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2）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2）

帕维尔·斯滕金好不容易侥幸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此时却要经受来自同胞的类似折磨。1941年10月他来到达奥斯维辛，是被送去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囚犯之一。第二年春天，这一批犯人只剩下几百个。他成功逃到树林中，并与行进中的红军队伍会合。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像他所期待地那样欢迎他的回归，让他继续参与对抗德国人的战斗，反而对他进行了数个星期的审问。苏联反间谍组织（SMERSH）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德国军队的？”他被送回国内，囚禁在禁闭流放者的城市彼尔姆和乌拉尔，在那里，审讯仍在继续。“每隔一天，我都会在夜里被叫醒，‘承认这个，同意那个，我们什么都知道——你是个间谍。’他们一遍遍地折磨我。”斯滕金白天工作，晚上被审问，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后，他最终因一项被捏造出来的罪名被判处了数年的监禁。法官草草结束了对他的审判，只因那天晚上他们要去剧院看演出，这充分体现出苏联司法系统草菅人命的态度。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滕金才被释放，而有超过100万名苏联士兵像他这样被囚禁了两次——一次被德国人，一次被自己国家的同胞。
帕维尔·斯滕金和塔季扬娜·纳尼耶娃的经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明显缺少许多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史应具备的救赎意味。对好几代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被描述为“正义”对抗“邪恶”之战，具有了近乎神话般的色彩。当然，纳粹主义确实被击垮，这一罪恶之源的消除也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益处，但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并不像主流宣传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实际上，被红军解救出来的苏联战俘很少有人有“幸福的结局”，东部的很多人亦是如此。
在战争走向尾声时，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对不同族群进行了集体迫害。近10万名来自斯大林格勒南部草原的卡尔梅克人因苏联领导人眼中的“罪行”被集体驱逐到西伯利亚，而所谓的集体“罪行”只是没有尽力抗击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苏联其他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相同的遭遇。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苏联公民遭到驱逐，但这个数字肯定超过100万。与犹太人不同的是，大多数犹太人在落入纳粹之手后遭到杀害，而被斯大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在他死后得以从西伯利亚回到他们的祖国。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肯定，斯大林以个别人的过错处罚整个族群的做法，给车臣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其他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1945年5月，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在送走了一个残暴的专制者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暴君，这一严峻的现实对许多想要返乡的奥斯维辛幸存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开始，苏联人的占领给琳达·布雷德的感受还是很好的，这些人毕竟打败了纳粹，解放了集中营，阻止了他们对犹太人的灭绝。5月5日，她终于在柏林北部的集中营被解救（她在奥斯维辛关押了两年半以后被送到那里），红军对她和其他犯人都“非常友好”。他们为这些犯人找来新衣服，好让他们把自己极其痛恨的、已经穿了太长时间的条纹囚服彻底丢掉。而获得新衣服的方法很简单：红军把犯人们带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处，让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住在里面的女人吓得大叫：“没有党卫队！没有党卫队！”与此同时，琳达和其他几个斯洛伐克犯人一把推开她，开始搜寻衣服。她们打开衣柜，发现了几件党卫队制服，显然，这个女人是一名党卫队队员的妻子。于是，她们“洗劫”了整个地方，把鸭绒被和其他物品扔出窗外，把她们能用上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声称她们几乎没怎么碰那个女人，但又承认有个“特别壮的女孩”确实有“抓着她朝她大吼”。
琳达满脑子想的都是回斯洛伐克。其他一些人梦想在美国或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于是，她与其他几个斯洛伐克人一起踏上了漫长的归家之路。她们穿行在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欧洲，到处都是损毁的铁路和公路。在柏林，她们看见德国战俘正在平整道路，修补巨大的坑洞。曾经的“统治者种族”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场景让琳达和其他女人兴奋不已，她们甚至询问看守战俘营的红军士兵，她们能否对这些人说几句话。这名士兵同意了，于是她们开始奚落德国人，大喊：“赶快！赶快！动起来！动起来！”接着她们“真的推搡起那些人来”。这件事比“洗劫”德国人的家更让琳达·布雷德确信，她再也不用惧怕德国人，再也不用在筛选过程中从心底感到恐惧，迫切渴望自己是那个被选中活命的人。
