特风格。当然，这种准确的应对，主要是在伟人事先的准确指引下达成的。

作为这种应对的现实诠释，1957年伟人率团访问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大会。

在苏期间，毛泽东十分关心王明的养病情况，特意派人前去看望王明。

王明当时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在苏联专家的治疗下，王明的绝大部分病症已经消失，只剩下一点神经官能症，王明当时谈笑风生，已非旧日之病态。

苏联专家给中共中央写了王明的病情报告，说他已经可以回国了，但王明终究没有再回国，直到197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