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土木之变”，王振是罪魁祸首？历史远非如你想像的那么简单

“土木之变”是盛明到中明的转折点，也是明朝由塞前出击转向依托九边实施防御的转折点。“土木之变”不是一夜发生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北面平衡战略失灵

明成祖朱棣时期，北元分裂成了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个部分。其中鞑靼是蒙元黄金家族统治的蒙古本部，与明朝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瓦剌是当初黄金家族征服的西北地区游牧部落，又称漠西蒙古。兀良哈就是明朝朵颜三卫。

朱棣为了维护北疆安宁，采取 “抑强扶弱”的策略，即扶持弱小，打击强大，以维持草原上三股势力的平衡。

宣德年间，瓦剌首领脱欢假意向明廷表示效忠，迎立永乐年间投降明朝的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傀儡大汗，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三部，逐渐侵蚀明朝边界。

明朝与瓦剌的势力分布对比

正统四年，脱欢之子也先不仅征服漠南诸部，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草原大半尽为其所制。明宣宗朱瞻基的战略短视直接导致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

第二，明朝北部边疆受到瓦剌战略包围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朝廷在边疆设置了塞王守疆体系，将许多卫所设置在东北和漠南草原之中。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天子守国门，在东北设置奴儿干都司，在西北设立哈密卫，又积极拉拢周边的帖木儿帝国等势力，对蒙古草原上的那些部落形成包围之势。

到明宣宗朱瞻基时，明朝北方防务已全面战略收缩。出于节省边防开支的考虑，放弃奴儿干都司，内迁漠南和河套地区的大宁卫、东胜卫，开平卫也迁移到独石堡地区。

明朝与瓦剌边界形势

明朝将许多原本可以制衡蒙古南侵的战略重地丢给了蒙古人，使得北疆防线隐患重重。也先统一瓦剌、鞑靼诸部后，反对明朝北部形成三面包围。

第三，宣府地区的战场环境不利于防御。

“土木之变”前，明朝根本没有连成一体、长度可观的边墙。从明初到正统年间的七十多年里，宣府镇虽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是相对西边的大同和东边的辽东来说，军事压力最小，也从没有遭到过蒙古大规模入侵的威胁。

在这里，宣府军事体系的建设着眼于应对蒙古部族的“游骑”袭扰。由于明朝的任何一个关隘、墩台、城堡，依“常例”完全有能力对付这种袭扰，所以也就例行公事地修建了少量墩台。这种治安性的防御布置根本无法抵御蒙古大规模的骑兵入侵。

瓦剌游骑

就在这种基本无有效墩台、基本无坚固关隘、基本无一体边墙的“三无”状态下，宣府镇迎来了土木堡之战的巨变。

第四，瓦剌军实力优于明军。

由于塞外单一游牧经济造成铁器缺乏，捕鱼儿海之战后，各种残元的武装力量逐渐演化为清一色的游牧骑兵。但是瓦剌在同各个地区的贸易往来中，使其军队也拥有了更多的武器，其中很多武器甚至来源于明朝。

由于能够提供铁甲以及其他的铁制兵器，瓦剌始终保持着一支比鞑靼人强得多的重装骑兵，有资本向明军发出堂堂正正的挑战。另外，脱欢、也先父子俩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收编了大量鞑靼轻装骑兵，更是如虎添翼。

瓦剌各级将领们也已在长期的东征西讨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娴熟地指挥骑兵各兵种。他们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先让机动灵活的轻装骑兵骚扰敌人，最后出动重装骑兵摧毁敌人的阵线，其出神入化的战争艺术直追成吉思汗时期蒙古骑兵全盛时的水平。

瓦剌骑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统十四年七月中旬，瓦剌太师也先以明朝刁难贡使并撕毁婚约及随意克减岁赐为由，集结军队，兵分四路，大举进攻明朝边境，对内则称要明朝给予他大都。

也先通过在明朝居住的瓦剌使臣及明庭内部高中低层内奸，对大明边防虚实动静皆已知晓。他以脱脱不花以兀良哈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围赤城，又遣别骑攻甘州；自率主力攻大同，并将主战场选择在大同、居庸关、紫荆关区域内。

也先决心在大同附近野战击败当地明军之后，率领主力攻击大同，围点打援，待京师明军主力援助大同时，以阿剌知院出奇兵切断明军主力的退路，合围歼灭明军主力。得手后进而攻占北京。

七月十一日，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迎战瓦剌，迅即兵败战死。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一万赴阳和防御。

