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钱学森申请辞职，周总理感叹：行政事务占用他太多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周恩来号召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海外学子在祖国的召唤下，突破重重阻力，纷纷归来。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感到非常兴奋，他决定马上回国。

钱学森是在1935年赴美留学的，他先是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后师从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被称为“世界导弹之父”的冯·卡门，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并参与了二战时期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但正当钱学森准备归国时，美国国防部通过海关扣留了他，此后美国司法部又签署了逮捕令，让钱学森彻底失去了自由。因为钱学森实在是太重要了，美国无法容忍如此优秀的人才为中国所用，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就曾恶狠狠地说：“钱学森是制造火箭导弹的顶尖专家！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红色中国！”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当时我国政府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这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批被扣留的人，但又怕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因而一直不愿意与我国政府直接接触。

1954年4月，中、苏、美、英、法5国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认为应该借此次机会和美方谈判，让钱学森顺利回国。

于是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周恩来在谈判前专门叮嘱中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王炳南，在协商一批旅美华人回国问题时，务必向美方代表提出钱学森回国的问题。谈判期间，中方表现了极大的诚意，首先释放了4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但当谈到放钱学森回国时，美方却耍起了无赖，美国代表约翰逊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正当周恩来对此焦急万分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收到了一封钱学森从海外寄来的信。原来在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避开特务的监视，将一封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的信夹带在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然后让他转寄给陈叔通。钱学森在信中提出：希望祖国能够帮助自己早日回国。

陈叔通马上把信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大喜：“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

随后周恩来又把信转交给王炳南，并指示说：“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双方再次会谈时，约翰逊仍然老调重谈：“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此时王炳南拿出了钱学森的信件，严肃地说：“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公开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

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钱学森回国前，向导师冯·卡门告别，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回去建设你的祖国吧，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人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从洛杉矶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钱学森回国后，为了了解中国的工业情况，去了东北考察。当钱学森到哈尔滨时，提出想要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虽然该学院对外保密，但却毫无保留地开放给钱学森看，院长陈赓大将还特地从北京飞到哈尔滨亲自接待。

陈赓陪着钱学森一路参观，当来到一个综合陈列馆时，馆里陈列了许多在朝鲜战场上我军缴获的美军轰炸机、坦克，还有带有电子自动搜寻目标的炮弹等。

陈赓指着这些展品开玩笑说：“这些都是美国人的破烂，对于钱先生来说还要保什么密？”说罢他和钱学森一起哈哈大笑。

参观到一个小型火箭试验台时，这里有一位教师正在进行拆装，钱学森走上去和他聊了起来，并对这个装置的不合理部分提出了意见。但那位教师却轻声地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不能改动。”

钱学森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细心的陈赓很快发现了这一细节，他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搞出导弹来？”

钱学森自信地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陈赓听后高兴地握住了钱学森的手说：“哈哈！我就要你这句话！”

1955年冬天，钱学森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钱学森吧？你在美国的事我早有所闻。”随后周恩来和钱学森热烈地进行了交谈，他还交给钱学森一个任务：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研究机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学森很快完成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我国发展航空及导弹、火箭技术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1956年4月13日，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国务院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人负责筹备。

5月26日，周恩来再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做出了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后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及发展导弹的决定，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这天晚上，周恩来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钱学森等300多位科学家，他亲自拿着酒杯走到钱学森面前，向他敬酒说：“学森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但到了60年代初，钱学森却主动申请辞去第五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原来当时身为院长的钱学森既要兼顾技术问题，还要为数千名员工审批诸如住房分配、幼儿园建设等个人生活问题以及后勤服务工作，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既非他所长，又让他分身乏术，所以他才决定辞职。

对于钱学森的请求，周恩来非常理解，他说：“他们知识分子中间的大多数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因为他们用在非业务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而且愈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用在非业务上的时间愈多，同时兼职也过多。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有不少专家兼职太多，也应该迅速地加以调整。”

最终周恩来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了五院院长，而让钱学森改任只负责技术工作的副院长，这样钱学森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科学研究了。

周恩来不仅关心钱学森，而关心他的家人，解除他的后顾之忧。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是著名的歌唱家，她在和钱学森一起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但周恩来考虑到钱学森工作很忙，整天在外面跑，家里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而蒋英在歌剧院也经常有外出演出的任务，无暇顾及家里，因此周恩来决定调蒋英到中央音乐学院当老师。

蒋英收到调令以后，尽管不舍自己热爱的舞台，但得知总理的良苦用心后，便欣然接受了新的工作。

“运动”期间，钱学森更是受到了周恩来的特别保护。1966年国庆节，周恩来安排了6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上天安门观礼，其中就有钱学森，这是对他一种特殊形式的保护。

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批准了一份钱学森等几百名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卫兵重点保护的名单，他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

正是在周恩来的关心和保护下，钱学森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全力攻关，很快就做出了重要的成果。

1970年4月14日晚，钱学森参加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东方红卫星’发射准备情况汇报”的中央专委会议。会后，周恩来对钱学森说：“钱学森，你别太累着！”

钱学森听到这句话后非常感动，他后来回忆说：“就是这句话，让我感动地流泪。周总理比我累得多，还跟我说这样的话。七十年代初，周总理自己身体也不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逝世。钱学森非常悲痛，他把周恩来那几年的活动照片，从刊物上剪下来，按时间顺序，贴在相册上，常常翻阅……

钱学森晚年时，曾怀着无限深情回忆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总理一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敬，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的真正价值，非常珍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