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3）（全书完）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3）

摩西·塔沃尔的态度并非个案。一些战后在以色列定居的集中营幸存者称，他们隐隐可以感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反抗纳粹。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让那些妇女儿童做出更多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失去了家园，住在东欧的社区里，那些社区直到今天仍对他们缺乏同情心。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嘴上不说，心里却认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该像摩西·塔沃尔描述的那样，做个“等待被宰杀的羔羊”。如果说塔沃尔们从纳粹的“最终解决”那里只得到一个教训，它就是：犹太人再也不能不加反抗地屈服于敌人，而在塔沃尔们看来，这也是新成立的以色列应当具备的民族精神。
在摩西·塔沃尔对德国人展开非法报复行动的同时，盟军的其他成员则努力在法律范围内抓捕行凶者。起初他们没什么进展，大部分曾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都人间蒸发。门格勒博士和鲁道夫·霍斯这样的大人物一开始被盟军拘留，但后来也都被释放。门格勒的腋下并没有党卫队的血型文身，这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被纳入党卫队，而霍斯伪装成德国海军的做法使得从来没有人检查他的文身。
但到了1945年秋，鲁道夫·霍斯已经成了第21集团军战争罪行调查部以及英国情报队（British Intelligence Corps）的审讯对象。英国人能详细了解霍斯的工作主要得益于贝尔根—贝尔森的解放。在对幸存者进行系统询问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人充满恐惧地讲到他们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另一个营地的遭遇，那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英国人这才决定抓捕这个屠杀机器的指挥官。情报队已经找到了寻找行凶者最有效的方式，那是通过他们的家人，因为纳粹分子可以改头换面，甚至逃到国外，但他们通常难以割舍对妻儿的感情，而家人几乎永远更容易找到。海德薇格·霍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也不例外。英国情报队查到他们住在距贝尔森6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庄里，马上对他们进行监视。霍斯夫人于1945年3月8日被拘捕。在几天的时间里，英国人反复逼问她丈夫在哪里，但她每次都回答：“他已经死了。”最后，情报队官员通过一个计策诱使她说出实话：这个监狱的后部紧邻一条铁轨，一辆列车呼啸着开到霍斯夫人牢房的正后方，停了下来。第92战地安全营指挥官威廉·克罗斯（“维克托”）上校说：”我们对霍斯夫人说，火车已经到了，她的三个儿子马上就要被送去西伯利亚，除非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在哪儿以及他用的别名是什么。如果她不配合，那么她只有两分钟时间跟儿子们道别……我们给了她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还给她留了纸和笔，好让她写下我们需要的信息。幸运的是，我们成功唬住了她，她写下信息，然后我们把她和她的儿子们送回了家。”
据霍斯夫人透露，她的丈夫住在弗伦斯堡附近的一家农场里。情报队立即动身前往德国北部。与当地第93战地安全营取得联系后，他们于3月11日那个周一的晚上11点到达农场，在一个既是马厩同时也是屠宰棚的房子里找到霍斯时，他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一位英国军医迅速撬开霍斯的嘴，检查有没有毒胶囊——他们都知道希姆莱在一年前就是用这种毒胶囊成功自杀。脸上挨了一位英国中士四拳之后，霍斯才终于承认自己是谁，随后他被按到屠宰棚的一张桌子上，据在场的一位英国士兵说，“殴打和喊叫声没完没了。”直到军医对克罗斯上校喊道：“快让他们住手！否则你们带回去的就是一具尸体了！”霍斯被裹在毛毯中塞进车里，汽车载着他驶向位于海德的安保总部。
第二天凌晨他们到达时，天上正飘着雪，但霍斯被迫赤身裸体地穿过营房的院子，走到自己的牢房中。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英国人始终没让他合眼，每当他打瞌睡，士兵就用斧柄戳他。按照霍斯的说法，他们还用他自己的马鞭抽打他。3月14日，他在一份8页的供认书上签了字。
一些大屠杀否认者总爱提及霍斯刚被逮捕时在英国士兵手底下遭受的虐待，并称他的供认书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诚然，霍斯最初的声明是否有效确实存在争论的空间，但在其后的囚禁和审讯中（他先是被送到了代号为“番茄”的二号战犯拘留中心，随后出席了纽伦堡审判和在波兰进行的对他本人的审判），没有证据显示霍斯又遭受过任何虐待。正是在后来的这段时期，他写就了自己的回忆录。事实上，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非常感激抓捕他的人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写下个人的历史。他始终没有推翻他最初的供认，无论是在撰写回忆录期间，还是在证人席上，而当时他是有机会公开反悔的。正如他后来没有顾虑地写下了自己最开始被英国士兵殴打的经历。