紧接着，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左参将石亨等率明军与瓦剌战于阳和。由于太监郭敬从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奔还逃回大同城内，郭敬躲藏在草丛中才躲过一劫。

明军与瓦剌军野战

明军几经接战，前线败报频传，塞外城堡，接连失陷。英宗不听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应以守为主、“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 的劝谏，诏令迅速集结军队，宣布亲征。

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领近二十万明军正式踏上了亲征道路。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明军“奇迹般”地只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粮草、军械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明军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到达了大同。结果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告诉王振，之前势如破竹般横扫明帝国边城和守军的瓦剌军队此时全部退出到了塞外，同时，瓦剌游骑也开始在宣大一路袭扰。如果明军继续出师，将正中也先的诡计。瓦剌大军在塞外做好了准备，只待亲征军深入。

于是，亲征军自大同回师东返。此时，明军的指挥层又因为回师路线问题而产生了分歧。《明实录》称，明军最终不由紫荆关返回的原因是王振害怕大军踩踏了家乡的稼禾。但是这种说法其实略为牵强，清修的《明史》也认为此记载并不符合史实。

《明史》进而认为，是明英宗自己不采纳自紫荆关返回的建议，执意要走居庸关。无独有偶，《宣府镇志》中也记载郭登奏请以后，王振也邀请明英宗回师，丝毫没有提及怕毁损家乡庄稼的事情。《明实录》为了避尊者讳，就将不从紫荆关回师的责任推给了王振。

明军的撤退路线与瓦剌两路行动路线

那为什么明英宗执意不从紫荆关回师呢？一方面，也先和阿剌知院的主力全部在亲征军进军和回师的路线上，明英宗很可能仍在寻求和瓦剌的决战。毕竟对于这个年轻的皇帝而言，在朝臣激烈反对亲征的情况下，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无疑是对反对者最好的回击。

另一方面，自蔚州入紫荆关回师，其实也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

实际上，明朝九边地区的城堡，有七成以上都是在正统以后才逐渐筑成的，明初的九边地区就犹如一个四处漏水的大筛子，是非常空旷的。正统十四年以前，从大同至蔚州城途中，其实只有浑源城和广灵城两座城池。

毕竟沿路皆为平原，无险可守，一旦被瓦剌探马侦知，亲征军必然遭到也先骑兵的追袭。在没有烽烟传报的情况下，行军中的明军即使发现了也先大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结阵对敌。在这样几乎毫无军事设施的平原战场上，亲征军与瓦剌十几万骑兵遭遇，后果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明军的行军图像

《正统临戎录》中，据明英宗亲口所说，正统十四年八月，他亲领人马到大同，回师的时候遭到了也先人马的追袭。因此，明军指挥层恰是因为发现了也先的意图，所以才选择放弃紫荆关路线，改走宣府路线。

也就是说，明军选择自多山川、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宣府地区返回京师，这是正确思路。或许在明英宗那个年轻而冲动的头脑里，还留有一丝幻想，觉得自己能够率领明军在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地域击败瓦剌军。

但是，历史似乎有一种黑色幽默。对方更具天时地利人和，双方统率的军力更是有着天壤之别。虽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结果明军依然无法避免在毫无军事后援的情况下被也先主力突然合围的命运。

明英宗东行回师后不久，大同就遭到了也先的近乎毁灭性打击。在也先大军的猛烈围攻下，军士多战死，存活下来的也全部伤残，大同城几乎被攻破。

大同明军遭到攻击

这就透露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信息：也先已经完全摸透了明朝大同镇甚至整个北方边镇防御体系的不足，即在明朝北疆无边墙、少墩台、少城堡的情况下，一旦镇城被打残，明军整个防御体系就会陷入瘫痪状态。之后，也先便可以安心地寻求最佳时机和明军进行战略决战。

也先打残大同镇城后，便四处搜寻明军主力动向，以求决战。

相反，明英宗集团却是两眼一抹黑。从理论上推演，作为长城以内的地区，亲征军前方的预定水源地是不应该存在敌人骑兵的，明军主要是防备背后也先率领的瓦剌军，防止其追上来攻击后背。

但明英宗集团谁也没想到，锦衣卫和哨探竟然都没发现阿剌知院3万瓦剌军已经在明军归途上按口袋阵蹲守了至少半个月。

由于宣府镇大小城堡里的明军因为之前野战失利，防区主力被歼灭，自保都已经很难，更不用说派出侦察力量去搜寻瓦剌军主力了。宣府地区因为缺乏墩台、关隘和边墙，也根本无法阻止瓦剌执行侦察和袭扰任务的小队骑兵的行动。