出了柏林以后，她们一直步行，因为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选。1945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她们正走在德国中部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几个红军士兵开着车赶了上来，提出可以载她们一程。琳达和其他女人“真的特别害怕，因为他们经常强奸女孩”。但她们已经走了太远的路，特别渴望休息一下，于是，她们带着恐惧上了苏联士兵的卡车。结果，才开了几英里，苏联士兵就突然停下车，把她们身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抢走了。“他们连我们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东西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说，“但至少我们保住了性命。”
这些女人被扔在路边，身无分文，只得重新开始徒步前进。只有很少的几次她们搭上了短途火车，得以在火车上歇歇脚。最后她们终于走到了布拉格。琳达和其他几个女人在市区找到了住处，但仍一心想要回到自己位于斯洛伐克的家中，片刻都不想耽搁。每天有一班列车往返于布拉格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之间，坐上这趟车，琳达就可以回到斯洛伐克东部的小镇斯特罗普科夫（Stropkov），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在离家三年多之后，在被塞进货运卡车里驱逐出境，历经奥斯维辛里种种困窘和磨难，最后从德国北部朝着家的方向一路漫长的跋涉之后，琳达终于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梦想，那就是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但此时她却发现，里面住的似乎是别的人。她敲了敲门，很快一个俄国或乌克兰男人打开门。“你要什么？”他问。“我要回我的家。”琳达回答道。“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他边说边在她面前重重地关上了门。
琳达陷入震惊。走在自己家乡的大街上，她突然意识到，所有原本属于她亲朋好友的房子里现在都住着苏联人：“我透过那些房子的窗户往里看，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镇上还能见到的熟面孔只剩下非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曾对琳达一家很友善，因此琳达以为至少他们会欢迎她回来。然而，她错了。“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琳达说，“但她并没有走过来对我说：‘见到你很高兴。’大家都和我保持距离，仿佛我是某种毒药一样。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再也没回去过。回家是我最痛苦的经历，真是一场灾难。”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与琳达·布雷德一样，有着非常痛苦的返乡经历，这些幸存者不仅来自奥斯维辛，也来自其他一些集中营。被囚禁期间，他们一直用回家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以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琳达·布雷德最终离开了斯洛伐克，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
瓦尔特·弗里德是另一个在1945年夏天回到家园的斯洛伐克犹太人。此前，17岁的他与家人一起关在国内的劳动营里。迫于政府内部一小派人施加的压力，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于1942年10月停止，因此，一部分犹太人没有被送交纳粹，而是留在斯洛伐克进行强制劳动。瓦尔特的家境相对富裕，他的父亲在托朴卡尼（Topolcany）镇拥有一家餐厅和一部出租车。1939年以前，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快乐，邻里之间也很和睦。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后，他们回到家园，期待着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
他们是少数成功回到家乡的犹太人，战前居住在这个镇上的3200名犹太人，最后只有大约10%回到了这里。然而，他们发现等待自己的竟然是仇恨，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的家中住着别的人，他们试着要回房子，但现在的住户拒绝搬出。他们的餐厅也遇到相同的情况，新老板告诉他们，在苏联人占领期间，这家餐厅已经“国有化”，由于他是付租金的人，因此由他来经营餐厅是天经地义。
弗里德一家本以为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被驱逐之前，瓦尔特的父亲曾拜托他们的好友，信奉基督教的一家人帮忙藏起一些金银财宝。此时，他们信心满满地想要取回这些财物。他们邀请这家人共进午餐，大家一开始都有些拘谨，最后瓦尔特的父亲终于提到这个他们一直惦记着的话题：“我们留给你们一个小包裹，你们都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有金子，钻石和钱。”他们的朋友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弗里德一家确实留了一些东西在他们这里，但只是几件衣服，现在他们很乐意把衣服奉还。“我们留给你们的是金子和钻石！”瓦尔特的父亲绝望地喊道。但是没有用，他们最终也没能拿回自己的财产。