1947年4月，鲁道夫·霍斯回到奥斯维辛，回到了他当年工作的那栋大楼，但这一次，他没有坐在他位于一层的办公室书桌前，而是被关押在党卫队行政大楼的地下牢房。大家认为，让这个背负着奥斯维辛一百多万条人命的凶手在他的罪孽之地被处决，是他最好的下场。然而，在原定实施处决的那天，现场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天有数千人前来围观，其中很多是原来的犯人。结果，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激动的人群向前推挤着挡在他们身前的围栏。曾被关在奥斯维辛的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当时在场，他说他真的觉得“他们会当场用私刑处死霍斯”。他听见人群中一阵阵骚动。如果一大群人突然向前冲，站在一旁的士兵该怎么做？他们要开枪吗？鉴于情势太过危险，霍斯并没有按原计划从他的牢房里被带出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他让士兵们全部离场，并派出一个车队护送一辆小轿车离去，于是大家自然认为霍斯在车里。但实际上，霍斯并没有出来，那天晚上他仍留在自己的牢房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带出来。这一次，鲁道夫·霍斯面对的只有寥寥数人，而不是前一天怒吼着的群众。霍斯已经做好被处死的准备。目睹处决过程的人为数不多，当中就有斯坦尼斯瓦夫·汉茨。他说：“我以为他爬上绞架以后会说点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纳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我以为他会高声赞美纳粹的理念，毕竟他愿意为这些信条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没有，他一句话也没说。”
霍斯死得很“痛快”，这完全不是曾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的汉茨希望看到的。“我认为应该把霍斯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拉着这个笼子在全欧洲跑，让大家都能看到他，让大家都能朝他吐口水，这样他才能明白他都干了些什么。”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霍斯遭到什么样的羞辱和虐待，他都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
根据我与一些前纳粹分子接触的经验，我认为霍斯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可以明白无误地揭示出霍斯最后一刻的真实想法。他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提过，那就是：如果一名飞行员拒绝朝一个小镇投下炸弹，因为他知道这个镇里住的主要是妇女儿童，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霍斯说，这个飞行员肯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人们都说，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霍斯写道，“但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一回事。”
霍斯想用这个简单的类比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盟军用炸弹炸死妇女儿童，与纳粹用毒气毒死妇女儿童是一样的。直到今天，许多当年的行凶者（以及为纳粹辩护的人）依然支持这种观点。曾有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前党卫队成员在一次闲谈中对我说：“比起你们轰炸德国城市时炸死的孩子，那些死在我们毒气室里的孩子受的苦要少多了。”奥斯卡·格伦宁也曾更坦率、更认真地解释道：“我们看到炸弹落在德国的土地上，妇女和儿童在爆炸声中死去。我们看到这些，就会觉得，这场战争之所以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双方都有责任。我们之所以要进行大屠杀，一方面是为了打压挑衅的人，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在格伦宁看来，盟军“不考虑军事上是否必要，就用磷弹炸死妇女和儿童”，这种做法在战争结束后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这让他觉得，把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党卫队犯下的“战争罪行”上是非常虚伪的。
当然，这种比较让我们从直觉上就感到厌恶，而关于盟军轰炸德国城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之间区别的讨论也不在少数。举例来说，只要德国领导人投降，轰炸就会立即停止，而对犹太人的灭绝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一项政策；盟军轰炸的对象不是德国某个特定的人群，而纳粹迫害的对象则是帝国内部一个特定群体；盟军想要摧毁的是城镇里的设施和建筑，而不是德国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比如艾希曼残忍的尼斯科计划）在时间上先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因此用盟军的轰炸来为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辩护根本不成立；最后，把讲求实效的盟军战略规划者与希特勒、海德里希和艾希曼这些狂热的反犹主义者相提并论，无疑十分荒唐。除了以上这些区别，还有一个非专业人士最爱使用的论点：“是德国人先挑起来的，是他们先炸了英国的城市，然后英国人才轰炸了柏林。”但其实它是所有论点里最无力的一个，我们很难单纯因为敌人先做出某个举动，就证明后来采取相同行动的一方是合理的。