明军与瓦剌交战图

瓦剌骑兵虽然已经深入明帝国防线，处于外线作战，却因此来去自如，如同在内线作战一样自由便捷。这也是为什么朱祁镇的亲征大军一直掌握不了瓦剌主力动向的原因所在。

亲征军的回师似乎十分顺利，一路上并无瓦剌军队截击。当亲征军到达雷家站后的八月十三日，丧钟终于敲响了。根据宣府谍报，瓦剌军队将袭明军后部。接下来就是吴克忠与朱勇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的两番惨败和全军覆没。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雷家站距离宣府镇城非常近，而鹞儿岭离宣府镇城更近。那么为何也先大军能如此嚣张地率军深入宣府镇腹地？莫非真的是宣府守将杨洪被吓破了胆，以至于“惊惶无措，闭门不出”？又或者他与瓦剌有什么暗中交易？

其实，土木堡之战期间，杨洪眼见也先发大兵南下而不驰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被蒙古人称呼为“杨王”的猛将，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计无所出的庸人。他也没有跟瓦剌暗中勾结。

也先大军来袭时，他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宣府镇城太大，军士又太少。宣府镇城周二十四里，换算成现在的单位，约为12864米。根据杨洪刚上任时候的奏疏，此时的镇城军士只有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平均近一米城墙才有一名明军。此外，附属的各种防御工事中还需要大量驻军。作为中枢的宣府镇城根本无法对其他地方进行支援。

瓦剌骑兵

根据推测，自大同一路来的也先主力约有十万之众，这正是也先能把大同打残的重要原因。因此，宣府镇城在城大人少的情况下，自保尚且吃力，如何能阻止也先的南下？

不难想象，如果杨洪在当时贸然发兵勤王，以宣镇守军的兵力，显然是杯水车薪，难逃成为土木堡亲征军陪葬品的命运。届时宣府镇城的守备力量将元气大伤，宣府镇城也将不守。

如果亲征大军被击败，宣府镇城也遭沦陷、那么对整个宣府镇和明帝国北方地区都将是一场浩劫。整个宣府，乃至大同、京畿将再无抵抗力量，华北地区都将陷入战火之中。因此，杨洪凭借城墙和火器优势坚守战略要地不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实在是作为一名军人的正确决策。

当瓦剌大军打残了大同镇城，压制了宣府镇城，并且凭借兵力优势，两番全歼了断后的明军后。也先欣喜地发现，在自己的逼迫之下，明军已经慌不择路地一头撞进了自己和阿剌知院共同布下的局中。而这个局甚至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布好了。

也先布局，前堵后追

之前在七月十五日，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曾奏称，有蒙古军队围攻马营已三日，并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在这份奏章中，隐藏着一个可怕的消息，那就是此时宣府上北路的独石城已经沦陷成为“虏巢”了。

土木堡之战结束后，瓦剌方的阿剌知院也曾回忆道：“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

在地理上，独石城在马营城北面。那么就可以肯定，在马营被围之前，上北路重镇独石城已然沦陷。然而七月独石的失陷、马营的被围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因为独石城的地理位置为“九塞孤悬之最”，其驻守和城防实力在整个宣府防区仅次于镇城。独石不守，其他小城堡自然无力抵抗蒙古大军的侵犯。所以在独石城失守后，马营城守备——杨洪之子杨俊惧不敢战，弃城遁逃。云州守备率军支援，结果战败，云州亦陷。

独石、马营、云州，这三个宣府镇上北路最强军堡接连沦陷，造成了整个宣府镇上北路的恐慌，再加上消息不通，烽火不闻，以至于最后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弃城逃窜。

战场示意图

可以说，此三城的沦陷，直接导致了整个宣府上北路的崩溃。其中永宁卫治所在今北京延庆永宁镇，属于宣府镇东路参将驻地，为宣府镇东路重镇。而东路中心重镇守备力量的遁逃，也意味着宣府镇东路极有可能亦全部崩溃。此后瓦剌再进一步，切断了明军可能取水的桑干河。

鉴于亲征军进军的时候驻扎过怀来城，那么宣府镇上北路及东路的崩溃时间当为明英宗进驻大同到回师的那段时间，这正好跟也先先隐藏踪迹，然后率军猛攻大同镇城的时间基本吻合。