让弗里德一家心灰意冷的，不光是朋友明目张胆地抢劫他们钱财的行为，还有朋友的背叛。“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瓦尔特·弗里德说，“那个曾与犹太人做朋友的虔诚基督徒，那个一直接受犹太人救济的人，到头来却不愿回应我们的要求。他当年身无分文地来到我们餐厅，我们免费给他吃的，结果现在他却根本不想让我们回来，这样他们就不用再翻出那笔旧账，不用看着我们的眼睛说：‘我们什么也不欠你们的。’战前最好的朋友现在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1945年我们遭到的威胁比1942年我们离开时还要严重。仇恨就是这么深。”
194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仇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袭击：瓦尔特和他父亲走在托朴卡尼镇一条大街上时，突然遇到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战前是瓦尔特的校友，名叫约绍，而现在的约绍变得极不友好。这群人冲到瓦尔特和他父亲身边，开始殴打他们。“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约绍边打边喊。瓦尔特受了伤，倒在地上，这时他想起战前他与约绍分吃面包的事。他对约绍说：“你吃我的面包吃得还不够是么？现在竟然跑来打我！为什么？”但约绍只回答道：“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
这群恶棍中的其他人喊道：“犹太人！是你们害死了基督。”他们不光挥动拳头，还棍棒齐下，直到瓦尔特父子奄奄一息。这场袭击就发生在小镇的主街上，瓦尔特发现，虽然有几个经过的人与他们相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他们。“我曾以为我认识很多人，”瓦尔特说，“但突然之间没有人还认得我们。”接着，这群年轻人把他们拖去了当地警察局，把他们扔在台阶上。“警察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没有追捕那群人，而是任由后者一走了之。然后他们又打了我们一顿。”瓦尔特知道他再也没法继续在斯洛伐克住下去了，就抓住机会移民到以色列，直到今天仍生活在那里。
据称，战后波兰的犹太人还遭到过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没人知道在整个东欧还有多少犹太人从集中营回到家乡后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也没人详细统计和调查过未归还犹太人的财物究竟有多少。但瓦尔特·弗里德和琳达·布雷德的遭遇决非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一片混乱之中，人们都忙着适应新统治者领导下的新生活，就算有人打算为那些从反犹迫害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伸张正义，这件事的重要性也远远排在其他事情之后。
1943年10月逃离索比堡的托伊·布拉特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犹太人再也回不到战前相对平静的生活了。在抵抗运动后，他逃出集中营，在波兰东躲西藏回避德国人，希望能从当地人那里寻得帮助。然而他发现，很多波兰人拒绝伸出援手，不仅因为他们害怕纳粹，还因为他们自己也带有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最后终于有一个农民同意把他藏在农场外一个小屋的地下室里，但这纯粹是本着赚钱的目的——藏他是要收费的。由于战争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迅速结束，这名农民的一个亲戚有一天走进托伊的藏身之处，打算杀了他。托伊最后通过装死才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战争结束后，托伊·布拉特回到了位于伊兹比卡的家。与琳达·布雷德和瓦尔特·弗里德一样，他发现镇上原来的犹太人社区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后来他离开伊兹比卡，想在波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却也过得不开心：“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波兰度过的，”他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要结婚，但有一个问题，我的女友知道我是犹太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多半是负面的，我不得不说。”由于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这片土地上感到格格不入，1957年，托伊移民到以色列，后来又去了美国。他说自己可以感受到波兰共产党的反犹主义倾向，因为他觉得波兰共产党将犹太人视为“第五纵队”。
托伊·布拉特最后在美国打拼出一片天地，但他总觉得自己有一部分是属于波兰的，于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访伊兹比卡。那个曾住着近4000名犹太人的小村庄，现在里面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了。村里有一个波兰天主教徒是托伊的朋友，他常说如果托伊回来就住他那里。然而，等到托伊真的回到村庄，这位朋友却把他拒之门外，没有给任何理由。当然，托伊很清楚原因：“他不想让邻居知道有个犹太人睡在他家里。”