尽管二者有如此多的区别，霍斯和其他纳粹分子进行的对比依然让我们感到不安。其中一个原因很容易想到：众所周知，盟军领导层内部对是否轰炸德国城市存在分歧，不说别人，丘吉尔本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就对轰炸方案提出过异议。此外，近几年被披露出来的一则内幕消息，更加深了人们的不安：在1945年春天，盟军决定轰炸德国哪些城镇时使用的标准之一，是它们的“易燃程度”，这一标准导致乌兹堡（Würzburg）这样的中世纪古城成为轰炸的目标。给我们造成困扰的还有一个不那么容易想到的原因：轰炸机的发明使得从高空投掷炸弹的飞行员对他的杀戮行为产生了“距离感”。“那跟我走到外面一刀捅在一个人的肚子上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保罗·蒙哥马利这样说道，他是美国B29轰炸机飞行员，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对日本多个城市的轰炸。“你确实杀了他们，但你是远距离杀死他们的，所以你不会像在一场搏斗中把刺刀插进一个人的肚子里那样有什么负罪感。那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在电子游戏里打仗。”
蒙哥马利的证词令人联想到，纳粹也是通过建造毒气室，在行凶者与他们的杀戮行为之间制造距离感。这种联想让人感到不适。用炸弹炸死一个人比用刺刀捅死一个人要来得容易，同样的道理，对纳粹来说，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比开枪杀死他们更简单。20世纪的技术手段不仅使被战争夺去性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让实施杀戮的凶手承受的心理负担和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对奥斯维辛一百多万名犯人的杀戮可以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相提并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行动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霍斯和其他许多纳粹分子看来，二者有着相同的性质，轰炸和毒杀只不过是杀死敌人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置霍斯，无论他是否如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希望的那样，被“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他都不会真的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事实上，霍斯在登上绞架的过程中很可能在想：“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罪才死的，而是因为我们输掉了战争。我是作为一个被误解的人而死的。”说到底，这也是为什么霍斯这个看起来如此普通的人，实际上却非常可怕。
霍斯于1947年被处死后，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奥斯维辛营区也迅速土崩瓦解。比克瑙的部分营房被住在附近的波兰人拆毁，因为他们需要木材修复自己的房屋，但与他们相比，另一些人对集中营进行的洗劫则让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一名波兰年轻人约瑟芬·杰林斯卡与她的家人在战后回到奥斯维辛，却发现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纳粹对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重建时拆了他们的房子。于是，他们只好住进过去养鸡用的屋棚中。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会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从比克瑙地下挖出来的金子，最后让约瑟芬·杰林斯卡一家买到了一头牛。
波兰人扬·皮夫奇克当时也被迫住在比克瑙附近的一个鸡棚里，他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除了搜寻贵重物品，扬和他的朋友们还会贿赂那些偶尔在附近巡视的苏联士兵，以便从比克瑙的营房偷些木料回去造房子。“你知道吗，战后的生活很艰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曾目睹鲁道夫·霍斯处决过程的波兰政治犯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得到了一份工作，即在比克瑙做守卫。他的职责是看守营地，一旦当地人想从焚尸场偷东西，他就朝他们上空开枪警示。“我们管那群人叫‘墓地土狼’，”他说，“我们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会愿意从墓地里找东西。”他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从远处就觉察到这群人的靠近：“你可以通过气味认出他们，他们离得很远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一股味道，那是一种腐烂的尸体特有的恶臭。这种人走在街上你一下就能知道。”
直到很多年以后，奥斯维辛这个大屠杀发生地才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关注，而直到苏联解体，博物馆的标示牌才终于被替换，从而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体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
在此过程中，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几年的前党卫队成员奥斯卡·格伦宁则在玻璃制造厂步步高升，当上了人事部主管。最终他被任命为劳资仲裁委员会荣誉委员。奥斯卡·格伦宁表示，在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一名更称职的人事主管，因为“从12岁起我就开始学习什么是纪律了”，而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讽刺的意味或不自然的感觉。
