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昙曜 | 29 僧祇户与佛图户（下）

29 僧祇户与佛图户（下）

起初，“僧祇户”“佛图户”对国家、对佛教寺院、对僧祇户都是有益的, 可谓一石三鸟的好办法，无疑是得到了各方的认可，所以不久便遍及全国各州镇。昙曜将僧祇粟用于开凿武州山石窟，也用到有关佛教的其他活动，社会教化的功能因而日益活络。

按照昙曜的想法，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并特别强调，在灾年时要用僧祇粟救济饥民，不限道俗，皆以拯施。昙曜的初衷是好的，但到后来，问题来了。在一所寺院里，寺主是首脑，下有都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人员。这些人中的贪婪奸猾之辈，对僧祇粟的态度是“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便利用特权，将赈灾的谷粟等物资放高利贷，从事田园经营、土地收租和商业贸易，慢慢地，僧祇粟演变为他们手中获取不义之财的工具。这时的僧祇粟表面上看是荒年救济款，实际上是岀息取利的本金，被纳入了僧团“无尽藏”“无尽财”（因本金子母辗转生息而称为“无尽”）。具体腐败的情形可以参看一百多年后，唐代的道宣在《广弘明集》提出的类似的批评：“或垦殖田圃，与农夫交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奉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 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哉,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这样一来，真正需要救助的贫穷 人家不仅未得到相应的救济，反而因借贷的利滚利不断欠下新的债务，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与此相反，部分僧侣的生活却在牟取不法暴利中日益变得奢华糜烂。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导致社会危机四伏。

昙曜去世后，永平四年（511）,都维那僧暹、僧频不顾昙曜生前成规, 违反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的规定，滥用职权，逼迫赵苟子等二百余家僧祇 户迁居，专属永宁寺之私奴，剥夺他们的自由，致使他们悲伤哀叹，怨声 载道，乃至自残肢体希望避免劳役、抛弃子女期盼侥幸得人收养。更严重 的是，有五十多人上吊自杀或者投水而亡，以此表示反抗。那些活着的亲 属叫苦连天，联合起来，状告于官府。后虽惊动了皇帝，事情得以解决， 但僧祇户制度造成的矛盾却一直没有彻底消除。

好的东西会向着坏的方向蜕变，这是一个规律。尽管昙曜已经警觉到问题，且也寻求解决之道，但终归力所不及，局面越来越不是他所能左右。在昙曜死后，朝廷也做了努力，永平四年（511）的一道诏书提岀：

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尝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贪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以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剌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山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来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

但成效甚微，到后来，甚至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沙门的暴动。最有名的一次暴动发生于延昌四年（515）六月，冀州沙门法庆用妖术迷惑百姓，与勃海人李归伯一同作乱。法庆被推举作首领，号称“大乘”。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据说法庆配置狂药，人服用后，父子兄弟不能相认，只知一味地屠杀。他们克阜城，破煮枣城。又回师北上，围渤海，陷郡城。队伍发展迅速，最终达到五万余人。他竟传言“新佛出世, 除去众魔”，烧寺院，焚经像，杀僧尼。秋七月，北魏以元遥为征北大都督, 率军十万，东下冀州。冀州刺史萧宝黃利用当地豪强势力，率州军配合元遥大军镇压，不久法庆兵败被杀。沙门在暴动中干的却是杀戮同门、毁经灭寺的勾当，这是怎样的一种矛盾和仇恨？制造这种矛盾和仇恨的根源在哪里？僧祇户、佛图户们又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但不管怎样，暴动是与僧祇户政策有关系的。

僧祇户政策还造成了其他一些让昙曜没有想到的情况。比如，“僧祇户”“佛图户”为民众投靠寺院开了绿灯，以至于寺院成为“法外之地”、“世外桃源”，僧祇户所受的免税免役优待，对一般平民更具有诱惑力，于是他们纷纷“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以求寺院庇护，出现了大量“假募沙门，实避调役”的情况。到了北魏末，全国寺院竟达三万多座，佛教徒的数量也急剧上升，最后竟扩至两百万之众。无数百姓皈依佛门，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和土地的荒芜。

从积极意义上说，“僧祇户”“佛图户”是昙曜对寺院经济的一个新改造。印度僧侣最初的生活方式，主要就是沿街乞食与信徒施舍。后来随着影响力的增强，寺院慢慢有了依附人口和固定的收入，寺院经济由此产生。在中国，大约两晋时，寺院开始垦殖土地，兼涉商利，从而形成经济实体。进入南北朝之后，一些著名的僧团，如道安僧团、道朗僧团，其运营和发展, 背后都有国家的资助和支持。寺院的财产被称为三宝物，即僧物、法物、佛物。其中，作为僧物的田地、宅舍、园林和金银货币是构成寺院经济的基础。其来源，一是朝廷的恩赐和施舍，朝廷通过这种施舍和恩赐，收买佛教徒为其统治服务，这也是寺院兴起的一个原因；二是寺院直接进行土地的兼 并和掠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翻改契券，侵蠹贫下”。三是昙曜 的这种“僧祇户”“佛图户”的形式。

僧祇户政策，使寺院摆脱了单靠施舍赏赐过日子的被动局面，为寺院的独立发展筑起了稳固的经济基础。不仅改善当时复法所需的经济环境，还为社会民心注入一股安定的力量。这是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与独立的一个标志。

必须要说，昙曜的这一首创为后世历朝的寺院经济提供了范本，到了唐代形成了大庄园式的寺院经济，寺院依然有两种贱民，一曰部曲，二曰奴婢，与北魏的“僧祇户”“佛图户”异名而同体。这种新型的寺院经济凭仗着政治、经济上的治外法权，成为中国地主庄园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 连绵延续千余载。这是昙曜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