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刚下飞机，就对刘亚楼说：这下可揭穿你的鬼把戏了

毛泽东一生很少坐飞机，据相关人员统计，从建国后到1958年，他一共乘飞机42次，共计156小时8分钟。这对于一位国家领导人而言，实在是少得可怜。因为当时党中央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严格控制毛泽东乘飞机出行，于是火车就成为了毛泽东到全国各地考察的主要交通工具了。

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是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8月27日，张治中和赫尔利乘坐美式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准备接毛泽东去重庆。为了确保毛泽东去重庆的安全，周恩来在这天晚上和张治中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以下共识：

1.蒋介石绝对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2.毛泽东去重庆和回延安由张治中亲自同机接送；

3.张治中答应把自己在重庆居住的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住，同时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8月28日早上，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粗布蓝色中山装，戴着一顶深灰色盔式考克帽，在延安的东安飞机场上了飞机，在飞机的舷梯上，他回头望着送行的人，举起那顶考克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等举过头顶后，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这个动作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和群众亲密无间、正义必胜的信念与风范。

当天下午3点37分，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毛泽东走出飞机时，前来迎接的人蜂拥而至，将飞机围成了弧形。赫尔利不禁对毛泽东说：“毛，简直是好莱坞！”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人民空军1949年11月才组建，飞机性能不够先进，飞行员的水平也不够高，中央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毛泽东也只好“忍气吞声”，每次出行都选择坐火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毛泽东见到中央其他领导人外出视察、出国访问坐飞机轻捷便当、速去速归，他坐飞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56年4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接通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电话，并作出指示：他在“五一”后要南下广州考察，而且要坐飞机去。

刘亚楼感到十分犹豫，一时不敢定夺。几天以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又给他打来电话说：“主席发脾气了，此事看来只能这样定了。”

刘亚楼为了保险，起初准备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却拒绝说：“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两种运输机，伊尔—14的时速比里—2快120公里，但因为装备部队只有半年，使用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还不够全面，而里—2已经飞行了五六年，刘亚楼为了保险，决定让毛泽东坐里—2运输机，并且由他亲自陪同。

刘亚楼把此次飞行的任务交给了专机飞行团团长胡萍，胡萍的飞行技术好，又有执行中央首长专机飞行任务的经验。刘亚楼还对机组人员一一进行了考察，确保此次飞行万无一失。

5月3日上午，刘亚楼来到了机场，他站在集合列队的机组前说：“同志们！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机组人员顿时情绪激昂，深感此次责任重大。

没过多久，毛泽东就来到了机场，刘亚楼向他报告说：“主席，这是一架苏制的里—2飞机，这架飞机机号是8205，已经飞行五年多了，飞机性能很好，请主席上飞机吧！”

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走上了飞机。飞机机舱较小，里面安放了一张床、一个小方桌和十几个座位。毛泽东坐下以后，刘亚楼问：“主席，可以起飞了吧？”

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就坐在这里面上天去，那就飞吧！”

起飞以后，由于空中气流的涌动，飞机偶尔略有颠簸。大家劝毛泽东上床休息一下。他却摇摇头，风趣地说：“没关系，你没感觉到当小孩的时候坐摇篮的味道么?

”这一说使大家轻松了许多。

飞机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毛泽东走下飞机前，对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在吃饭、加油之后，飞机在下午2点从武汉南湖机场起飞，继续向南飞行。当飞机上升到预定高度转入平飞后，毛泽东走到驾驶舱门口，轻轻地打开舱口，微笑着问：“我到前舱来看看，可以吗？”

机组人员兴奋地回答道：“欢迎主席！”他们把毛泽东迎到领航员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毛泽东问他们：“不妨碍你们工作吗？”

飞行员回答：“不妨碍。”

毛泽东又指着驾驶舱里的一个个部件和仪表，一一询问了它的名称、用途、飞行员们一一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飞机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于下午5时左右降落在广州机场。

5月29日，已经回京的刘亚楼接到电话：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广州的视察，准备回京。他立即命令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3架飞机抵达广州。5月30日，毛泽东还是乘坐8205号里—2型飞机，由广州飞到长沙，5月31日从长沙飞到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毛泽东等人在武汉东湖机场等了4天。