尽管格伦宁曾在奥斯维辛负责清点和处理从到达营地的犯人身上搜刮来的各国钱币，从而间接为灭绝过程出了力，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对直接参与屠杀的人和没有直接参与的人是分得很清楚的。”此外，他也用到了纳粹分子在战后最爱使用的辩解之词，那就是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他用这样一个类比为自己开脱：“一群士兵不会在第一次见到枪林弹雨以后就都表示：‘我们不认同这件事，我们要回家。'”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德国检察官在战后决定谁犯有战争罪、谁没有的时候，采用的也是类似的原则。如果一名党卫队成员既没有身居要职，也没有直接参与屠杀，那么他基本就不会遭到起诉。因此，当奥斯卡·格伦宁做过的事情最终败露——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从没打算改名换姓或是躲起来——德国检察官却并没有对他提起诉讼。他的经历也表明，即使一个人加入了党卫队，被派到奥斯维辛工作，见证了灭绝过程，并以某种具体的方式为“最终解决”的实施做出贡献，比如负责整理从犯人那里掠夺来的钱财，在战后的西德，他仍有可能被判为“无罪”。事实上，据估计，1940——1945年间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大约有6500人活到了战后，但只有大约750人受到过任何一种形式的处罚。最有名的一次审判当属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22名被告中17人被判有罪，但只有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最重刑罚。
大量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没有遭到起诉，这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问题（或许只有波兰除外，在789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当中，多达673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起诉这些奥斯维辛工作人员之所以很困难，首先是因为不同国家缺乏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其次是因为冷战造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最后，我们不得不说，还因为人们缺乏足够强烈的意愿。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而这样的判决无疑将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然而，没有定罪，也没有判罚。曾在奥斯维辛工作并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约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当希姆莱在火车上想出建造毒气室的方案，以减轻他的手下因残忍射杀犹太人而承受的心理“负担”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意外的收获：这种屠杀方法帮助大部分党卫队成员在战后逃过处罚，只因他们宣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灭绝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犯人在离开奥斯维辛以后陷入了更艰难的处境，与此同时，奥斯卡·格伦宁却享受着（并且后来一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种反差并没有给格伦宁造成片刻的困扰。“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活。我所做的也是每个正常人都会做的，那就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比如自己的家人创造最好的生活。只不过我成功了，有些人没成功。这跟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关系。”
令人惊讶的是，对自己的过去满不在乎的奥斯卡·格伦宁，却在生命快要走向终点时，突然决定公开谈论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促使他改变心意的原因很耐人寻味。战后，格伦宁迷上了集邮，并加入了当地的集邮爱好者俱乐部。在一次俱乐部聚会上，在距离战争结束已过去40多年之后，格伦宁跟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谈论起政治。那个男人说：“简直太差劲了，这届政府竟然规定，任何怀疑几百万犹太人死在奥斯维辛的言论都是违法的。”他继续向格伦宁解释道，焚烧这么多尸体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他还坚持认为，要想毒死那个数量的犯人，纳粹需要使用的毒气剂量足够杀死附近“所有活物”了。
格伦宁当时并没有反驳这些说法，但他后来经一位票友推荐，买到了这位大屠杀否认者的一本集邮册，在上面写下了充满讽刺的评论之后，又把集邮册寄给了他。结果，他突然开始接到陌生人打来的奇怪电话，这些人对他提出质疑，不相信在奥斯维辛，纳粹真的用毒气进行大屠杀。原来，他对大屠杀否认者的谴责在一本新纳粹主义杂志上登了出来。此时，他接到的电话和收到的匿名信有“90%来自那些质疑我的人。他们想向我证明我自己在奥斯维辛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都大错特错，都是我自己的想象，说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于是，为了反驳那些对他亲眼所见的事实提出质疑的人，格伦宁为他的家人写下了他个人的历史，并最终同意接受BBC的采访。现已年过八十的格伦宁对大屠杀否认者只有下面这几句简单的话要说：“我希望你们相信我。我亲眼见过毒气室，亲眼见过焚尸场。我见过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曾站在坡道上，筛选就在那里进行。我希望你们相信，这些暴行真的发生过，因为我就在现场。”