因此，可以肯定，阿剌知院对宣府镇的进攻和也先对大同的进攻都是瓦剌的战役布局。综合前面瓦剌军的动向，也先南侵的具体战略终于显露出了其狰狞的真实面目：

也先计划先在漠北设伏，引诱亲征军深入，然后将其围歼。如果亲征军没有深入大漠，那么他就和阿剌知院分别进攻亲征军回师的必经之路。两路瓦剌人马通过游骑传递信息，以逸待劳，一有消息便迅东速合拢，追袭或围歼亲征军。

宣大地区双方作战行动

因此，尽管亲征军在大同得到了消息而并未深入，但最终不论走大同还是宣府，都难免和瓦剌军遭遇。更糟糕的是，此后宣府镇上北路和东路崩溃的消息竟然丝毫没有传到正在回师途中的明军耳里！

究其原因，宣府镇不完善的烟墩建设可谓罪魁祸首。因为在当时，宣府镇北路墩台主要分布于独石和马营，由于上北路明军的覆灭和溃逃，宣府镇城无法在短时间内得知上北路及东路的战况消息。

在那个没有无线电通讯的年代，如果失去了烽烟这一通信手段，就只能靠骑马信使传递信息，但当时宣府范围里遍布瓦剌游骑，信使根本无法安全传递信息。

所以可以说，瓦剌准确地抓住了宣府镇军事设施缺失的弱点，让整个宣府镇音信不通，也让原来可以作为明军回师防御层的上北路和东路地区成为蒙古军阵地，并最终导致明英宗的亲征军在毫无准备和预警的情况下走入瓦剌的包围圈。而瓦剌铁骑在周围静静地、充满杀意地看着明军一步一步走向末路。

将近二十万的明军和大量随属于八月十二日来到雷家站时，已经完全进入了瓦剌的包围圈。这个包围圈后路的口袋便是鹞儿岭。鹞儿岭是通往宣府镇城的要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瓦剌军彻底切断了亲征军和宣府镇城的联系，亲征军已经完全没有支援。

八月十三日，大军将发，宣府谍报敌袭，瓦剌军尾随大军而来。亲征军收到谍报后，明英宗遂按照亲征惯例遣三千营中的皇亲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领本部“鞑靼马队”作为“后拒”前往御敌及为大部队“探虏声息”。

明军与瓦剌交战图

然寇突至，骤战不胜。敌兵据山上，飞矢石如雨，官军死伤略尽。吴克忠下马跪射，矢尽，贼围之，克忠以枪杀数十人而死，与吴克勤俱殁于阵。

将晚，吴家兄弟战败消息传至，明英宗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余骑兵前去，至鸡鸣山时，监军刘僧不了解地形，在大军阵势没有摆开之前就贸然率部突入隘口会虏前锋。

朱勇、薛绶担心刘僧出事，挥兵跟进，结果明军在鹞儿岭中了瓦剌军事先设下的埋伏，遭瓦剌伏击，瓦剌军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明军被杀之殆尽，全军覆没。

恭顺侯吴克忠和成国公朱勇相继战败后，明军的形势更加严峻。不过，关于之后的情况，不同的史料却出现了不同的记载。

《否泰录》等史料记载：在亲征军的后路军战败以后，明军移动到了土木堡。土木堡距离怀来城仅有二十里路的距离。按照记载，此时亲征军欲入怀来，而王振却因为千余辆辎重车在后未至，最终要求明军留在土木堡。此时的土木堡“旁无泉水，又当虏冲”。

明军被围土木堡

如果按这一史料记载来看，明军战败的原因要归咎于王振的错误指挥。但是根据明军的行军路线，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恭顺侯和成国公当时为后路军，当为明军的尾部，他们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亲征军中。纵使存在这“千余辆辎重车”，也早已为瓦剌所俘，明军不可能预料不到。

况且，在不是急行军的前提下，明军何以将如此重要的辎重车放在大军数十里之后，还单独编队行进？逻辑上显然说不通。

明英宗被俘以后，瓦剌人直接簇拥明英宗北上至宣府，并没有记载瓦剌向东到怀来。所以在当时，亲征军不进驻怀来，是因为当时怀来已被瓦剌占据。进驻土木堡，其实是明军在瓦剌的前后夹逼下迫不得已的决定。

那么最后发生在土木堡的那番大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真如很多影视作品中那样，瓦剌大军所向披靡，明军一触即溃，并无太多抵抗就束手投降，全军覆没吗？

