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式现代化②丨专访清华大学尹稚：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它将具体表现为怎样的图景？中国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们又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做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面对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的艰巨、复杂任务，区域协调发展如何促进？

红星新闻邀请到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尹稚做出解读。

红星新闻：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尹稚：我们迈向现代化，说到底是整体人口的现代化、14亿多人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是个什么概念？

2022年，美国人口总数3.33亿，欧盟东扩后人口达到5亿，二者相加才8个多亿。这样的数字尚且是估高的，因为并不是欧盟内部的所有国家都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一些南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还在路上。如果用G7（七国集团）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集团为尺度，那“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规模尺度就更小了。

红星新闻：中国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将会有哪些特征表现？

尹稚：这个规模数量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艰巨性从何而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发展格局。这种改变早在十几年以前就引起了传统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一直以来流传的“中国威胁论”，到现在为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大约十几年前炒作的“谁来养活中国人”，也就是当中国达到现代化的“营养水平”，那么全世界的粮食够不够吃？第二个版本，是美国奥巴马时期曾有个公开讲话，质疑当14亿多中国人都达到美国的现代化水平、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时候，要有多少个地球才能支撑实现这个目标。

这样的“中国威胁论”隐含了一个信息，也就是美国是用自己的工业化历程、现代化进程惯性和经验参数来评价中国的，把美国自己的参数作为基准算法。第二种“中国威胁论”认为，如果达到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中国必然给世界带来跟美国人均同样的物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当美国按照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惯性和经验参数来评价中国，它推导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不可能和平发展，一定会“在全球称王称霸、掠夺更多的资源”。

而前所未有的艰巨、复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应。实际上，我们走的这条路绝不是它（美国）所想的那条路。实现14亿多人口现代化的艰巨性跟我们这些年设定的很多目标是直接相关的，比如更为集约化的利用资源，更为低碳化的新型工业化进程，更为低碳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态文明前提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

红星新闻：您说的“走与美国截然不同的路径”意味着什么？

尹稚：意味着我们将来实现现代化，要有本事以美国1/4的人均能耗、1/5的用电量来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在生活水平、生活品质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乃至重新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变革来实现我们的现代化。

其实，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很多现在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的国家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各种方式占有全球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的。而中国肯定不会走这条路，我们的路径、技术标准、整体和人均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肯定会远远低于美国，这就是它的艰巨性所在。

有很多的技术是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需要考虑的，但是中国得考虑，也得付出，这就是我们的艰巨性所在。

红星新闻：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另一个特征“复杂性”又是什么呢？

尹稚：复杂性来自于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社会经济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无论是气候带的分布还是自然禀赋条件的差异，中国这块土地反映了最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元素的多元性，也就是差异性。第二，中国不同的地域所经历的发展时段、发展背景其实是不平衡的。我们在东部地区已经开启了高度现代化的进程，而西部和一些特殊的地区可能才消除了绝对贫困。第三，中国有着多民族文化特征，地域的亚文化特征本身也是高度多元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未来要走的路很难找到简单的路径依赖，或者特别成功的参照样本。很多事情需要从国情出发去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稳中求进、量力而为、循序渐进的过程。

红星新闻：在现代化进程中，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超大、特大城市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尹稚：有几个情况其实值得注意，目前生活在超大和特大城市行政区以内的人口大约是3亿，到本世纪中叶，预计在这些地区里生活的人大概是4亿，这就占了约30%的中国总人口。从城市化人口来算，居住在这里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应当占全国城镇化总人口的40%左右，其对GDP的贡献会占到全国GDP总额的50%左右。从这一组数字可以判断，特大、超大城市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当中，至少将在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一，超大、特大城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尤其是在新旧动能转换，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要素的背景下，高密度的人口聚集、高强度的基础设施的支撑，以及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等体系的建构都会使这些地区成为科创的高地，可以打造出面向未来的、新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

第二，它们也是文明社会高质量建构的示范区。越是特大和超大型城市，人群的多样性就越鲜明，特大、超大城市的社会秩序和文明社会建构有着最多的人群样本，可以在这样一个地域当中发生复杂的沟通交流，冲突、矛盾等都会在这里充分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在这种矛盾集中、问题多元的社会建构当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实践经验，那么再去治理相对社会结构简单的中小城市，乃至广大的农村地区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这也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问题总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原因。

第三，超大、特大城市也是中国人居环境高质量建设的标杆区。无论是规划理念、建造标准、基础设施水平，还是公共服务质量，这些城市都起到了标杆示范作用，会成为其他城市争相追随、效仿参照的样板。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可以打个更为高标准的样，可以打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处理的样，可以打出一个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上更综合地实现新旧动能转化的样板。从多个角度来讲，这些地区的示范作用、引领作用、标准参照系的建立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