这个悲惨的故事进行到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到任何处罚，而集中营里的大多数犯人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非但如此，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遭受到更多的偏见和伤害。这样的结论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快。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战后被寻觅贵重物品的当地居民一遍遍翻动。这个墓地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许多犯人的骨灰倾倒在这条河里。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已永远无从聆听。
大多数曾在奥斯维辛遭受折磨的人，似乎再也无法找到精神层面上的慰藉或救赎。虽然有埃尔泽·阿布特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人，感到上帝始终在集中营里陪伴着她，但绝大多数是像琳达·布雷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奥斯维辛没有上帝。那里的条件太可怕了，上帝决定不去那里。我们根本不会祈祷，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无济于事。很多幸存者都成了无神论者，他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琳达·布雷德这样的幸存者得出的结论是，她能活命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而当一个人认为主宰命运的是完全不受个人控制的偶然因素时，他很难再有任何宗教信仰。
据估计，被送到奥斯维辛的130万人中，110万人死在了那里。其中大约有100万是犹太人。对那些依然沿用苏共思路，把所有死在奥斯维辛的人都说成“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人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数字。我们必须记得，超过90%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奥斯维辛被夺去生命，只因他们在纳粹眼中犯有一种“罪”，那就是生为犹太人。
以国家为单位来看，向奥斯维辛输送犹太人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匈牙利—在1944年初夏的高峰时期，共有43.8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那里。其次是波兰（30万），接下来依次是：法国（69114）、荷兰（60085）、希腊（55000）、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46099）、斯洛伐克（26661）、比利时（24906）、德国和奥地利（23000）、南斯拉夫（10000），意大利（7422）。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死在集中营里的非犹太人，他们是7万名波兰政治犯、2万多名吉卜赛人、1万名苏联战俘、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数十名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出于种种荒谬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
用不了多久，最后一批奥斯维辛幸存者和最后一批奥斯维辛行凶者都将追随那些集中营受害者而去。届时，世界上将不再有任何活着的奥斯维辛亲历者。等那一天到来，这段历史将有可能变成又一段遥远的过去，变成许许多多可怕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在奥斯维辛之前也发生过许多可怕的暴行，比如狮心王理查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对阿克（Acre）穆斯林的大屠杀，再比如成吉思汗在波斯进行的屠戮。或许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奥斯维辛，认为它不过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件可怕的事，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但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必须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评判某种行为。而在20世纪中叶的语境下，在欧洲文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行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已为世人知晓，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段历史对我们、对后人将永远是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