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虽是山城,但却人杰地灵,出过不少人才。在重庆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博学多才,亦曾致仕为官,担任过知县、知府;他十分注重教育,曾为共和国培养出两个副总理,曾受到过周总理的夸赞,他就是汪云松。
汪云松祖籍湖北,其父曾是重庆有名的商人,家境非常的殷实。受益于良好的家庭条件,汪云松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出身世家,但汪云松并不是纨绔子弟,少时的他读书非常用功刻苦,因而被选拔为贡生,入国子监深造,后又考取了秀才、廪生。
1905年,汪云松外放江苏,成了当地的一名知县,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和才干,他将当地治理的井井有条,政绩可谓是有目共睹,百姓也是有口皆碑。因此,两年后汪云松顺利升为道台,并被调往吉林,不久后出任五常知府。辛亥革命爆发后,汪云松意识到不能再为腐朽的清政府卖命,果断的急流勇退,回乡赋闲。
清末民初时期,社会异常混乱,百姓民不聊生,汪云松痛心不已,却无力改变这一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重庆的百姓缺医少药,时常遭受病痛的困扰。汪云松当机立断,与人合伙出资,建立起了一所医学学堂。
办学堂需要一大笔教育资金,汪云松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开始随父亲一起鏖战商场,他先是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银行,又创办了两家铁厂和一家自来水公司。几年下来,汪云松积累了雄厚的财富,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并逐渐有了不小的名望。
成功积累到财富的汪云松并没有为富不仁,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五四运动爆发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国内掀起一股留学法国热潮。汪云松虽然在清朝当过官,但是思想却一点也不落后,倾向革命的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思前想后,他觉得继续兴办教育,为留法助力。
1919年8月,在汪云松的呼吁和多方奔走下,重庆各界集资数万元,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说来也巧,邓公的父亲邓绍昌当时正好在重庆。邓绍昌的思想也相当开明,他在听说这一消息后,立马替儿子报了名,就这样,邓公顺利的踏上了留法之路。
由于邓公很有主见,加之非常有正义感,因此入学之后很快就引起了汪云松的注意,对其另眼相看,相当器重。邓公即将离开重庆、奔赴法国时,汪云松特地拿出三百元交给了他。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陈毅、聂荣臻等开国元勋都曾得到过汪云松的帮助和资助,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汪云松也曾为革命做过贡献。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不久后,二野机关也进驻了重庆。到重庆后不久,邓公立即令人打听恩师汪云松的情况,当听说汪云松还在世时,当即命人前去邀请。
当二野的工作人员来到汪云松家中时,汪云松却躲了起来,他并非不想见邓公,而是顾虑重重:一是他曾经与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过从甚密,担心我党因此秋后算账。二是他对我党还不了解。后来经过反复的做工作,汪云松的顾虑终于打消,高高兴兴的前去和邓公见面。
后来,在邓公的力荐下,汪云松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务。在任期间,汪云松主持编纂了重庆市志,并参与了川剧的改革,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7年,周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接见了包括汪云松在内的重庆工商界代表。在会谈时,周总理听说了汪云松的事迹,对其大加赞赏:“汪老先生培养出了两位副总理,这是很了不起的!”
不久后,汪云松身染重病,自知时日无多的他,留下遗嘱,要求家人在自己死后将家里的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1958年2月,84岁的汪云松走完了他的一生,邓公得知这一噩耗后,亲自打电话致哀。
汪云松去世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其多年珍藏的377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这些文物当中,有很多都是无价之宝。汪云松此举,彰显了他爱国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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