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斯诺问周总理：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怎么样？周：不怎么样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斯诺临终前曾在遗言里写过这么一句话：“我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希望死后也将我的部分遗体留在中国。”

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让斯诺对中国如此钟情？或许从他一生中和周恩来的几次交往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1936年6月，斯诺从北平动身前往陕北，他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他此行的目的是出于一位新闻记者的冒险欲和猎奇心理，要到被蒋介石政府屡攻不止的共产党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去探个究竟。

斯诺到达陕北一个叫白家坪的地方后，首先见到了一位身穿旧布军装、戴一顶褪色的红军军帽、长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胡子的瘦削的红军军官。对方向斯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用流利的英语对他说：“你好，你们想找什么人吗？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周恩来。”

对周恩来的大名，斯诺早有耳闻，如今蒋介石还悬赏8万大洋的巨额赏金要他的脑袋呢！斯诺赶紧上前和周恩来握手，激动地说：“我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

周恩来说：“欢迎你平安到达，一路上辛苦了。”对斯诺要进入解放区采访，周恩来早有所闻。因为当时周恩来还有事，他便叮嘱身边的李克农，让他安排好斯诺一行在白家坪的食宿，并邀请斯诺明天到他的住地去商量访问计划和日程安排，然后便匆匆告辞。

第二天一早，斯诺便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此时周恩来已替斯诺起草了一个访问日程，上面开列着为期92天的采访旅程，他还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方便来考察苏区。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

斯诺又急切地问周恩来：“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毛泽东呢？”

周恩来说：“你明天就可以动身去见他。不过他在保安，那是我们的临时首都，离这里大概有3天的路程。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正好和我们的通讯部队一起骑马去。”

斯诺对周恩来的安排感到十分满意，他又和周恩来聊了起来，他问道：“周副主席，你的英语发音相当的准确。”

周恩来笑着说：“我已经有5年不讲英语喽！”

斯诺听后十分吃惊，他又问周恩来：“你现在对前途乐观吗？”

周恩来回答说：“中国革命无疑正接近一个新的高潮，它大概将通过抗日运动而取得胜利。”

斯诺又问：“你觉得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人怎么样？”

周恩来说：“不怎么样。在战术上，他是个笨拙的外行。在战略上，可能稍好一点。在战术上，他模仿拿破仑。拿破仑的战术在极大程度上依靠士兵的旺盛士气、战斗精神和取胜意志。在这点上，蒋介石经常犯错误。他太喜欢把自己幻想成率领敢死队的漂亮英雄。他无论指挥一个团或一个师，总是把仗打糟了。”

这天斯诺和周恩来聊了很久，周恩来的魅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笔记里对周恩来作了如下的描述：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此后斯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完成了对陕北的采访。回到北平后，斯诺埋头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震动。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由于当时西方各国尚在抗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侵略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人士还没有公然侵犯，斯诺在北平的住处便成了中国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常常将中国抗日爱国青年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帮助他们逃出北平。

8月初的一天，斯诺收到了东北大学教授徐冰的夫人张晓梅女士托人送来的请柬，邀请他于次日中午务必去张晓梅家赴宴。徐冰和张晓梅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当年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的介绍信就是徐冰让张晓梅转交给他的。斯诺深知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徐冰夫妇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找他，是不会举办什么宴会的，他决定准时前去赴宴。

第二天，斯诺来到徐冰家里时，发现客厅坐着一位身穿蓝色绸旗袍、戴一副深色墨镜、气质高雅的女士。张晓梅向斯诺介绍说：“这位是李知凡太太。”

斯诺仔细端详着这位太太，觉得她的举止、神态有些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此时“李知凡太太”主动向斯诺打招呼说：“斯诺先生，你认不出我了吗？”她说完便摘下了墨镜。

斯诺这才认出来，对方正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他既吃惊、又兴奋地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原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本来身体就很瘦弱的邓颖超因为紧张、繁重的工作而导致肺结核病复发。由于陕北的医疗条件有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批准邓颖超到北平休养。邓颖超秘密来到北平后，化名为“李知凡太太”，由于北平有较好的饮食和充分的休息，加上药物治疗，她的病情很快大为好转。

但日军在占领北平后，经常以派兵借搜查抗日分子为由，进行骚扰和捣乱，邓颖超在北平已经不安全了。

斯诺在了解了邓颖超的情况后，十分担心地说：“你现在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日本人……”

邓颖超说：“是的，我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尽快离开北平返回陕北。”此时邓颖超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她说：“所以我想请先生将我送到天津，不知可否？”

