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6】【同读】一个城镇化的中国，是否还有着乡土本色？

社会学是一个大名词，它的边界直达整个人间。你对某本书的兴趣，你和朋友的关系，都是社会学关注的微观视角。但真正了解社会学并没有那么容易，该从社会学祖师爷孔德的理论入手，还是从我们更为熟悉的马克思阶级斗争论开始呢？

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社会学著作，有不少是难啃的硬骨头。上个世纪的学者想把社会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现成的外国教材是不错，但在描述当时的中国社会时，就有些辞不达意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刚刚开始他的教学生涯。费孝通以自己过硬的西方学术基础，结合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用本土术语，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乡村经济学。在这门课程的基础上，费孝通写了一系列更为通俗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乡土中国》。现在，这本从宏观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乡土中国》，被誉为“了解中国社会的必读书目”。

今天，我们不妨先把那些社会学的大部头暂时放一放，一起打开这本平实而又接地气的《乡土中国》。只需要一个下午，你就可以随着费孝通的指引，沿着这条由汉字筑成的乡间小道，走进社会学的大花园。

那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十四篇文章里主要讲了什么呢？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章总结为最重要的四大方面：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和无讼政治。

费孝通用一句话为《乡土中国》开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是乡土性的。”

他在这里所说的乡土性，来源于中国的农耕传统。和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不一样，农民被框在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上。他们为了耕作而聚集，以简单的分工，几代人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只有战乱和重大的天灾才让他们迁徙。而所谓的“土气”，正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在这样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熟悉和默契。你或许听过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而这类“说了就见外”的事情，正是乡土中国在走向城市化时最不适应的。

就好像很多人第一次离家与人合租时，和室友相处起来会有种种不适应。有人不喜欢室友吃完了饭不收拾垃圾，但真要当面教训对方一顿却又不好开口，帮室友收拾了吧，又有些憋屈，只好看谁更能忍受脏乱差。

新婚夫妇、首次合作的商业伙伴，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这就是各自的生活惯例在磨合初期不再起作用的表现。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为主的现代社会时，也面临着各种惯例的失效。

那么，乡土社会是如何决定惯例的适用范围的呢？费孝通为了描述乡土社会中这种特有的、适用于不同人的准则，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

我们说，西方的社会就好比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西方社会组织常常是由若干人组成各种团体。团体有一定的界限，谁在团里，谁在团外，泾渭分明。在这种社会组织下的人际关系，也被称作团体格局。

那么，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什么样的呢？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必须先假定团体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采用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

费孝通说，我们的乡土社会“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处于波纹中心的“我”，决定着社会范围的收放伸缩。

在这样的波纹格局下，在国家层面上看起来的自私，却可能是在某个家族中的公允。也就是说，“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样看来，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举个例子来说，喜欢痛骂贪污的人，遇到他亲爹贪污时，就未必骂得出口了。人们在差序格局下施加道德标准时，得先考虑一下被评判人跟自己是什么关系。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这说明西方社会是法治的，乡土社会是人治的。

但费孝通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所以说，把乡土社会简单地概括为人治社会不太恰当。乡土社会不是无法无天的，乡土社会要依靠“礼”来运转。这里所说的“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中的礼。

礼不一定是文明的，比如我们知道殉葬既残忍又落后，但在特定的社会时期，殉葬很符合礼的要求。乡土社会中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这样的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乡土社会中，礼来自于经验习惯，又在人们主动服从于成规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这也让我们看到，只有传统可以有效地应对生活问题时，礼治才能成为可能，才能延续。

适用范围收放自如的差序格局，加上来自经验的“礼”，乡土社会在这两者的调剂下，并不推崇诉讼。诉讼把用不着多说的事情不仅说出来了，还要写在诉状上，并要求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

而乡土社会中人们对诉讼的厌恶不仅是因为它破环了礼治的惯例，还因为西方式的诉讼好像只关心如何界定个人权利，并不像传统礼治秩序下的调解。礼治秩序下的调解，还有道德教化的意义。

礼治和诉讼的冲突在今天还很常见。有些舆论分明的社会热点事件走上法律程序时，总有人质疑，怎么还有律师愿意为坏人辩护呢？这类质疑，也是传统礼治在今天的回响。

对于这类现象，费孝通的考虑就比较现实，他觉得，“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费孝通所提到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改革正在发生。那么，当你在合上《乡土中国》时，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写在抗战时期的这本小书，是否还符合当今的中国现实呢？

特别是2021年，国家发改委数据就指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4.72%。一个城镇化的中国，是否还有着乡土本色呢？

简单来说，现象在改变，但《乡土中国》观察社会的视角依然适用。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乡土性正在被人们的流动性瓦解。在城市学教授吴缚龙看来，城市化进程促使中国社会脱离了稳定、静态的和可预测的乡土性。但四十年来的社会流动，也可以在一瞬间因为封控而按下暂停键。这个时候，人们不是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安身，而是在相对陌生的环境里独自栖居。

但信息流没有因为空间上的相对隔绝而停止。于是我们还看到，社交网络小圈子中，网民之间开始走向捆柴火式的关系。特定话题的评论区有时就会成为站队实验场。你必须泾渭分明、一以贯之地支持某种观点，可溯源的网络言论不欢迎人们在意见方面实现差序格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后记里提到，中国社会曾经“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着极快的变动”。他在经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动时，总结到“社会里的成员必须清醒地、自觉地看到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个人的行为既要能符合社会身份一时的要求，还得善于适应演变的形势。”这或许正是我们在通过《乡土中国》这本书了解过去的同时，用以看待未来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