就连那些曾在战争期间帮助托伊·布拉特藏身的波兰人，也不愿承认他们是朋友，甚至不愿承认他们互相认识。托伊指出，在他从索比堡回到波兰的漫长路途中，一些勇敢的波兰人曾为他提供过食物和住处（近期关于华沙的研究表明，这样勇敢的波兰人有数千名之多），但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的行为不但不引以为傲，反而感到羞耻。当托伊与一名天主教神父一起走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时，他指了指一幢房子，说住在里面的人曾在战争中帮助过他，边说边朝大门走去。结果，那个人躲在窗帘后面，不愿为他开门。对托伊来说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猜测：“很多曾经藏匿过犹太人的人不愿意让邻居们知道，因为邻居马上就会说：‘哦，他藏过犹太人，肯定挣了不少钱。'”
而令托伊深受打击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去拜访自己伊兹比卡旧居的时候，它生动地表明，反犹主义观念和思想到现在依然阴魂不散。托伊敲了敲门，问住在里面的人能不能让他进去，说他想看看这个他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个他躲避德国人的“行动”时的安身之地，这个他最深爱的父母在被带去索比堡之前，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住所。一开始新住户不愿意，但在托伊把三美元塞进他手里之后，这个人同意了。托伊走进屋，马上注意到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他说这是他父亲的椅子。“哦，不，”新住户说，“这不可能。”于是托伊拿过椅子，把它翻转过来，可以看到椅子底部刻着他家的姓氏。见到这一幕，那个男人说：“布拉特先生，你何必拿这把椅子来演戏？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托伊不解地望着他。“我知道你是回来找你藏起来的钱，”那个男人继续说道，“咱们可以分了它，你一半，我一半。”托伊·布拉特愤怒地离开了，一次也没有回头。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发生的事更具讽刺意味：托伊再次回到伊兹比卡，他经过原来的家，发现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他跑去问隔壁的人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哦，布拉特先生，你走了以后，我们根本没法睡觉，那个人没日没夜地找你藏起来的财宝。他把地板拆了，把墙推了，把所有东西都拆了，结果发现没法复原，因为那得花好多钱。所以那里就成了一片废墟。”
虽然托伊、琳达和瓦尔特在战后的遭遇反映出人性中令人失望的阴暗面，但来自欧洲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多少令人欣慰。在战争结束前，丹麦犹太人大部分漂泊在瑞典，少数关在纳粹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他们在战后回到家乡，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我们这里不一样，没人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本特·梅尔希奥说，“这里的人没有动我们任何东西。”梅尔希奥一家人刚回去，他们的房东就通知了当时住在他家的房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过上了和被驱逐前完全一样的生活。他们的房东甚至帮他们把家具仔细地打包和存放起来，好让他们回来以后继续使用。
回到丹麦的住处，鲁迪·比尔和他的家人发现家中“一尘不染”。他们不在的这几年，朋友一直在帮忙支付房租。“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他说，“就是那种大家都觉得我们还会回来的感觉。”他记忆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妻子家：他们被带走时家里有一只未煮熟的鸭子，结果18个月后他们回到家时，发现鸭子还在，但已严重腐烂，从那以后他的岳母再也不吃鸭子了。
大体上来说，丹麦的犹太人回到家乡后受到的待遇要好于波兰或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那些想在苏联统治下的新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犹太人，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宣扬的是一切财产国有化，禁止个人拥有住房或工厂，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想要回自己在战前拥有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非犹太人在犹太人遭到驱逐期间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或公寓，而这些人现在只需要说，房子是国有的，他们不过是租住，就可以不必归还（这也正是弗里德一家在斯洛伐克试图要回自己的餐厅时遇到的情况）。此外，对这些国家的许多非犹太人来说，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别人讨论纳粹占领他们的国家并迫害犹太人期间他们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当然，考虑到屠杀的规模，能成功回到家乡发起这样一场讨论的犹太人少之又少。苏联力图淡化纳粹灭绝行动中的种族要素，强调受害者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也完全符合东部一些非犹太人的愿望，这样一来，纳粹残忍的“最终解决”将与他们的国家毫无干系，否则实在有太多令人难堪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这段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例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违背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念行事是极其困难的。瓦尔特·弗里德的老朋友约绍之所以与他反目，并不是他独自一人的决定，而是由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造成这一变化的，一方面是苏联人的占领，另一方面是少数犹太人在战后的回归，让很多人被迫面对一段自己努力想要遗忘的过去。选择永远存在，但随大流总是更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持有反犹主义观点，都想要迫害犹太人，那么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
