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卫立煌回归祖国大陆，毛主席亲自宴请，还让他官至副主席

卫立煌可谓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孙中山的卫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与毛泽东是朋友，做过八路军的“上司”，曾是被中共通缉的“战犯”，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一位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贫农家庭，武昌起义时，不满15岁的他加入新军，后又加入湘军，经民主革命人士介绍后，他赴上海加入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的队伍，成为孙中山的卫士，并逐渐升至旅长。

孙中山去世后，卫立煌开始追随蒋介石，他多次与红军作战，通过“剿共”立下不少战功，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但因他未出生于浙江和未出身于黄埔，难为蒋介石信任，只是蒋介石嫡系中的“杂牌”。

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卫立煌与蒋介石一起被扣押，他在听了张学良给他讲了兵谏的目的、经过和提出的八项主张后，他也觉得张学良这样做确实有道理，内战再打下去，中国有亡国的危险，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当时八路军也在名义上归第二战区指挥，这样卫立煌成了八路军的“上司”。

1938年2月，日军集结10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山西南部，占领整个山西。卫立煌指挥所属部队，从正面阻击日军，同时掩护其他部队安全转移到太行、吕梁和中条山脉一带。战斗中，卫立煌的部队被冲散，他本人在八路军的掩护下才脱险。

卫立煌此时想要回到晋南，最稳妥的方案是先西渡黄河，假道陕北，再经西安到河南渑池，再渡过黄河就能回去了。他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赵荣声也建议说：“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

但卫立煌曾经围剿过红军，他的心里存在顾虑，于是随口敷衍说：“我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

赵荣声又劝他：“不需要很多时间，走马观花，在延安参观一两天就行了。和毛先生见见面，听听他的议论。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卫立煌还是下不了决心，此时蒋介石命令他到洛阳开会，他想为了按时到达洛阳，取道陕北自然就成为合法的行动了，他终于决定访问陕北。

毛泽东得知卫立煌将路经延安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特意指示组成一个专门的班子，认真接待卫立煌一行。

对此有一些同志认为卫立煌以前曾打过红军，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现在却要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他们表示不能理解。

对此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不管怎么说，从抗战大局出发，争取卫将军这样的国民党重要将领，对整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将有重要影响，所以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量争取他。”

4月17日，卫立煌前往延安，车到达延安城外时，他发现墙上贴出了很多“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走进延安城后，欢迎的标语就更多。

此时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人已经在路口等候卫立煌了，在他们的陪同下，卫立煌来到了城里的接待处，并在这里见到了毛泽东。

两人见面后后，卫立煌称赞毛泽东说：“八路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我非常敬佩。我这次有机会来延安，当面领教，非常荣幸。”

毛泽东也赞扬了卫立煌的坚决抗日以及与八路军的良好关系，他还说：“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了八路军面临的一些困难，他说：“我们现在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能打敌人？这就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卫立煌表示自己回去以后，一定设法解决。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筵席非常丰盛，毛泽东一面饮酒，一面与卫立煌谈笑风生。卫立煌前阵子在山西遭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生活很马虎，所以对桌上的每一道菜都十分满意。饭后，毛泽东与卫立煌一起合影留念。

毛泽东又邀请卫立煌和他一起散步，在路上毛泽东问他：“卫将军，你说说毛驴上山，开步是先抬左腿，还是先抬右腿？”

卫立煌愣住了，他回答不出来，便说：“俊如是军人，军旅之外的事，知之甚少，请毛先生不吝赐教。”

毛泽东说：“陕北是穷地方，山多坡陡，用毛驴的地方很多，所以就得研究毛驴。卫将军是带兵打仗的人，对日军这头毛驴要多加研究啰！”

卫立煌猛然醒悟过来，他想毛泽东在这方面一定有研究，于是问他：“毛先生之大智，是许多常人难比的，我倒想听听您的高见。”

毛泽东说：“日军这头驴子又踢又咬的，厉害得很啰，我若是和这些日本鬼子对阵，首先要退避三舍，然后抓住它的尾巴，狠狠地在它屁股上刺一刀！”

卫立煌马上懂了，他佩服地说：“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

晚上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晚会节目，毛泽东和卫立煌并排而坐，十分融洽。

卫立煌于次日离开了延安，他虽然只在延安呆了一天，但思想上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私下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习延安的方法。”

卫立煌回去以后，马上写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

但卫立煌分管物资的部下杲海澜看到数量如此巨大，感觉到有些难以执行。

对此卫立煌严肃地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仗打得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除此之外，卫立煌还给八路军送了180箱牛肉罐头、3个师的夏装、50部电话机、1部10门的电话总机和1部20门的电话总机，还有部分医药用品。这对八路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年7月，卫立煌在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后，对毛泽东更加敬佩，他派秘密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找到林伯渠，表达了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但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卫立煌的官阶太高，目标太大，所以他的请求最终没能如愿。