明军抗击瓦剌骑兵

我们先来看看蒙古方面的记载。《蒙古黄金史纲》记载：“早途相遇，汉人筑起重围，无法接近。也先太师佯为退却，却另派出后哨，待汉人从战壕里出来，也先太师反击，汉军大溃，除三百人不曾离开阵地以外，余者均遭屠戮。”

可见，在八月十三日成国公朱勇等人战败以后，明军移动至土木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修筑起了能满足十几万人作战需要的堑壕和工事，和瓦剌军对峙，以至于也先军队无法接近。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将近三日。

此前，瓦剌已占据桑干河上游，切断了明军的水源，但是明军在无水状态下依然坚持三日而不崩，足以证明明军的纪律和实力依然不俗。

八月十五日，瓦剌突然派出使者到明军阵营，持书议和。明英宗命令曹鼐同意议和，派遣二人送还瓦剌使臣。在亲征军看来，既然形势开始转好，那么这次的结局也许跟“白登之围”和北魏皇帝被柔然围困一样有惊无险。然而此后，明代史书却统一笔锋一转，直接写到了明军大溃败。

明军为何要突然移营？在蒙古人尚未表态、两军尚在对峙的当时，离开壕堑的明军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

瓦剌骑兵反身杀来

我们要从蒙古史料中寻找答案。有一段记载是，也先在围攻明军不成以后，“佯为退却，却另派出后哨，待汉人从战壕里出来，也先太师反击，汉军大溃”。

把明蒙史料串联起来，当时的情况就非常清楚了。也先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明军议和，从一开始就准备完全吃掉这支明军。他佯装议和，派遣使者到明军阵营示好，曹鼐和护送瓦剌使者的人到达虏营以后，必然得到了也先撤军的承诺。

也先佯装撤军，饥渴交加三日的明军看见也先撤军，做出了错误的决断——他们相信了也先，走出工事，进入行军状态。

但是没想到，明军刚刚越过壕堑，也先大军突然回转，“四面击之”，营伍不整的明军打了一个猝不及防。也先的这一举动成为压垮明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防御工事的明军放弃了抵抗。土木堡之战，明军就此战败，明英宗被俘。

明军惨遭屠戮

最后要交代的就是王振的结局。《明纪事本末》记载，土木堡之战明军溃败寸，护卫将军樊忠对大军的溃败无限痛恨，是在皇帝身旁用手持的大锤锤死了王振，大呼：“我为天下诛此贼！”说罢突围，杀数十人，最终战死。很多文章引用过这一史料，然而明朝方面的资料多为尊者讳，不足为信。

那么，我们就根据蒙古史料记载来窥见一二：在明军大溃败时，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引颈就戮，皇帝身边也并不是一个人都没有，隶属于皇帝的三百亲军始终不曾离开阵地，这三百军人颇有斯巴达勇士的风范，在面对十几万蒙古军一边倒的杀戮时不曾退缩。

最终，这三百勇士壮烈殉国，蒙古军随后从战壕中拖出了明英宗。

这给了我们几个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自始至终，皇帝都在战壕之中，缘何如此忠勇无双的樊忠在击杀王振以后，不顾皇帝死活自己突围？

第二，这三百军人当属皇帝亲军，那就很可能是锦衣卫，然而翻阅大明会典，而锦衣卫中也并没有护卫将军这一官职，何以不隶属于皇帝亲军的樊忠会出现在皇帝身旁？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所以，《明史纪事本末》的这段记载很可能是一种为体现正义性和圆满结局的小说笔法。而王振作为军中重要人物，当时必然是在皇帝周围。

明英宗被执

明英宗在复位以后曾亲口说王振死于王事，并对其进行追封，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王振并非为樊忠所杀。那么，王振很可能就是为了保护明英宗而被杀的。

土木堡一战明军损失惨重。被围明军死伤过半，大量随行军事勋贵子弟损失一空。这些勋贵家族年轻一辈刚进入军队，还没得到历练就毫无意义地损失于土木堡，这对明帝国来说，可能是比皇帝被俘还要惨重的损失。这些种子军官的损失对此后相当长时间明朝的军队建设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回顾明朝“土木之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土木堡之战的惨败，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镇的责任，还应归因于时局的变化、国家力量的此涨彼伏，以及时代的局限性和宣府镇的建设情况。因此切不可轻下结论。

参考书目：《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洒血战》，吉林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