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给何廷一打来电话：“北京天气已经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前飞抵北京西郊机场。”

中午12点，何廷一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飞机经过试飞，情况良好，航线上一路晴空，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请主席登机吧！”

毛泽东点了点头，走上了飞机。何廷一乘机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中央首长乘第二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架。

飞机起飞后，向着北方飞去，一路都是平原，气流干扰不大，加上全国禁空让道，可谓是一路顺畅。升至2000米后，飞机保持平飞，领航员到后舱向罗瑞卿报告说：“飞行一切正常。”

罗瑞卿提醒说：“不要麻痹大意，后面的路还长，要随时观察天气的变化，注意发动机的工作情况。”

飞机抵达河北衡水附近时，天气骤变，从西北天际压来的茫茫乌云急剧翻滚，不远处只见大雨滂沱，电闪雷鸣。机组立即向地面报告，但由于雷电干扰，空地无线电失灵，联络不通。在这紧急关头，机组果断地改变航线，避开雷雨区，向沧州方向绕行。

由于气流的强烈干扰，飞机开始剧烈地颠簸，但机组人员一点也不慌乱，大家各司其职，沉着应对，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

但由于飞机和地面失去了联系，在北京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当何廷一的飞机穿过云层降落后，刘亚楼急忙向他询问情况。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何廷一的飞机飞到雷雨云区的时候，已是危如蹈火，全靠飞行员的高超技术才回到了机场。按理说毛泽东的第二架飞机也应在15分钟以后降落，但现在却仍然没有踪影，刘亚楼焉能不急？

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指挥员蔡演威更是急得大汗淋漓，他对着无线电话筒喊哑了嗓子，也没听到空中飞机的一丝回音。刘亚楼再也忍受不住，他冲着蔡演威大吼道：“你快给我联络，一定要联络上，再联络不上，我就毙了你！”

但此刻端坐在飞机上的毛泽东，面对机舱外的雷鸣电闪，却镇定自若。他手中拿着一本英语课本，边读边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飞机上的罗瑞卿和汪东兴也有些坐不住了，毛泽东主动安慰他们说：“要相信机组的同志们，不会有事的。”

刘亚楼等人在万分焦虑下煎熬了40分钟，第二架和第三架飞机终于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平稳地降落到了地面。刘亚楼连忙跑下塔台，冲上去打开机舱门，并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腰里了！”

毛泽东下飞机以后，却握住刘亚楼的手，对他开玩笑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我可揭穿了你的鬼把戏了！”

在这次有惊无险的飞行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从此，火车成了毛泽东到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工具。

1957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要坐飞机去杭州。但气象预报说，这条航线上当天的云量是10个，即飞机将在云中飞行，极可能受到雷雨袭击。

毛泽东到机场后，刘亚楼劝他说：“主席，不巧得很，今天的天气不好，现在杭州那边下雨，航线上也有雨，是否等明天天气好了再走？”

其实刘亚楼心里也知道，毛泽东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毛泽东果然沉下脸来说：“明天？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你去不去我不管，我今天是一定要去的！”

刘亚楼只好赶紧找到机长蔡演威，担心地问：“这种天气有把握吗？”

蔡演威信心十足地回答：“没问题！一定会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飞机在早上8点半准备起飞。刚飞到德州就开始穿云过雾，经徐州时下起了小雨，快到南京时又下起了大雨。刘亚楼时不时来到前舱询问情况。蔡演威向他报告：“杭州周围地区各个备降机场，都做好了让我们飞机降落的准备，我们会尽全力使飞机安全降落到杭州！”

飞机接近杭州时，空中是茫茫的云海，雾霭重重，看不见机场和所有地标。但蔡演威自信而机敏地操纵着飞机，最终成功在机场降落。

毛泽东对此次飞机非常满意，下飞机时，他对机组人员说：“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同志们！”

蔡演威回答说：“今天天气不好，让主席担了风险！”

毛泽东却笑着说：“腾云驾雾，暴风雨中见成长嘛！”

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外出就一直乘坐火车了。但正是有了他亲身对空军的支持，以后空军的飞机机型不断改进，现在我国自主研发的歼—20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相信主席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