但在丹麦人那里则不存在这样的困境。他们觉得1943年秋天纳粹想要驱逐犹太人时，自己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因此丹麦犹太人在战后回到家乡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不必视而不见。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无论从经济、政治，甚至是道德上来看，做个丹麦人都比做波兰人或斯洛伐克人更容易。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欧国家的犹太人在回到家园以后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事实上生活一点也不轻松。尽管有联合救济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资助，尽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依照《卢森堡条约》支付给以色列的赔偿金，但许多犹太人始终没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补偿。直到今天，争取合理赔付的努力仍在继续。
相较于那些在战争结束后命运迥然的受害者，迫害的实施者则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刻都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所有人的将是拘捕和起诉。与努力隐瞒自己真实过去的鲁道夫·霍斯一样，奥斯卡·格伦宁，这个奥斯维辛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1944年，他要求调往前线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于是他加入了在阿登高地作战的党卫军部队。后来因负伤被送去一家战地医院，伤愈后他重新回到部队，直到1945年6月10日向英国投降。他们被俘后，英国人给所有人发了一张问卷，格伦宁这时意识到，“提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作经历一定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于是他“决定尽量隐瞒这件事”。他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曾在柏林的党卫队总部工作。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突然对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切产生了羞耻之心，而是因为“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对的，我们知道那里（指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也有违反人权的地方”。但格伦宁依然觉得，“我之所以会成为战俘，是因为我的党卫队身份，我加入组织在先，它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在后，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罪犯。”
格伦宁与其他党卫队成员一起关在一个昔日的纳粹集中营里，这段经历“令人不太愉快，这是对待罪之人的报复”。1946年，他被转到英格兰，从此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需要进行强制劳动，但总的来说他在那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监狱里的伙食不错，还能挣到零花钱。他甚至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唱诗班，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辗转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和苏格兰各地举办演唱会。他会唱德国赞美诗，也会唱传统的英国民谣，如《一个情人和他的姑娘》（A Lover and His Lass），演出深得英国观众喜爱，他们争相邀请唱诗班里的德国人到自己家中过夜，睡个好觉，并为之准备早餐。
1947年，格伦宁获释回到德国。由于他过去的党卫队身份，他原来工作的银行拒绝接受他。他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展开一步步向上爬的漫长职业生涯。关于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格伦宁依然践行不去引起“不必要关注”的原则，甚至要求他最亲近的家人也抹除相关的记忆。他回到德国没多久，有一次与自己的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我气炸了！”格伦宁说，“我一拳重重砸在桌子上，说：‘以后但凡有我在，谁都不许再提这个词，不许把它跟我联系起来，否则我就搬出去！’我的声音特别大，他们后来都照我说的去做，再也没有提起过。”就这样，格伦宁一家在战后的德国安顿下来，努力为自己创造新的未来，并成为德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战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以色列建国，它也催生了一支资金充裕、组织有序的情报机构，其成员齐心协力地追查纳粹行凶者的踪迹。他们最著名的成就便是在阿根廷抓获了阿道夫·艾希曼，将他秘密转移至以色列，并于1961年在特拉维夫市对他进行了审判。摩西·塔沃尔是抓获艾希曼的成员之一，他固然对这次广为人知的行动感到自豪，但更有成就感的，是他在战争刚结束的数个月里秘密进行的“报复行动”。