尽管如此，但卫立煌和毛泽东的交往依然非常密切，在1939年至1941年的3年期间，他和毛泽东先后通电60多封，在电报里多次向毛泽东请教抗战的战略和革命理论问题。

卫立煌的这些举动，都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八路军驻阎锡山一位少将高参联络员叛变，告秘卫立煌有“亲共”嫌疑。蒋介石派人调查，虽未确切证实，但终存疑虑，蒋对人说：“卫会打仗，不懂政治。”

1941年5月，蒋介石借口中条山作战失利，免去了卫立煌的一切职务，让他回乡奉养老母。对此周恩来真诚地对他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再次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长期赴美、英、法等国考察军事。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被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蒋介石再次想到了卫立煌，并马上催促他回国。

1948年1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指挥军队和解放军作战。卫立煌知道国民党已经烂到了根子里，即便自己去了也是无济于事，再加上他和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自然不愿意帮蒋介石打内战。

卫立煌到东北后，一方面与蒋介石争夺指挥军队的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按兵不动的原则，固守沈阳等几个城市。

解放军切断了沈阳与锦州之间的铁路以后，蒋介石一再催促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辽西，将主力撤至锦州，然后再退回关内，以避免被全歼。卫立煌则以共军惯于采用“围城打援”之术、国民党军已多次上当吃亏为由，迟迟不肯发兵。

后来当廖耀湘奉蒋介石之命，率辽西兵团离开沈阳去解锦州之围，卫立煌却假借种种理由，就是拖延不给廖耀湘兵团补给弹药和汽油，并对部下说：“看他盲人瞎马怎么走！”

在卫立煌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很快被解放军分割围歼。蒋介石把怒气全部出在卫立煌身上，他在1948年11月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被撤职后，被软禁在南京的家中。12月15日，中共新华社公布了国民党43名“战犯”的名单，卫立煌位列第13位，这个名单帮了他的大忙，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指责他“通敌”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特务对他的监视也有所松动。

1949年除夕夜，卫立煌乘机化妆逃了出来，然后取道上海，乘英国轮船逃到了香港。

1949年2月，卫立煌致信朱德：

“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唯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保护，免受惊恐。”

朱德将信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他马上指示邓小平：“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在香港的卫立煌非常激动，给毛泽东发去了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屡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毛泽东收到贺电以后，向卫立煌回电表示了感谢。

但对于回大陆，卫立煌却一直存在顾虑，所以在香港深居简出了数年。蒋介石为了防止卫立煌投共，曾多次派人来劝说卫立煌去台湾或者出国，但卫立煌始终不为所动。

1954年8月下旬，卫立煌在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后，深感赞赏，他也发表了公开讲话，希望能够尽快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1955年1月，周恩来得知卫立煌讲话的内容以后，感到卫立煌的爱国热情可嘉，在征得多方面同意后，秘密安排卫立煌从香港回到了广州。

毛泽东得知卫立煌回到大陆以后，非常高兴，他建议卫立煌先在广州、杭州、上海等地参观游览。4月6日，卫立煌来到了北京，并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此时两人已经有17年没见，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卫立煌则对毛泽东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

卫立煌回国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

1956年，为统一祖国，海峡两岸进行了一些秘密接触。为此，这一年九月号的《人民画报》上，特意刊登了一幅毛泽东与卫立煌在宴会上并肩而坐的大幅照片，同时还发表了卫立煌写的文章《回到祖国大陆以后》。

卫立煌在文章中写道：“我曾长期误入歧途，今日得到祖国人民如是款待和信任，感愧之情，实难言喻。”

1957年4月16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酒会，欢迎来华访问的苏联代表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卫立煌也应邀参加。

酒会上，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并对他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登出了这则新闻，并以毛泽东所说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作为标题。

卫立煌深受鼓舞，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祖国统一大业中。但遗憾的是，1958年春，他却病倒了，经医院确诊为糖尿病和高血压，5月又并发心脏病，经抢救才脱险。

卫立煌虽然身体有病，但他每天仍坚持听报上的重大消息，为祖国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他还专门给周恩来写信，信中说：

“知道主席同您对我的关怀尤为感谢。我一定加意疗养，决心战胜疾病，以求早日恢复，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病逝世，终年63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1月20日，首都各界为卫立煌举行了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张治中致悼词，张治中说：“他不愧为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