红星新闻：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超大、特大城市意味着什么？

尹稚：超大、特大城市在未来的发展中面对两条战术性道路的选择。第一条路就是死守中心城区，不断地放大中心城市的规模，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城独大”的现象。因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简单的放量过程，而是一个城市功能的结构性调整过程，既包含了传统城市老功能的升级迭代和支撑平台的不断提升，也包括伴随着新经济、新科技出现，新的城市功能不断涌现。

如果我们仍然走“一城独大”的路，也许可以解决发展充分的问题，但是会制造出更多不平衡的问题。而且这种所谓的发展是在有限土地面积内的、叠床架屋式的发展，可能在获得好的发展指标的同时，伴生大量的大城市病的负面指标。

还有一条战术上的路径可以选择，那就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建都市圈，进而建立更大的城市群。一方面，空间资源的放大会让中心城的发展能级提供与它相匹配的、更大规模、更优质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通过都市圈、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乃至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实现更好的区域平衡。显然我们下决心要走的，是第二条路，这是通向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红星新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这几项战略侧重点如何，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尹稚：作为一个引领性的、汇总性的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涵盖若干个在不断推进的战略，“区域发展”和“区域协调”是这一系列战略的核心词，但不同的具体战略有不同的侧重点。

比如区域重大战略，是一个推动东西南北中地域性平衡为主体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不断推进这个战略，“东部优先”的开放一直持续到今天，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其实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西部大开发的重新审视。最早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的时候，大家更多关注的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产能，特别是工业产能如何向西部地区扩散，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大多是西部地区的简单工业化进程，甚至也有专家学者探讨能不能在西部建设“第二个深圳”，沿着传统工业化向西部地区去延伸开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显然对这个问题有了更高水平的认识。

我们国家胡焕庸线以西的部分，它不仅仅承担着人的生活和生产职能，还承担着相当一部分国土生态安全的功能，所以西部大开发绝不是东部工业化的简单复制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都在西部高地，如果这些地区因为过度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生态问题，那么对整体的水资源安全就会造成威胁。回过头来再看现在的西部大开发，越是在这些地区，越强调生态、生活和生产之间的平衡，而国土生态安全的保护和培育，甚至修复，会变成西部大开发中的亮点，而不是简单的传统工业化的转移和扩散。

红星新闻：其他区域重大战略有何新含义？

尹稚：我们最早谈东北振兴的时候，谈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两年我们谈的是东北全面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形成，有着当年极为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和全球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当年支撑东北老工业基地那些地缘政治原因基本上已经消失，市场在选择生产要素配置的时候，会有全新的逻辑出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本身生产能力的下降，或者是一部分企业的外迁，其实是很正常的，是在新的国际地缘政治、新的市场配置机制下顺其自然的产物，符合规律的产物，没有必要“死磕”这些老工业基地，而应该更为全面地看待东北地区的发展。

那是中国最好的黑土地资源，中国最大的粮仓，最好的、最优质的农牧产品的产出地。它的人均耕地面积很大，用当地人的话讲“可以躺在玉米桔上就实现小康”，通过农业的现代化就可以致富。这是东北可能更为长期和长久的优势所在，那么这种全面转型就不是过去单一看重传统重工业复兴的模式。

此外，还有中部崛起。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这说明中部地区发展的速度还没有达到国家的预期和人民的期望，仍然要对这个地区投入比较高强度的、区域性的、国土级的基础设施，改变现在交通联系相对薄弱、城市之间合作关系相对薄弱的局面，让中部地区发展提速。还有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其实都是区域重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红星新闻：新型城镇化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又该如何理解？

尹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的是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空间发展的格局问题。

发展时段不一样，有些地区仍然处在中心城市加速培育过程当中，有些地区已经进入到都市圈建设时代，而在我们国家最需要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地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大规模投入区域性基础设施、高强度改革跨行政区的治理能力、直接以城市群为抓手来推动这些地区现代化的阶段。

“群”也好，“圈”也好，它的内部是大中小城市的组合，应按照经济职能的垂直分布规律，按照产业链的相关规律，按照产业集群的网络式链接规律去重新思考和选择。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各自既有特色又相互补充，具有市场交换和交易价值的多元化和特色化发展道路，而不要回到用一个标准衡量城市，用一套办法考核城市的教条化发展路径中去。

对于主体功能区战略而言，区域协调不是跨越城市等级之间的协调，也不是跨越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协调，而是生态、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协调，是如何处理好保证国家生态安全，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农业安全，有足够空间支撑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进一步放大和增强大国经济实力。也就是说，主体功能区战略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平衡，生存与发展的再平衡问题。

红星新闻：多项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超大、特大城市应该如何实践？

尹稚：在一系列战略中，超大城市就是引擎和发展核心。它的发展水平和能级直接决定了围绕着它能建构什么水平的现代化都市圈，也决定了其未来可以带动多大尺度的城市群共同发展。

总之，不管是“群”也好，“圈”也好，其中，高水平、高能级的中心城市是不可或缺的。从时序上讲，它一定是先有中心城市的强化，后有现代化都市圈的培育，后面才有现代化城市群的完善和成熟，这是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实习记者 王辰元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