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一场有惊无险的“绑架”

欢迎回来，上期我们通过埃德加·斯诺的记录得知了斯诺此次探寻红色中国成行的原因，知道了那些在当时还是绝密事件的事情。相信你与XX一样对此也很震惊，谁能想到在蒋介石自以为严密的布防下，张学良居然与共产党达成了诸多协议并且双方人员还能随意往来。而那位本以为会与张学良因权力之争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杨虎城也与张学良结成联盟，这“坐山观虎斗”的戏，蒋介石注定是看不成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赶在黎明之前乘坐军用卡车离开了西安府。在军事通行证的魔力下，斯诺顺利通过层层关卡后来到了前线——延安。到达延安后，斯诺安然通过国民党的最后一个岗哨，走过了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

在延安斯诺雇了一个骡（luó）夫，从延安一路把斯诺的铺盖卷、极少的干粮、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由于这一带几年来反复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交替控制，因此斯诺决定一路上乖乖地跟着这位骡夫走，不问任何莽撞的问题。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斯诺来到了一个黄土村落面前。在这里他遇见了当地的贫民会主席刘龙火先生，在他的盛情款待下，斯诺于当天下午4点与一个年轻的向导和一个骡夫再度出发，前往安塞去拜访苏维埃主席毛泽东。

本以为一路上最为惊险的就是在那段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斯诺未曾想到，那时的惊险仅源于地貌的险峻与他自己的假想，接下来的惊险才是真正地关乎生命安危，甚至外界一度传闻斯诺被土匪绑架杀掉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让我们跟着斯诺的记载去一探究竟吧。

精彩选读

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交托给当地贫民会分会主席照料。

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请他让我使用两扇拆卸下来的门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

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什么事？”我问。“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安塞去。”

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找这些所谓土匪的，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

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国民党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

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边区活动。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侵入红区，烧村劫寨，杀戮农民，把农民领袖带到白区去，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

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骡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着绣有一颗金星的天蓝色鞍毯的白马在河边吃草以外，只有他一个人。他手按着枪，等着我们走近，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后者拿出他的路条，简单地说明了我是怎么被交给他的，那个战士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进一步解释。“我是来见毛泽东的，”我说，“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还得走多远？”

“毛主席吗？”他慢吞吞地问。“不，他不在安塞。”接着他看了看我们的后面，问我是不是没有别人。他弄清楚确实只有我一人之后，态度才自然起来。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对我说：“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块到县政府去吧。”

他牵着马在我身边走，我自动地更详细地介绍了我自己，也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的问题。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这一带边境上值班巡逻。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一千多匹马。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岁，当红军已经六年了。

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貌诚实的青年，长得很匀称，红星帽下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的东征山西。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京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万五千人。

两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一个支队，已经派去追击白匪，县苏维埃的委员都已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百家坪去向省里的一位委员报告工作了。姚自告奋勇，护送我去百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候到达。

姚在百家坪介绍给我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我刚刚坐下，准备和他开始谈话，忽然一个束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匹汗流浃背的马急驰而到，跨下马背。他好奇地端详着我。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这段冒险经历的详细情形。

新来这个人姓卞，他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一百多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原来有一个农民的儿童——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县境。据他报告，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是我自己!

卞接下去说：“我马上领了一队骑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时后，我们就看见了白匪。他们都跟随着你”——他指一指我——“离你只有两里地。可是我们在一个山谷中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袭击，俘获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他们的头子和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境逃去。”他简单地报告完毕后，他的几个部下鱼贯走进院子，牵着几匹俘获的马。

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把我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我刚从白党——他们如果在无人地带捉住了我，一定会叫我是赤党——那里逃生出来，仅仅是为了要给赤党抓住叫我是白党吗？

斯诺的担忧不无道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他历经重重惊险来到苏区，如若遇到武断之人他的身份是最易被怀疑的。不过正在他担忧之际，他遇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这位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的人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斯诺问好：“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

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让斯诺顿时明白，面前的这位青年军官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红军指挥员周恩来。至此，进入苏区近两天后的斯诺终于放下心来。在与周恩来交谈后，斯诺便被安顿在百家坪过夜，并约好第二天早晨到周恩来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令部去与之会面。从这一刻开始，斯诺便开始了他的苏区报道工作。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