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相克11 | 大明旋转门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讲到，明朝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全面复苏，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川渝、华北、西北五大经济区，晋商、徽商、浙商等几大商帮也以“歇家”、“牙行”等经营模式组织了起来，这五大经济区经过商帮的全国性贸易活动而交织在一起，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最终形成。那么紧跟着的问题就是，为何明代的商品经济和商帮组织没有如西方一样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呢？

归根到底，其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农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皇权专制，和儒家思想，以及两者相结合而产生的科层制封建官僚制度。这也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讲到过的，要在一个农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一定要把政治秩序的统治基础放在文化资本上，而一定不能放在土地资源上；换言之，统治者绝不能依靠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封建土地贵族来建立政治秩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诸侯割据，分封建制；统治者要建立稳固的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只能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然后把朝政和地方治理这两个层面的政治权力，通过科举考试，信托给接受同一套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士人知识分子；这些士人之所以能获取权力，不在于自己能否控制多少人力和物质资源，而在于皇权的信托代理，各级士人官僚反过来又对皇权负有信托责任。

换句话说，士人当官获取政治权力，并不依赖自己本身的实力，而依赖于皇权的授权；然而皇家能给与，就能随时收回，因此士人官员的权力地位其实只是皇权投射在乌纱帽上的虚幻倒影，是极其不稳固的，所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榻了”，就是这种脆弱不稳定性的文学写照；于是士人官僚就对皇权产生了根本性的人身依附，而大一统的封建皇权本身也就稳固了。因此，通过建立郡县制及其相应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再依靠科举考试这个旋转门，网罗士人知识精英成为皇权的政治代理人，或者说政治买办吧，去充实官僚体系，治理郡县及总理中央朝政，就成为明清政治秩序的主轴。

而科举考试所依靠的文化资源正是根植于封建农业自然经济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显然不是宗教，也很难说是一种高明的哲学，它没有多么高深的逻辑思辨，有的只是基于家族血缘关系的表层伦理学，儒家思想的价值内核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封建家长制，它的思维层次只能触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把家庭内部血缘关系和治理逻辑通过假想的方式，虚幻地投射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稍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从常识判断就会觉得儒家这一套政治伦理学不是那么太靠谱，但却极其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构筑其专制权力，因为经过儒家伦理主义这个滤镜的过滤，公共政治竟然变成了家族私务的一种外化，家族中的家长制，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可以轻易在公共政治领域外化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皇帝成了“君父”，官僚成了“父母官”，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于是官僚对皇帝、人民对官府也都只有“孝敬父母”这一条正途好走，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由此驱使士人官僚对君主、百姓对官家“心甘情愿地”无条件服从——这是多么地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有效降低其统治成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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