1941年，20岁的摩西·塔沃尔加入英国陆军，随后效力于“犹太旅”，这是一个由5000名犹太士兵组成的队伍，负责指挥的是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犹太人，布里格迪尔·欧内斯特·本杰明。他们把大卫之星当作自己的徽章，而这个标志现在出现在以色列的国旗上。巴勒斯坦犹太人最早于1940年被征入英国军队，1942年，巴勒斯坦军团参与了北非战场的作战。英国政府内部多年来一直有人反对单独成立一支全部是犹太人的部队，反对者就包括内维尔·张伯伦，但温斯顿·丘吉尔对这种做法持更开放的态度，因而“犹太旅”在1944年得以组建完成。
犹太旅在意大利北部一路挺进到战争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纳粹如何对待他们的犹太同胞。“我们很生气，”他简洁地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仅仅参与作战还不够。”于是，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讨论出“报复”德国人的方法。他们首先动用各种资源，联络上部队情报部门以及其他犹太组织的人，从他们那里要来一些德国人的名字，这些德国人据称全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接着，他们对自己的车进行伪装，盖住大卫之星标志，换成某个非犹太人部队的标志，并在自己的手臂上套上英国宪兵的袖章。等全部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就驱车来到某个涉嫌杀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家中，把他带出来接受“审问”。“他们没有怀疑，”塔沃尔说，“他们没认出我们是犹太旅的，还以为我们是英国士兵。我们把那个人带走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但从那一刻起，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家。”
摩西·塔沃尔和犹太旅其他成员开着车，把他们的德国俘虏带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他们会把自己听到的有关他的指控说给他听，然后，“也许我们会给他个机会说点什么”。在这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把他解决”。他们十分小心，没有留下任何杀人的痕迹，没有血也没有尸体。“具体方法是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勒死他。”后来他承认他亲手勒死过一个有嫌疑的德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乐意做这件事，但我确实做了。我不需要靠酒精让自己兴奋起来，我总是有足够的热情。我不是说自己很冷漠，只是我在做自己的工作时很冷静。甚至你都可以拿我跟那些做相同事情的德国人相比较，他们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在杀死有嫌疑的德国人后，他们处理掉尸体。“接着我们会把车开到一个我们提前选好的地点。我们把一些重物绑在他的脚上，比如发动机的某个零件，然后我们就把他拖进河里。”
摩西·塔沃尔一点也不后悔他以这种方式亲手杀死德国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杀人的那一刻感觉很好，而是在那（整个）时期。我不能说我现在对这件事感到抱歉。你可以说我杀了人，但我知道我杀的是什么人。我既不自豪，也不歉疚。我不会在半夜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或怎么样。我睡得好，吃得好，日子照常过。”
摩西·塔沃尔承认，他所伸张的“正义”与法官和陪审团判定的“正义”有很大差距，他也承认，“在那之前，我一生中也做过不少不那么体面的事”。此外，他和同伙们得到的“证据”有些是禁不起推敲的，这些指控是否合理，永远都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裁决。因此，塔沃尔杀害的有可能是无辜的到证实的事件是，一些犹太“复仇者”曾试图给一个集中营的供水系统投毒（但最后没有成功），那里面关押的都是党卫队队员。
摩西·塔沃尔和其他犹太旅成员所采取的这些行动背后似乎有着单纯而明确的动机，那就是报复纳粹对犹太人（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亲人）的屠杀。然而，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他们的内心深处还藏着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是这个念头让他们变得如此残酷无情：他们认为那些被德国人折磨的犹太人没有进行足够的抵抗。“我不明白，”塔沃尔说，“6个或8个德国士兵怎么能把150个犹太人赶上车然后把他们送走呢？我想我应该会攻击某个德国人，让他们杀了我，一切就都了结了。但我跟那些住在波兰小镇子里的犹太人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假装自己是古代犹太英雄，假装我们在打仗。我特别认同两千年前在这个地方（指以色列）战斗的人，但对那些像待宰羔羊一样的犹太人就没那么认同了，我没法理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