斯诺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可以。此时日本人对在北平的西洋人尚不敢冒犯，我陪你去天津，你装扮成我家的女仆，我看还是可以安全通过的。”

第二天早上，斯诺便带着邓颖超去前门火车站预购下午去天津的火车票，不料等他们到的时候，当天的火车票已经卖光了。正当斯诺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挂着军刀的日军少尉向他走来，看对方那个架势，可能是负责火车站警备任务的日军小队长。

斯诺马上走上前去，用英语和那个日军少尉搭讪，同时他掏出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枝递给了对方。日军少尉不禁大喜，一边抽着烟一边对斯诺说：“美国的烟，大大的好！”

斯诺干脆将一整盒烟都给了日军少尉，对方更加高兴了，他竖起大拇指对斯诺说：“美国的朋友，顶好、顶好的！”

斯诺觉得此时时机已经成熟，便对日军少尉说：“我是美国记者，要到天津去采访，请太君帮我买两张今天去天津的火车票。”

日军少尉爽快地答应了，随即叫来一个日本兵，吩咐他将斯诺领到售票处，售给斯诺两张去天津的火车票。就这样，斯诺顺利地买到了票。

这天下午，斯诺带着邓颖超走进火车站，在进站口驻守的日军并没有阻拦斯诺，却把跟在他身后的邓颖超拦住了。日军刚要盘问邓颖超，斯诺赶紧转过头说：“我是美国人，她是我家女佣，跟我到天津去的。”日军听后只好放行。

火车抵达天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虽然出站口仍有日本兵的盘查，但由于斯诺的巧妙应对，使得邓颖超能够顺利出站。当天夜里，斯诺又亲自护送邓颖超乘上了由天津前往烟台的轮船。

临别之际，邓颖超饱含热泪对斯诺说：“斯诺先生，谢谢你的大力帮助。你也快点离开北平吧，在那里呆久了不安全。”

斯诺点头说：“不用担心，我会很快再去陕北的。”

邓颖超到烟台后，又历经多次辗转，终于顺利地回到了延安。1938年7月，斯诺在汉口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夫妇，周恩来一再向斯诺表示了感谢，并专门设家宴招待了他。

1941年，斯诺回到了美国，没想到这一别，竟使他与中国隔绝了近20年。直到1960年，斯诺经过长期顽强的斗争，终于冲破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阻碍，再次来到中国访问。

周恩来对斯诺的此次访问做了周到的安排，他第一次专程陪同斯诺游览密云水库，泛舟长谈。斯诺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朋友、作家、历史学家被接待的。周恩来还安排斯诺从北到南参观了19个城市，访问了各行各业的人，包括末代皇帝溥仪。斯诺此次访问结束后，在美国的《展望》杂志发表了1万多字的采访笔记，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

1964年10月18日，为了亲眼实地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成就，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又一次来到中国访问。

而就在两天前，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由此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实力。斯诺此次访华，当然不会错过这个重大新闻。

10月31日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了斯诺。斯诺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采访到负责这次核爆炸的具体官员，周恩来毫不避讳、实话实说：“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我就是这次爆炸的总指挥，你还要采访谁？”

斯诺听后十分兴奋，他马上问周恩来：“你今天所讲的，是供我做背景材料呢？还是可以发表？”

周恩来明确告诉斯诺：“你可以写文章。”接着他又故意地和斯诺开玩笑说：“恐怕不能等到写在书里吧？”

斯诺听后大喜，连声说：“OK，OK！”

周恩来又送给斯诺12张我国原子弹爆炸的照片，并对他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之后就改了口。现在又说这颗炸弹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要先进。”

斯诺感慨不已：“你们都会打扑克吗？我今天正在想，你们手中拿了一手好牌。你们手中有一张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张Q（指来华访问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张J（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的董事长凯瑟克），并且又向桌子上打出了一张A（指原子弹）！”

第二天，斯诺就赶回了瑞士，并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幅照片，随后，西方的各种报纸纷纷转载这些照片和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重大事件很快轰动了全世界。

这就是周恩来作为一位外交家的高明之处，他通过斯诺让西方的中立报纸发表这类照片，比持左倾立场的报纸发表，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也更容易让持右倾立场的报纸转载。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不幸病逝，享年67岁。

1973年10月19日上午，斯诺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周恩来亲自拟定了简短的碑文，并抱病和邓颖超一起参加了安葬仪式。斯诺的夫人和女儿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周恩来充满感情的声音：“斯诺先生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